绍兴一中2009年参加航海模型加分测试的19名考生中，13名考生的家长分别是越城区副区长、市建行行长、市财政局副局长、市交警支队科长、市教育局科长、绍兴一中党委书记、绍兴一中分校党委书记、绍兴一中分校副校长、古越龙山股份公司董事、绍兴汽运集团公司副总、昌安实验学校校长等，其余6名都是教师子女。（《中国青年报》5月15日）

    “冒名顶替”案尚未尘埃落定，“权势家庭子女高考加分”事件便接踵而至。教育公平，作为一个社会的最底线的公平，此刻正面临着极大的信任危机。越城区副区长、市建行行长、古越龙山股份公司董事、绍兴汽运集团公司副总……权力没有原罪，财富也没有原罪，但是看看这些显赫的家庭背景，无权无势者内心的绝望和愤懑恐怕已经无法用语言来形容。

    无论从参与人数，社会影响面，还是性质上说，“虚假加分”事件都要比“冒名顶替”案恶劣，但问题是，前者所要支付的成本却低得多，风险系数也要小得多。首先，操作手段的技术含量更高。因为有高考加分的政策依据，权势家庭根本无需直接介入高考招生制度，只需要操控相关的比赛和测试即可。而这些本来就毫无公信力可言的比赛和测试，在权势面前几乎是不堪一击的。

    其次，参与者包括政府部门的官员，企业老总，以及教育界人士，可谓形成了一个相当巩固的“利益集团”。这既方便了利益均占的实现，也有利于相互间达到攻守同盟，加大了监督的难度。据悉，曾有教育部门同志主动向一些领导干部了解有没有孩子参加高考，并指点此项加分政策的操作流程，运作成功后皆大欢喜。如此肆无忌惮的进行“腐败交易”，一定程度上也说明这是一条相当安全的“腐败路径”。

    显而易见，“三模三电”高考加分政策，更像是专为权势家庭子弟开辟的一条高考“终南捷径”，既无公信力可言，也缺少最起码的管理和规制。正因为如此，北京等国内多个省市都相续取消了这一政策。然而耐人寻味的是，浙江省在制订2009年高考加分方案时虽然也曾考虑过取消“三模三电”项目，但最后予以保留，增加现场测试环节。理由之一是“高考政策涉及千家万户，不可以突然变化、调整”。面对19名加分者中有13名来自权势家庭的事实，教育部门需要回答的是：这里的“千家万户”是否仅指向某些特权阶层？在取消和保留的利益博弈中，到底是谁，以什么样的理由抢占了话语权？

    任何地方都可能存在腐败现象，越来越市场化的教育界当然不能幸免。但可怕的不是腐败本身，而是面对腐败我们有一种深深的无力感。浙江今年参加“三模三电”测试的学生有700多人，食宿自理，每人报名检测费还140元……在这样的利益盘算背后，除了权势家庭，除了教育考试院，除了体育部门，“高考加分俱乐部”的利益链到底还会延伸到哪里？只有回答了这个问题，才能找出高考腐败的根源所在。(吴龙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