文/许 江

    近年以来，中国大学校园之建造呈现出惊人的发展态势。从设计方案及完成状况看，皆显示出同样惊人的趋同性。其中原因颇多，但是深藏其后的主要原因却在于相当多的人们对大学校园所持的功能化理解及其基础上的划一的建设要求。高大的校门，中轴的景观绿化带，中轴线端点上耸立的图书馆，左翼的长排教学大楼，以长廊相连，右翼则是校本部、体育馆等公共空间。校园的一侧，常常有一片面积可观的体育场，其后往往是学生的生活区……大学就这样被规范地规划为数块，被建造成一个整齐分明的空间，一个全然功能化的空间。一个寸土寸金、功能完满的空间，一个没有“空”的空间。

    当代大学校园是无“空”的空间，首先在于它没有“山水”。传统书院依山傍水，得山水之精神，亦得仁智之乐。中国美术学院的前身是国立艺术院，初建之时，并无专门校舍，以一个银元租来白堤上的罗苑作为校址，学子与湖山日夕相伴，得以体味自然之意，从而凝聚、生发出国立艺专绵延伸展的活的历史和心迹。这也是蔡元培先生将国立艺术院设于杭州的立意所在。而在今天，“自然”已被排除出大学校园之外，成为文明教化的“他者”。当然，要拥有一山一水，在今日大学而言何其奢侈？我们今天既不能也不必如传统书院那般寻觅山川幽胜之地。真正重要的是如何在大学建造中重视保持如山水般气韵的营造，给学子们心中留下一丝面向自然的神往和亲近。

    当代大学校园是无“空”的空间，还在于它的工具理性。在现代人的日常理解中，大学一方面是一个知识共同体，它用一种半工业的模式，通过各科系的劳动分工构建起“知识全体”；这个“知识全体”是公器，也是威权；另一方面，大学又是教化众人的学校，通过各系科将“知识全体”分解为学科单元加以传播与讲授，是再生产式的教育平台。前者是自下而上的“上达”，形成“知识全体”的构架，后者是自上而下的“下贯”，形成教育新人的框架。无论“知识全体”还是教育新人，其中的枢纽是学科化，学科的功能化，其中最基本的元素就是工具理性和知识理性。即使是“博雅教育”与“通识教育”，也依然无法摆脱功能化的空间规划和意义影响。

    专业化、工具化只是技术化的外在表现，其要害与基础是一种知识论意义上对于世界的对象化。这种对象化在思想家海德格尔看来也同时意味着“人成为主体”和“世界成为图像”。现代大学的理念与贡献很大程度上在于它确立了一个人本主义的立场与知识体系，这个立场与知识体系维系着一系列“观点”，并形成关于世界的整体视像。其间稍有不慎，就会拘于此一观点、彼一观点，无论彼此，皆是由一点而观，是由人之立场将世界把握为图像，或将世界如图像般对象化。日常德语中有一词Weltbild，是“世界观”或“宇宙观”的意思，而海德格尔却将之用做“世界图像化”，表达人的表象活动把世界把握为“图像”。大学校园的自然之境，无功用的“空”境，正可以消解这种功能主义和对象化倾向。这正是我所说的“望境”之由来。 　

    “望境”是所望之境、望中之境，既是“望”的界域，又是日常相“望”演化而成的意境。古人观山水的意义在于追摹自然和畅发心神，这是一种特殊的望境。山水画宗师宗炳在《画山水序》（我国最早的山水画论）中所说的“含道物，澄怀味象”乃是“与天道精神相往来”。认为山川的形质可作为“道”的供养之资（“山水以形媚道”）。所以，山川便可成为贤者澄怀味象之象，贤者由此与道相通达，与天地精神相应合。此处所说的“道”，实即“精神上得到的艺术性地自由解放”（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从山形水貌中看出它的趣灵，并接受其四时变化的蒙养，感受其中蕴藏的由有限通向无限的性格，可以满足人精神上的自由解放的要求。今天，在自然山川离我们远去的时代，校园山水的意义，是在坚硬致密的学科规训中，在建造物内的漫游与生活中，不断地回望青山。那门、窗、廊是一个个变化着的镜框，那墙、檐、屋、宇也皆可成为人与自然相安的界面。我们在其中朝朝暮暮地与生活的自然照面。

