策划／《中国改革》编辑部

　　采写／《中国改革》记者 韩 雪 蒋卫武

　　火热的八月，高考的硝烟正在离我们远去。然而对这几乎关系到13亿民众每个人切身利益的话题，讨论依然如火如荼。

　　2009年高考前一天，教育部发出“五项禁令”，但随后的“吉林松原高考群体舞弊事件”清楚的告诉世人，当教育官员、巡考、监考、甚至是同考场的部分考生都被买通时，禁令就是一纸空文。同时又发生“重庆民族加分造假事件”、“罗彩霞冒名顶替案”等，这一切将中国的教育体制改革问题再一次推到公众眼前。

　　当“一切为了高考”成为中国教育的目标后，我们得到了近乎残酷的结果：大学形成严重的等级制，高等教育的所有竞争都围绕在掠夺前端经费、土地、师资、生源，教育缺乏生机，学术腐败频发，课程设计与社会需求脱节，这种机制下培养出的学生若不实习几乎就成了废品。

　　两个月前，本刊曾刊发《教育改革十批判书》，引起各方人士的极大关注和热烈讨论。而共同的呼吁是：教育已到非改不可的时候，教育改革的关键在于体制改革。

　　93年前，蔡元培到任北大校长，采用“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实行“教授治校”的制度，提倡学术民主，带给国人一个建“世界一流大学”的梦想。北大百年校庆时，27岁即受蔡元培先生之邀成为北大最年轻的教授、被称为“当代经济学家之父”的百岁老人陈翰笙说过一句祝福的话：“我希望北大办得跟从前一样好！”

　　“办得跟从前一样好”，就需要用体制改革让教育重焕生机。

　　相对现在行政垄断的教育制度而言，建立自由教育制度应当是改革的方向和目标。

　　袁绪程：教改应借鉴经改

　　30年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功已成为共识，从这个角度透视，教育体制改革是可以从经济体制改革中吸取有益的经验和教训的。

　　经济体制改革可以概括为，“一个目标，三个层面，四个阶段”。如果将其套用在教育体制改革上，目前教育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

　　经济体制改革之初，至少就“改革派”而言，目标是明确的，即经济的市场化。但教改搞了30年，目标仍然模糊，教改向何处去？“彼岸”在哪里？至少是缺乏共识的。我曾经提出，相对现在行政垄断的教育制度而言，建立自由教育制度应当是改革的方向和目标。我这里说的自由教育制度是指约束或规范出资人自由办学、教师自由授课、学生自由择校择课的一系列规章制度。

　　相对于“三个层面”的经济体制改革，在教育体制改革领域，第一个问题就是教育“价格”和办学机制。教育是一种特殊的服务型产品，它提供的效用——“知识”因人而异，难以直接评价，因为传授知识的教育归根结底是“育人”。但教育的“成本”则是可以计算的。同时，教育又是一种外部性很强的产品，是缩小人与人的能力差异性和收入差距的“公平”的源泉，历来被社会和政府所重视，甚至被当作公共品来生产。因此，不完全按照市场机制来办教育就应运而生。其中不足以收回教育成本的免费和低价收费的学校只能靠社会捐助和财政补贴来维持运转。这就是当初的大学都是由公益性团体和政府来办的根本原因。然而，此类非营利性学校往往因为“公费”而缺乏效率，这就给按市场价格收费的营利性学校提供了生存的机会，并迫使非营利学校进行某些市场化的改革，这就是近年来美国等西方国家教育改革的趋势。概括地说，美国等西方国家教育体制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公益性的半市场机制，即非营利性的自由办学机制，人、财、物投入按市场价格计成本，产出则不完全按市场计价，这类约占学校90%；另一类是自由的市场办学机制，即不论投入和产出都按市场计价的营利性学校的办学机制，这一类约占10%。应当看到，不论是否营利性，出资人在办学上都是自由的。就我国现状来说，法律和政策都不允许营利性学校存在，不承认学校的营利性(但无法杜绝变相的营利性)，不能利用市场机制配置资源。不论是公办还是民办学校的办学都不是自由的，既无生产者主权，也无消费者主权，仍然处于行政垄断的状态。

　　第二是关于建立与自由的办学机制相适应的宏观教育监管体系问题。现在的教育管理部门集“管、办、评”一身，学校仍然是政府教育部门的“附属物”。改革的方向就是放权和分权以及转变职能，也就是将教育的“主管部门”转变为行业性的监管部门，主要是将公营学校“产权”的代理职能、教育的社会管理职能(教育的规划、规则制订、监管等)与微观的教育管理职能(办学、入学考试与录取、学科与课程设置、授课方式、毕业制度以及供产销人财物的管理等等)相分离。改革后的教育部门最终成为规则的制订者、监管者和裁判者。

