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6月14日18时45分报道,山西忻州市警方日前破获一起企图利用高科技手段进行高考作弊的犯罪团伙，涉案7人中4人是在校大学生，1人是中学教师。
加上前几天曝光的吉林省松原市高考舞弊事件、贵州六盘水高科技高考舞弊案，这已经是今年披露出来的较大规模的第三起高考舞弊案件了。
考试作弊包括高考作弊近年屡禁不止。但这几起高考舞弊案如此受到社会的深度关注，是因为它所反映出来的种种问题对考生、对家长和老师、对社会都具有十分独特而深刻的警示意义。
对考生的警示：人生重要关头，能否答好两张考卷
每年高考都有新闻，其中关于舞弊的新闻更是万众瞩目的焦点。在这场牵动亿万民众的国家大考面前，千余万考生要展示自己多年辛苦拼搏所学习得来的知识和能力，并通过这场国家大考展示自己的心理素质、思想品质、道德素养，可以说，每年的高考对于千万青少年来说都是一场庄重的成人仪式。
据悉，松原此前就曾经是高考舞弊的重灾区之一，广大考生深受其害，人民群众深表不满。为此，今年该市在高考前做了大量细致的工作，组成了由教育、公安、电信等18个部门参与的高考委员会，主任是主管教育的副市长。除了严厉打击利用现代通讯器材作弊，今年还采集了所有考生指纹，以杜绝替考行为。有的县还拿出几十万元，把所有考场全部安上了摄像头。就是在这种重兵布防、重重保险的情况下，令人遗憾的舞弊事件再次出现，而且情况十分严重，不少考生旁若无人大肆作弊，个别考生竟敢在考场上公然抢夺别人试卷。6月12日上午，松原市政府副秘书长来建华代表市委、市政府首次向媒体作出公开回应：松原市今年高考过程中共查出违纪考生33人，这些考生都已经按照规定受到了严肃处理。
在6月8日即高考第二天贵州六盘水警方破获的高科技高考舞弊案中，犯罪嫌疑人杨某最初的作案动机，竟然是因为他的女友刘某是应届考生，刘某学习成绩不太好，怕高考落榜。
根据教育部的通报，2008年甘肃天水高考舞弊事件中一共发现高考替考考生近30人，主要犯罪方式为“先移民、后作案”，是一起有计划、有预谋的山东高考移民和山东籍考生替考的严重团伙作弊案件。
对于每年都有如此多的学生参与到高考舞弊中间，湖北省襄樊市教科所所长郭强十分痛心。他说，对于每一个青年学生来说，经过十几年中小学阶段的学习，具备了一定的文化知识，思想水平也渐趋成熟，参加高考可以说是一次十分难得的机会，全国每年才有一千万左右的青年学生拥有这宝贵的机会。因此，参加高考就要接受两种考验，既要把自己十几年从学校、从老师那里辛辛苦苦学来的知识和能力向父母、老师和社会做一个真实的汇报，而且更重要的，每一个考生都要通过自己在高考中的表现展示自己的心理素质、道德品质。如果心里想着要作弊、或者有了作弊的行为，个人的道德品质就会大打折扣，他的思想品德这门考试就是零分。抄袭来的分数再高，也是没有意义的。
对家长和教师的警示：培养什么样的孩子，培养什么样的学生
认真分析近些年的几起高考舞弊事件不难发现，一些家长为了孩子能够考上好一点的大学，一些老师为了自己的学生能够桃李满天下，经不住魔鬼的诱惑，抛开了正常人的道德感和价值观，甚至于把党纪国法置于脑后，自觉不自觉地放松了警惕，参与到了作弊队伍中间。
在今年松原舞弊案中，扶余县两名女教师向考生出售高考作弊用的接听、接收工具27套,涉案金额40余万元。其中一名教学水平很高的教师，为了自己的女儿不惜铤而走险，堕入深渊难以自拔。
今年忻州高考舞弊案中，我们又看到了四名大学生和一名人民教师的身影。在2008年山西高考高科技作弊案中，始作俑者张某竟然是大学毕业不久的一名村长助理，参与其中的还有几名大学在读学生、大学音乐教师、中学负责人和中学政治课教师。2008年甘肃天水高考舞弊作案团伙成员中，也包括了山东省阳谷一中教师魏某、甘肃省天水市六中教师蒋某等人。