    “望境”是自然之境，也是心境。望境是由望而得境，通过人与山水之间的相对相望，铸造出人与自然共在的界域。这是人在自然中的栖息与安居——这不仅与山水照面，而且与山水的诗意照面；不仅是自然之物境，也是一种心境；不仅是心所面对的境域，而是由心而成就的境域。去年，我院综合艺术系的一位德籍教授上了一堂有趣的摄影课。数十名学生被带到西湖边，闭上双眼，冥会烟波浩渺、山色有无之象。这种无视之观，是一种屏除目之所及的观照，一种“应会感神”，一种非景观化的、以身心相付的亲历和亲证。在这里，我们所触发的不是可分解还原的信息或者可教可学的知识，而是一种生存论层次上的遭遇与经受。遭遇与经受本是经验的原始涵义，而随着近代实证科学的发展，经验中的“经受”因素渐渐隐没，而客观化的“观察”的成分却越来越突出。从作为参与和经历的经验，到作为观察的经验，经验者就从厕身其中转变为置身事外。自然这心—物的交融境域也就由生存论环节被摆置为我们面前的知识论的对象。面对自然的对象化状态，我们更加深切地感到：铸造今日之学子的精要，正在于开启这由心之所安而成就的望境—心境。

    “望境”还是“问境”。望境牵引出的是一番在望与问、眼与心之间的追索与应答。望是一种无限遥远处的凝视，是gaze，也是一种询问。今人总将知识与才能谓之学问，而古人所谓的“学问”中，却已包含着许多“道”理，尤其是相通相生的道理。马一浮先生在《宜山会语》中曾有精彩的论说。他认为：学是自学，需要自己证悟。要知道梨子的滋味，非亲尝不可，必须要“自心体验而后得”。所以“学”要进德修业，积累而成，重在能“聚”，“聚”者博学之。问是问人，迷者问路，病者求医，必存疑惑，发问求解，必须要“变化气质而后成”。所以“问”则解蔽去惑，言下洞然，重在能“辨”，“辨”者审问之。《中庸》说：“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辩之，笃行之。”学与问之后，即是思辨，思辨本是学问之事，学问必要思辨。子夏曰：“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志称笃，“笃”谓安止而不迁，知其立定之所而不动摇。思称近，“近谓不远而可复”，萦绕反复，渐渐迹近。博学而不笃志，犹之未学；切问而不近思，犹之未问。所以，学问之道，思之道。

    在柏拉图那里，教育的本质就是“引导心灵转向”。这个引导心灵转向的过程，柏拉图称之为periagoge。periagoge是将心灵引向超越个别事物的理念中去，使之直面“事物自身”。为此，必须引导心灵一步步向上，从低层次渐渐提升，在这个过程中，使心灵远离可感知的存在，去看真实的东西。以柏拉图的观点，教育与哲学的任务是一致的，都是教导人们面向真实，而抵达真实之途正是一个不断寻求“正确的看”的过程。为此，柏拉图强调“综览”，即epagoge。epagoge就是通过综览整合的方式达到真，因而它常被译为“归纳”，但实际上，它与归纳有相当差别。后来培根所说的归纳法，是从许多经验事实中，通过一系列规定得出结果，其认识对象是规律，而非作为万物之本源的理念。

    值得一提的是，《大学》中作为基础的“格物致知”，也时常被错误地等同于“归纳”。“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明明德于天下）”的序列，可以说是一个由外而内，再由内而外的大道循环。对于这个内圣外王的达道，朱子说：“致，推极也。知，犹识也。推极吾之知识，欲其所知无不尽也。格，至也。物，犹事也。穷至事物之理，欲其极处无不到也。” 他同时也援引程子之说：“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于理有未穷，故其知有不尽也。是以大学始教，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此谓物格，此谓知之至也。”由此可见，“格物致知”是心物之间以“理”为中介的贯通之道，也即万物我心“一以贯之”之道，与全然从经验事实而来的归纳以及系统的对象化研究有根本差别。此处，我之谓“大学”所望、所问者，并非与心灵相对立的外在的自然对象，而是那与心灵共构同化者。正如叶秀山先生所说：“格物”不是一般的“观察”、“研究”，而是指把物放到它应在的“位置”上去。“致知”既不是一般知识论意义上的“认知”，也不是单纯道德意义上的“（致）良知”，而是形而上的“知物”、“知己”；“知物”亦即“知己”，“知己”亦即“知物”。望与问的修养正是在格物致知与诚意正心之间。“问”是心灵的远望，“望”是心灵的叩问。望境是审问慎思、学问相望之境，更是存在的发问与应答。故望境即“问境”。

    望境又是“远境”。中国古代画学中有所谓“三远”，三远之说，首要人在山中，饱游沃看，人的观视不在一点之上，而在游动中，则所得之山，不唯一侧一面之观，然后得全山于胸中，所谓“胸中丘壑”，“一山兼千百山”。得山水者作画，在展纸之间，己心游天外，虽咫尺之距，却如在山峦丘壑之中。这是一种礼、仪，是“祭神如神在”的庄重仪式。画者借此礼，入隽淡的远境，由此而得超越。此远境含三种向度的观测与体味:“高远”者，从山中看山壑，观山高，此上下关系；“深远”者，从前山看后山，窥山背之景，此前后关系。“平远”者，从近山看远山，望远景，此远近关系。此三远总括所得，将山水活化于心胸。 　

