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sciencehuman.com 科学人 网站 2009-07-23
尽管教育部三令五申，严禁高校及其主管部门在高考招录工作中放宽录取政策或降低分数，湖南省教育厅却于今年5月公然发文，要求省内普通高校在本科招生时照顾录取教职工子女。由于这一做法严重破坏教育公平和社会公正，经媒体曝光后，引起社会舆论一致声讨。
据记者了解，往年高校录取新生过程中，就曾有“高校教职工子女可适当降分”的潜规则。去年4月，湖南省专门向社会宣布取消这一不成文规定，然而仅仅事隔一年就死灰复燃。
不可否认，近年来我国高校教职工的辛勤工作对教育事业发展贡献很大，但是对他们的鼓励应该通过薪酬激励等方式来体现，而不应该转移到他们的子女身上，更不应该以损害其他考生的利益来损害教育公平。
根据湖南省教育厅下发的文件，湖南省内普通高校教职工子女报考父母所在学校，且上了该校所在批次的最低控制线，就能优先录取。这就意味着，许多原本可以顺利进入大学的考生将被挤在高校门外。在我国现行高考制度下，每一分、每个机会都可能改变一个考生和他所在家庭的命运，因此这样的“照顾录取”是极大的社会不公。
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标志，而高考招录公开公正又是教育公平的重要体现。为了防止高考招录出现违规操作，教育部专门出台的文件可谓汗牛充栋。教育部新闻发言人曾于2006年8月25日明确表示，坚决不允许某些高校降分录取本校教职工子弟的现象发生，对违规录取的问题，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决不姑息；降分信息必须向社会公布。但是，作为地方教育监察和招生管理部门，湖南省教育厅非但没能成为大部分考生信息知情权和公平竞争权的维护者，反而成了其利益侵害者。
目前许多高校的录取工作已经结束，那么到底有多少高校教职工子女是被照顾录取的，又有多少考生因为这一政策而无缘大学之门？当记者22日带着这些疑问前往湖南省教育部门时，有关负责人却三缄其口。
高考招生录取不仅关系着千万考生和家庭的利益，有关部门要好好地查一查“照顾录取”到底照顾了谁，还有多少这样的违规行为破坏了高考招录环境。
新华社记者 姜琳 黄兴华
(新华社长沙7月22日电)
[北京日报 2009-0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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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大学为何再次发生“马加爵现象”
笔者在高校执教24年，深知高校管理与社会管理中存在的大量漏洞互为因果关系。因此，笔者也发出一份“社会建议书”，请整个社会想一个问题：是谁降低了高校的幸福指数？
3年前云南大学发生在校学生马加爵故意杀人案，近日该校又发生了在校学生张超抢劫碎尸案。针对案件发生造成的恶劣社会影响，云南省高级法院向云南大学发出了《司法建议书》，认为“此种现象虽有其客观性和社会性，但学校的教育、管理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7月22日《都市时报》）
就其个案来说，云南大学在管理上存在严重过错，司法机关有权发出司法建议书，笔者丝毫不想为学校辩解。但是，笔者在高校执教24年，深知高校管理与社会管理中存在的大量漏洞互为因果关系。因此，作为大学教师，笔者也发出一份“社会建议书”，请整个社会想一个问题：是谁降低了高校的幸福指数？
所谓幸福，就是我们能够自由把握外在世界对我们自身价值及能力定位的善意且充分的回应。因此，幸福是主客观的统一，其实现取决于我们所在的特定时空条件，取决于我们自身的心智和感悟，取决于我们的得到或者放弃。而高校的幸福指数既取决于自身，更取决于社会。
在许多人的想象中，高校应该能够自由的思想、自由的生活。但是，实际情况确是在现今的高校里，世俗化较重，清格独标、蹊径另辟的地位和品格曲高和寡；物质化较重，万人景仰、终极快乐的精神家园已经一去难返。在这样一个不幸福的环境中，依附于高校的某些老师和学生，也渐渐失去了责任、关爱、自由等高贵品质。
据报道，建议书发出后，云南大学迅速采纳相关司法建议，并已按照建议进行了一系列积极整改，如实行多项措施对学生实施严格管理，强化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等。
任何一所高校在墙上、在纸上、在网上、在嘴上，都有大量的管制制度。因此，云南大学对这份司法建议书的反应是高调的但不是高贵的：我们缺失的不是对学生简单的管理，缺失的是让高校及其师生感到身心幸福的那些东西。从这种意义上说，我们更多地希望改造这样一个充满压力、焦虑、危险、愤怒的环境，以提高高校的幸福指数、成就心智健全的优秀人才。
□刘小冰（学者）
[新京报 2009-07-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