松原高考舞弊案经曝光后，一位已经参加工作的松原籍人士十分难过。他形容自己当年参加高考的经历是噩梦般的记忆。原本以他的成绩第一年考上个名牌高校应当没有任何问题，但在考试过程中自己的试卷被另一个考生抓走不还，监考老师则熟视无睹，致使他当年泪洒考场，只好复读一年。他说，如果监考老师能够履行职责，而不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也许就不会有这样的遗憾了。
“有那么多家长本着帮助孩子的善良愿望参与到高考舞弊中间，特别是承担教书育人重任的教师也参与其中，是一件十分可怕的事情，它严重地危害了我们这个社会原有的一些基本的道德底线和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高如辰认为，从古至今，科场舞弊案就不曾中断，它反映的是传统文化中不健康的成分，是对中华传统美德的颠覆和挑战。在历史的长河中，舞弊行为都是污泥浊水，历来为人们所不齿。今天竟然出现了父母以金钱和权力用不正当手段为孩子前程违法乱纪，还有的考生因为不敢抄袭而被家长埋怨为胆小鬼，真是颠倒了是非、善恶、美丑的标准。高考舞弊对世道人心的破坏和正确的社会价值观的污染难以估计。
河南省教育科学研究所高培华研究员谆谆告诫考生家长和老师，孩子的路最终要靠自己去走，家长和老师适当的扶持是合乎世情人心的，但千万不能忘记应该给孩子怎样的帮助。如果帮助孩子在高考中作弊，无疑是为他今后走上错误的人生道路吹去了一股强劲的歪风邪气。培养什么样的孩子，培养什么样的学生，为人父母者、为人师者不可不慎。
对社会的警示：警惕不法分子对青少年的毒害
松原市政府副秘书长来建华介绍，高考结束前，公安机关相继破获兜售高考作弊器材或利用现代通讯工具传递高考答案的案件14起，抓获犯罪嫌疑人34人，收缴窃听、窃照、无线语音发射装置683套。
在贵州六盘水高科技高考舞弊案和忻州高考舞弊案中，我们也能看到一些犯罪团伙和不法分子隐秘而活跃的身影。忻州警方的审讯查明：早在今年2月份，4名大同大学体育系学生就已经集资购买了6台发射器、25台接收器，准备在高考开考后向购买者发送考试答案，已有20人购买了整套设备或接收显示器。而贵州六盘水高科技高考舞弊案的犯罪嫌疑人杨某，也是早在今年四五月就已经和犯罪团伙接上了头。
对于历次高考舞弊的涉案人员，相关部门都进行了一定处理，有的还受到了法律制裁。广东省电白县原教育局局长陈建明2001年因高考舞弊案被判处有期徒刑8年，虽然陈建明并没有被送到其户籍所在地依法监管，逍遥法外长达8年之久，但广东省茂名市公安局2009年5月19日通报称，5月16日下午2时许，民警在电白县岭门镇某果园里终于将陈建明抓获。松原市前任招生办主任李文秀于今年4月份因保送生涉及官员子女被停职。乾安县此前一位主管教育的副县长和教育局长因为高考招生问题被停职，一位副局长被追究刑事责任。2008年山西高考高科技作弊案主犯张某，被判处有期徒刑两年。
虽有利剑高悬，仍有不法分子敢于昧着良心，前赴后继地从事犯罪勾当，诱骗涉世不深的考生和善良的家长、老师落入圈套。今年这三起高考舞弊事件发生以来，广大家长和人民教师纷纷对那些败坏社会风气的不法分子予以强烈的抨击。
上海交通大学教授熊丙奇接受记者采访时说：“高考舞弊屡禁不止的根本原因在于利益的存在和纠结——家长望子成龙的利益期待，作弊者不劳而获的利益妄想，老师因评价机制而产生的利益，以及不法商人对经济利益的追求。各种既得利益交织，必然使得高考舞弊日趋严重。”
谈及高考舞弊屡禁不止的原因，中央教科所研究员程方平认为最重要的就是监管不力，在技术方面则表现为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因为有利益，而很多与利益相关的制度都有问题，再加上法律失灵，所以当可能获得的利益远远大于对他的惩处时，就会有人铤而走险，以身试法。”程方平说。
