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戴梦葵

    我们一直在追求社会的公平，但这种公平不应该是指人与人之间的无差异，因为许多差异是先天性、终身性的，是无法改变的。就象姚明长得很高，是他成为篮球巨星的一个重要条件。一般人不具备这个条件，在一开始就“输”了他一程。但几乎没有人对此感到愤怒，认为姚明可以成为篮球巨星而自己不能是一种不合理不公平的社会现象。
    如果有一天，像姚明这样高耸且球技精湛的人也不能进入篮球队的话，那么人们就要质疑这个社会的公平了。事实上，我们追求的公平是一种机会均等，而非结果相同。因为人的各方面能力是必然存在差异的，这就导致人的行为结果也就必然存在差异。对于先天性差异而导致的结果不同，我想大多数人是可以接受的。但如果一个社会对所有人提供的机会不均等，那么这种不公平一定是为普通民众所反对的。
    据《中国青年报》的消息，浙江省某高中，参加航海模型加分测试的19名考生中，13名考生的家长分别是越城区副区长、市建行行长、市财政局副局长、市交警支队科长、市教育局科长、绍兴一中党委书记、绍兴一中分校党委书记、绍兴一中分校副校长、古越龙山股份公司董事、绍兴汽运集团公司副总、昌安实验学校校长等，其余6名都是教师子女。可能除了教师以外，其他的13名学生家长都可以称得上是当地的权贵阶层了。
    虽然我们现在对高考制度还有许多非议，但不管怎么说，通过这三十多年的实践，对于我们这个人口众多的国家来讲，我们的高考制度基本可以算作是一个比较有效、比较公平的人才选拔方式。许多普通民众尤其是农家子弟，往往通过高考这个机会来实现人生的飞越或者是“跳出农门”。高考成了社会阶层流动的一个通道，成为底层弱势群众展示自我能力走向更高社会阶层的一个舞台。一个社会不怕有不同的阶层，不怕有贫富差距，怕就怕阶层之间没有流动，贫富人群长期固定。贫富差距几乎在所有的国家都存在，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贫富差距是无法消除的。但如果财富、权力凝固在固定人群，成为“世袭”，阶层之间缺乏有效的流动，尤其是下层民众通过自身的努力依然难以跻身上层社会的话，那么这个社会就必然处于危险对立的边缘。而浙江省这起依靠权势取得高考加分的事件，正是打破了社会的均等机会，堵塞了社会阶层之间的正常流动，这就必然遭到民众的强烈愤慨。
    其实，在高考笔试以外附带加分项目本是好事。这本是体现素质教育，打破“一张卷子定终生”桎梏，完善高考制度的一种办法。但好的经为什么总给念歪呢？我注意到，浙江省考试院的一位领导特意解释说，从08年开始，浙江省取消了优秀毕业生的加分，而今年是浙江第一次对申请高考加分的国家二级运动员称号的考生进行现场测试，目的就是把“吹竽的南郭先生”清理出队伍。其实不难理解考试官员们的良苦用心。评定优秀毕业生，是一种比较笼统没有“硬杠杠”的工作，这种形式下“钻空子”确实是比较容易的。而对考生进行现场测试，毕竟有了一个量化的标准，公平性自然会增加。
    但换了办法后，依然出现不公平的现象，被看作是“换汤不换药”。究其根本，是权力没有监督，而不受监督不受制约的权力就必然导致腐败。如果说，通过评定优秀毕业生来加分，权势可以通过送红包、拉关系来获得优势的话，那么通过现场测试来加分，权势们依然可以通过此类办法来获得优势。所不同的是，这种行贿方式更加具有隐蔽性，更加的合法化。据一些知情人士透露，参加航海（建筑）模型要交600元报名费、1.5万元培训费，培训一个月（实际上只是在每周双休日进行），几乎每个人都可以获得前6名的成绩标准。这不是一般民众可以承受的。而且有的家长透露，就算你好不容易凑齐了钱，你家孩子想报名参加也“无门”。这种高考“捡分班”压根儿不向外招生。这种“捡分班”说穿了就是权势俱乐部，首先是要有钱，有钱没“关系”也进不来。
    这种不受监督不受制约的权力集中于一部分人手中，有关人员既是规则制定者，又是成绩评定者，同时还是培训者和材料提供商，可谓“三位一体”。这样，很明显有关人员手上的权力完全可以通过冠冕堂皇的途径来化为利益，不再需要提心吊胆地“吃酒席”、“拿红包”，而是通过培训费、材料费来达到自己的经济目的。
    权势本已是权势，却还要依靠权势来扩大权势、“世袭”权势，这就不得不令无权无势的普通民众异常愤怒了。在暴露这个问题后，我想浙江省的有关部门必然要对高考加分的方案措施进行整改，来平息民众的愤怒，还民众一个公平。但无论怎么改，如果不抓住“无监督的权力”这个要领，即使在变换其他方式后，最后也只会是换汤不换药，民众所追求的机会均等依然无法实现。
    作于09年5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