    望境之望，将三远的空间向度变为时空相交的向度，自有一番追远、怀远的况味。“深远”者，前山与后山，不仅指“位”之前后，亦含此时与彼时之意；不唯面面观，亦含时时观。“溯”，原有回踪与追深的意思。是故，溯望则回望今昔，融此时与彼此，自有“深远”之意；俯望则俯察周遭形势，自有“高远”之意；瞻望则长眺未来远景，自有“平远”之意。“远”是一种境，“望”是一种远。今日大学之建造，最缺的正是这种远境。溯则深，俯则高，瞻则远。此三种姿态，抚今追昔，切空入时，审势怀远，希望得“远”境之深意，从而造化般地生成一片新家园。

    里尔克在他著名的《论山水》中，不止一处提到山水的“远”。他说：“列奥那多画中的山水都是他最深的体验和智慧的表现，是神秘的自然律含思自鉴的蓝色的明镜，是有如‘未来’那样伟大而不可思议的远方……”里尔克所热情讴歌的，不仅是世界的山水化，更是这种“世界山水”向着人的遥远的回望。这远望带着空灵的翅膀，投向某个未及的远方，又返身回溯我们的身旁。这双向的“远”极大地开拓着我们所说的“望境”，带着自由生长的引领，带着生命的整一而完满的况味。远望之远却不只是距离之远，更不是与人的隔离，而是心之悠远，是由望而生出的澹泊旷达的“远境”，它指示着一种内在的遥远。体味到远，才能有所期待，在期待之中，才能够守其志业。艺术、学术不只是工具，更是贯彻终身、安身立命的人生志业，这一点体现着“大学”之道，也是当代大学建造的精魂所在。 　

    今日大学建造之精髓绝不仅仅是校园对自然景物的容纳，而在于“大学”之道的贯彻。清末民初，国人曾以“格致学”翻译“自然科学”，所造成的后果却是science遮蔽、取代了“格物致知”，“格致”隐没在自然科学的实证研究之下，心—物、理—气的贯通被知识论的实证观察替代，这种理解去“大学”之道可谓远矣。但是，我国现代教育体系以及大学内部的学科系统正是在类似的理解之下确立起来的。其中，数学被划归理科就是一例，且是关键一例。我们知道，数学在欧洲传统尤其在古希腊传统中本是与逻辑学、音乐、修辞学并行的“七艺”，在我国传统中更是与天文学一般关涉着人生、国族甚至自然的命运，是士人必修之学，应和着儒术天心。而在我国目前的学科地图上，数学却与人世隔绝，与逻辑、音乐、哲学再无相干，而成为纯粹的理科专门之学。随之而来的，是数与理的逻辑和命运的割裂。

    在当代艺术教育语境中，“大学”之道的贯彻不必是“内圣外王”的士大夫实践，但必须坚持大学的终极关怀，并作为使命而明确起来，让广大同学们明白起来，在知行合一、体用不离的格局中，对于艺术学子来说就是在品学、艺理、中外、古今的通境中得出一个志向。正所谓“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今日世界文化的一个重要现象，是高科技的发展及其对于今日时代的作用。技术时代的挑战，既是文化发展的契机，也是文化的危机。高科技正在衍生出一种新的文化，这种文化一方面以仿真、虚拟的数字、图像语言，强烈地冲击着传统的视觉表达，以虚拟现实、再造现场、制造幻境，改变着人们对真实的观念；另一方面又以其便捷的生产和传播渠道，改变着人们接受文化的方式和潜在的需求，进而改变整个时代的人的生存方式。技术在谋划和决定着我们今天的生活，这一文化的机缘如此沉重，东西方皆然。

    技术时代的到来，将高等艺术教育放置在教学研究、创作研究和人才培养共生互动、共通合一的格局之中，去面对全球境域与本土资源共生互动、传统艺术形式与新媒体艺术形式共生互动、严肃的都市人文关怀与时尚文化、娱乐文化潮流共生互动等诸多问题。如何面对这一系列的挑战，是当代艺术教育所应深刻思考的问题。 　