根除舞弊，还社会一片洁净的天空
程方平、熊丙奇都认为，高考舞弊最直接的危害是对公平的践踏，更重要的是其本身就破坏了教育的成果。当家长、老师、政府官员和领导都参与到作弊中，整个诚信体系就受到了致命挑战。而教育的本质是什么？是对学生人格的塑造和培养，如果在教育中公然允许舞弊成为获取成绩的正当手段，那势必冲击道德、法律体系。
一位退休中学校长义愤填膺地说：“高考就是一把社会公平的标尺，它决定所有人在起点上的公平。那些舞弊的人危害的不仅是诚实守信、公平竞争的考生的正当利益，葬送的不仅是当地的社会形象，更重要的是对首次正式接触社会的考生影响最大、最坏，给他们上了一堂非常恶劣的社会课。对目前正在学校拼搏苦读的学生也是一场十分深切的伤害，会集中地把我们社会中丑陋的东西推到他们的眼前，击溃我们十几年学校教育的成果，在他们的人生道路上树立一个恶魔般的‘榜样’。”
自松原舞弊案暴露以来，的确有许多人受到了极大的打击。一位考生在6月8日结束考试之后悲愤难抑,在网络上留言：“这场考试让我对这个社会有了更深刻的理解……真的很无奈，真的很想哭。”
在对松原高考舞弊案件的拷问中，许多家长都认为，要彻底解决高考舞弊行为，应当尽快推出《考试法》，从法律上对高考舞弊的相关行为进行界定，同时大胆改革高考制度，完善高考形式。教育部考试中心一位负责人就曾表示，到目前为止，我国教育考试方面的法规尚不健全，对作弊人员的处理手段还缺少法律依据。比如，有些人进入考场窃取试题向外输送。对这些人员的处置，我们却缺乏法律依据。
熊丙奇还提出了他认为最能解决现实问题的两条办法：一是建立包含家长委员会的考委会。监督考试，家长的作用很重大，这是利益相关者的监督；二是对招生制度进行改革探索，具体而言，就是招生名额不是按省划拨，而是按地市分配，这就真正避免了以升学率为标准进行的考评，因为各地招生指标不同，学生的录取情况也就没有可比性了。现在，地市之间的比拼就在升学率，如此一来，政绩因素取消了，也就改变了地方政府对考试舞弊的纵容。“当然最根本的改变，还是考试制度的改革。如果不是一考定终身，作弊的基础也就减少了。”熊丙奇说。
程方平还把目光投向了文化制度建设。他直言道：“只要考试制度存在，就会有舞弊事件发生。”他同时认为，只要社会文化制度建设力度够，希望通过这种非法手段取得收获的人就会放弃这种妄想。程方平还提到了北京一所学校在学生中推行免监考试的意义，他说，法治的作用是刚性的，更多的力量应该来自比如诚信的自觉建立这种软性的东西。
郭强认为，彻底根除高考舞弊需要有关部门切实加大监督管理力度，用严刑峻法惩治亵渎国家大考的行为。同时，要教育学生以真实的成绩考上大学，这样对别人是公平的，从长远来看对自己也是一种公平；将来走上社会，不管你去哪里生活工作，具备真才实学才能得到社会的认可。靠舞弊跨进高校大门、占一点小便宜，只能使自己背上沉重的道德负担。青年学生初入社会，还是应该多一些正气，少一点邪气，应该做到“哪怕浊浪滔天，我自清风明月”。 （郭扶庚 丰捷）
[光明日报 2009-0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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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高考令世界感慨
全世界最大规模的升学考试，又一次在中国上演并谢幕，光考生就950万人，相当于欧洲一个中等国家。它肯定是中国目前最平等的竞争舞台，但历年来国内外对它的批评却极其尖锐。全世界了解和不了解中国的人都认为这样的高考太过分了，但没有一个人能明确地告诉我们，在中国的现实下，除了这样的高考，我们能用什么办法保证教育资源分配的公正。中国的高考太轰轰烈烈了，它从一个很特殊的角度，向世界展示着现代中国。
中国高考以“残酷”闻名
对中国高考的很多批评属于浅层的不理解，比如，很多外国人的第一感觉就是“残酷”，因为这样激烈的竞争他们过去没见过。韩国庆熙大学中国工商管理科主任教授姜栽植深有感触地说：“我在中国看过高考，简直就像一场‘战争’。”美联社6月7日挑了个极端负面的例子，描绘中国考生在高考前承受的巨大压力，标题触目惊心：《自杀：中国学生的压力标志》。
从委内瑞拉来北京留学的埃雷娜常听中国同学说起他们中学时的生活，觉得“太辛苦了”。在委内瑞拉，很多人从幼儿园到高中都是在同一所学校上的，中间不用升学考试。高中毕业后也有一个申请高校的全国性考试，但通常他们只用不到半年的时间为这场考试做准备。埃及爱资哈尔大学中文系主任阿齐兹告诉记者，跟中国学生比起来，埃及学生太幸福了。他们没有高考制度，理论上任何一个中学生都可以上大学，只要通过在高中最后一学期的统一考试；如果通不过，还有三次补考机会，再不济也可以上比较差一些的大学。
据美国教育部官员介绍，美国也没有统一的高考，仅有一项全国统一的水平测试SAT，这项考试在上中学时就可以参加，而且一年可以考7次，学生选择自己最满意的一次成绩寄送大学。在美国的SAT考场上，看不到像中国那样硝烟弥漫的紧张气氛。一位定居美国休斯敦的华裔母亲日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她的女儿参加SAT考试时，怎么报名，怎么准备，甚至她哪天参加了考试，“我这个做母亲的根本就不知道！”
但是，一位曾留学美国的中国学者并不觉得这样的差别值得大惊小怪。因为世界上没有完美无缺的考试制度，压力大了固然会出现一些问题，但压力与成绩往往是成正比的。论基础知识的功底，中国学生就总体而言无疑是世界上最优秀的，美英学生难以望其项背。至于委内瑞拉、埃及那样的国家，他们的学生水平更无法与中国学生相比。
英国教授评高考制度
还有一些批评是带有分析的，但分析的材料显然离中国的现实太远。英国工程院院士、布鲁内尔大学副校长宋永华教授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认为中国高考制度存在以下不合理之处：
第一，一次统考定终身。他说，中国大学只按分数线取人。在英国高考分两次，而大学申请表上还有初中毕业会考的9门成绩，此外，还有学生自传，包括为什么对所选专业感兴趣，有什么业余经历等；另附老师的推荐信，这样可以较好地考核学生的整个中学阶段。
第二，中国现在实行的是统一试卷，文、理科分别是3+X，科目设置太单一，无助于多种人才的培养。英国学生高考有很大的选择，一般从27门课中选出3门主课，再选2门不相关的副课。3门主课的组合很灵活，个别艺术类的甚至可以不选数学，选择IT、音乐、美术等。虽然每个学生只学3门，但集合起来，适应了不同学科广泛的专业需求，同时，学生的个人兴趣和能力也得到了重点培养。
第三，在填报志愿上，中国学生压力很大，因为如果第一志愿不保，就会差别很大。英国申请大学时可以报5—6个志愿，可能会同时接到好几所大学有条件录取的通知，学生再从中挑选。
这位教授的话不无道理，英国高等教育体制确实有值得借鉴之处。不过，这些体制要搬来中国很困难，因为中国每年的考生也许是英国的几十倍，如今一场高考就需要动员全中国几乎所有的中学和大学教师力量来组织，如果要实施英国式的细致的录取程序，短期内并不现实。
高考指挥棒压制人格成长