    我们一方面应当重视艺术学院教学中人文学科的基础教学，从整体上强化学院作为人文思想传播和研究之所的学术氛围和精神取向。另一方面，我们应重视从上述的三种共生互动的格局来构建环环相扣、绵展互动的链状的艺术学科生态结构。中国美术学院在美术学学科中建立了“人型”的学科链状结构:以艺术史论系为心脏，以中国书画专业为头脑，以油画、版画专业为两臂，以综合艺术为躯干，以雕塑、新媒体为双腿，形成理论与实践相通、传统与当下互动、专业化与综合化并行的整体互动的结构链。在设计艺术学科中建立“球型”的学科链状结构:以设计艺术学理论研究为顶极，以设计艺术基础为底极；从多媒体网页设计与视觉传达设计为代表的“造图”的设计学科开始，转向染织与服装、工业造型、工艺美术为代表的“造物”的设计学科，再转向以建筑、环境艺术、公共美术为代表的“造景”、“造境”的设计和艺术学科，再转向以摄影、影视、动画、网络游戏为代表的新技术、新媒体的设计学科，从而形成一个完整的、积极回应城市化进程中与设计相关的多种社会需求的综合学科链。在上述的两个链状结构中，每个同学都可以一方面根据自我个性开启的需要，形成知识需求的自我拼盘；另一方面将“立定”一点之上，来比较深入地面对艺术的课题，充分开启自身，在“观物”和“观己”的循环过程中，面对“品学通、艺理通、古今通、中外通”的目标。我们的目标不是培养单纯的“绘画机器”和“设计机器”，而是培养掌握了艺术技能、会通艺理的创作者和思想者，培养一个个兼备宽厚专业基础、广阔知识视野和创新意识、兼备求知激情和反省精神、远大理想和奋斗意志的完整的“艺人”，培养那些经受过“大学望境”的陶养，在心中拓展出一片“人文望境”的精神守望者。

    这几年，我院部分青年教师在本科教学中增设了一系列具有文化研究性质的“调研计划”，将“望境”延伸到了一个新的领域。第一个例子是现在正在进行着的“中山公园计划”。这个计划所要“看”的是每个城市都有的“中山公园”。这个包含着民族记忆与国家叙事的“社会装置”在全国各地以不同的形式出现。“中山公园”是一个现代国家的公共空间，也是一个象征性的纪念物，它既是人民休憩之所，又是政治演出的剧场。而对二十世纪的中国人来说，“中山公园”唤起多少复杂的历史记忆。在同学们所呈现的文献展示中，今天的“中山公园”有的成为旅游胜地，有的成为文化馆、游乐场，也有的宛如废墟，已为陈迹。“中山公园”计划既非捕捉现实，又非单纯的“记录”现实，同学们“看着”每天在“中山公园”中活动的人群，追索着往日“中山公园”中发生的事件，这是一种类似“社会学扫描”的观看姿态，是一种穿越时光、刺破历史残像的亲历与省视，更是一种将自身与社会、历史融合为一的特殊的“望境”。

    第二个例子是“眨眼”超短影像计划。由教师和同学们一起创作一系列长度为两秒的短片。通行的影像教学是以传授技术要领为先，然后再进入作业实践。而在这里，教学计划直接将课题涉入人对世界的特定的感受要求中，在那个活的经受层面上遭遇和解决技术的问题。众所周知，摄影将我们的观看聚集、设定在时间绵延中的某个点上，而快照的出现，又使瞬间真正得以现像并进入我们的日常经验。在摄影时代，时间被切碎了，我们得以“看”到时间的切片。透过作为视觉中介的镜头，世界被瞬间捕捉住，凝固成片断式的图像。而在这个计划中，“眨眼”所寓示的“瞬间”被影像视觉化了，学生们试图把握“眨眼之间”所发生的和所见的，并且尝试着用摄像机在“眨眼之间”完成叙事。奥古斯丁说：“时间是什么？你不问我，我还知道；你一问，我竟茫然无所知。”经过“两秒”实验，他们才真正体会到时间的张力以及影像的叙事容量。两秒现身为丰富多彩的时间感受，两秒的故事被延伸到各个方向：两秒的爱情、两秒的死亡、两秒的搞笑、两秒的无可奈何、两秒的惊颤、两秒的恍惚迷离、两秒的漫长与寂寞……在这里，“眨眼”——超出瞬间的一瞬，它不仅仅是凝固，而且也是一种特殊的“望”。在这转瞬之“望”中，把世界保存在它自身之中。在此，新媒体的影像实验似乎应和了康斯泰伯尔所说的“真正的绘画理想”——“从飞逝的时间中截取片刻，赋予它永久而清晰的存在”。

    “清清河畔草，绵绵思远道。远道不可思，依稀梦见之……”“大学”之道作为“望境”、“心境”、“问境”与“远境”，应在大学之中，活化在校园之中，也即活在我们心中。它朝朝暮暮陶养着我们，转化而为我们每个人的人格和心胸，转化而为每个生命的生长与安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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