高考不改，应试教育就不可能有大的改观。宋永华教授说，中国发展需要多种多样的人才，现在中国的中小学教育都围绕着高考指挥棒转，培养的都是应付考试的能力，不能满足社会需求。曾在北京教过英语的美国人克里斯也说，在中国的学校里，最常用的一个词就是“记住”，学生要记住单词、公式，老师要记住模范教学法……这限制了学生的思维，很多学生的才气早在他们走入高考考场之前就被抹杀得一干二净了。
高考制度对人格成长的负面影响，也是学者们不约而同提到的一个问题。姜栽植教授认为，分数第一，容易造成人性的扭曲。中国的年轻一代几乎都是独生子女，家庭“望子成龙”和“社会只讲高学历”的氛围，助长了学生“以我为中心”和“分数至上”的心理，容易自私自利，成为“有头脑，但无感情”的人。曾在武汉当过英语老师的美国人杰夫说得更重，他认为高考的压力使学生们“灵魂上的伤口非常深”，结果是中国学生考试作弊的现象非常严重。很多中国学生，其中包括很小的孩子，都有一种要“成为人上人”的想法，而这种过度的自我中心主义使他们无法成为真正的人才，因为现在绝大多数跨国组织都需要团队合作的精神，中国学生恰恰缺乏这一点。
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学终身教授陈志武说，他刚刚看到一则新闻，说中国七成高考学生为提高成绩而服药：“这说明他们承受的压力太大了。通过这种模式培养出来的大学生只能是某个专业的机器人，而不是健全的社会人。”宋永华教授也说，在这种压力下追求升学的过程，造成这代人长期处于焦虑状态，一些大学生失恋或遇到小挫折就自杀，反映了他们心理的脆弱。
高考也有它“刚性的公平”
尽管有种种弊病，但接受采访的不少学者也认为，作为一种施行了多年的制度，高考的存在有其合理之处。宋永华教授说，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大背景，就在于中国高等教育资源的短缺不可能在短期内解决。新加坡教育界一位人士也认为，因为人口多，中国高考的竞争激烈是很难摆脱的实际国情。他介绍说，跟亚洲许多国家一样，新加坡的教育也是典型的“精英教育”。与中国不同的是，新加坡在中小学就实行分流制度，学生们根据考试成绩的优劣，分为几个等级，小学时的分班在一定程度上就决定着人生走向。他说，这种方法的好处是能够重点培养优秀学生，普通的学生可及早学习一技之长，但相比之下，中国的高考更人性、更公平，因为18岁是更成熟而有能力决定自己命运的时期，过早的“分流”，对学生的心理易造成不良影响。
陈志武教授认为，中国目前的高考制度之所以难以改变，是由中国的现实大环境决定的。因为目前中国社会的诚信度不高，公办大学受监督的程度不够，所以一旦放开高考制度，降低分数在录取中的重要性，就很难避免徇私舞弊、弄虚作假或通常所说的“走后门”的情况。高考的分数线虽然很“刚性”，照顾不到考生的方方面面，但毕竟这是一个可以严格遵循的“标准”，给来自不同家庭、不同背景的学生带来了可贵的“刚性”的公平竞争机会。
阿齐兹教授说，中国的高考制度尽管很残酷，但从另一个角度说，中国学生往往会珍惜这样来之不易的机会。埃及学生进了大学后就是在“混日子”，相比之下，中国多数大学生真是在学习的。
比别国更多的升学就业压力，独生子女家庭的焦虑，以及传统的金榜题名的情结，这些也许都是造成高考这项制度在中国长盛不衰的原因。宋永华教授说，其实，要改革高考制度，首先应该改变整个社会对人才评价的标准。这得从根上做起，首先应着眼改变中小学的教育制度和理念，致力于培养有独立思考、创新思维的、自信的、对自己和社会负责的人，从而彻底摆脱追求升学率的怪圈。
[环球时报 2009-0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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