　　第三是关于建立自由教育的微观主体问题。经济体制改革，在事实上说明了微观组织——市场意义企业的再造先于市场规则的成形。正是有了成千上万的市场生产者或交易者，市场经济才不可逆转。当然，自由教育的微观组织的再造要难于微观经济组织的再造。因为除了利益障碍之外，还有意识形态的障碍，以及政治安全等方面的考虑。此外，市场意义上企业的再造的组织规则相对单一，而自由教育的机构则适应两种以上的规则。比如营利性规则，非营利性规则等等，这就增加了改革的难度。

　　从逻辑上看，与经济体制改革一样，自由教育的微观主体的再造可以从三方面考虑：首先，通过下放教育自主权和分权的方式，改造国有学校，使各类国有学校成为真正的相对独立的教育主体，并按照国有资产管理法律以及非营利性学校相关法律进行登记和管理。

　　其次，大力发展和改造民办学校。正如当年民企的兴起促进了国企的改革一样，民办学校的兴起、发展、转制或改制也必将促进国有学校的改革。民办学校应当转制或改制为不同类型的学校。转制改制至少有四种组合：非营利性的社会资助性的学校、非营利性的公营(国有)学校、营利性的股份制学校、营利性的独资学校。

　　最后，大力引进外资，举办中外合资或外资独资学校。引进外资的“开放带动改革”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最为成功的经验之一。我们是否可借鉴其经验，通过引进各种不同的办学资金，开展不同类型(营利性和非营利性)学校的试点，推动教育体制改革及自由教育微观主体的再造呢？这是值得认真考虑的。

　　与经济体制改革一样，教育体制改革也可分为四个阶段：恢复和探索阶段，从1978-1992年前后开始恢复上世纪六十年代的体制，就大学而言可以称之为蒋南翔模式，但对新教育体制的探索没有停止；然后是“放开搞活”的教育大发展阶段，大致从上世纪九十年代至今，被称为教育的“产业化”极大地刺激了教育的供给，缓解或结束了教育短缺的局面，甚至局部出现供大于求，即结构性的过剩。近年来，大学毕业生的就业严重不足既折射出行政化的应试教育的弊端，也突显结构性的泡沫问题，它昭示着教育体制改革——即第三个阶段教育体制转型阶段的到来。第四个阶段就是确定和完善自由教育体制。

　　从经济体制改革的经验看，教育体制转型非常艰难。它不仅受制于利益的博弈，而且取决于最高当局对于意识形态及政治安全的考量。它需要时机和条件，但一切改革都应准备预案，况且从理论(理念)的提出到政策制订及实施至少有3-5年的滞后期。提出教育改革战略的“山寨版”也许恰逢其时。

今天在谈教育改革时，特别需要借鉴上世纪八十年代体制改革的经验，以教育体制改革为核心。

　　杨东平：教育体制改革是核心

　　关于对现行教育的批评或者批判，民众可能有比较多的共识。中国的教育不适合社会发展的现实，摧毁青少年，培养不出优秀人才等等，问题之多、之严重、之复杂，已令各界忧虑非常。国家启动《教育改革与发展中长期规划》制定工作已经进入后期。这个规划完全由教育部主导，不像医改方案有一个民众参与和博弈的过程，结果如何尚难估测。但教育改革真正的希望还是在民间，靠自下而上的多样化生长，靠教育理念的逐渐更新，靠基层教育改革的探索，逐渐为整体性的教育改革奠定基础，创造条件。但整体性的改革究竟何时到来，我们仍在艰难呼唤。

　　今天在谈教育改革时，特别需要借鉴上世纪八十年代体制改革的经验。那时启动的体制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教育体制改革、科技体制改革并驾齐驱，中央同时颁发了三个体制改革的“决定”，而不是让经济改革一枝独秀。这在今天看来是非常有远见的。那时明确地把体制改革作为核心，突出强调体制改革的重要性。从现在的情况看，我们把改革的精力集中在课程、考试上，当然这些需要改，但体制改革更应该是教育改革的核心。

　　我们建议以推进体制改革为中心进行教育改革，这其中体制改革包括五个方面：

　　第一，建立服务型政府和新的教育治理结构，国家对教育的管理主要应该是服务而不是管制。所以，应该把权力下放给地方和学校，这是一个基本概念，也是世界各国的基本趋势。然后建立一个新的教育治理结构，改变由政府单方管理教育的格局。这两点包括信息公开、政府问责、决策科学、发展民主化。

　　第二，向地方赋权、向学校赋权，这点对教育体制改革的意义尤为重大。1922年“五四”以后的第一个新学制，有一条方针就是“给地方留有伸缩的余地”。教育是来自基层的，不应该是高度统一化，由中央政府号令天下的。城市和农村面对的问题完全不一样，用一个规范去约束各地的教育，肯定是不合理的。因地制宜对中国这样的大国特别重要，微观活动应当主要由地方和学校决定，其实也就是温总理非常强调的一点，教育家办学。

　　第三，建立一个竞争性的高等教育系统。中国的高等教育问题是顽疾，国外政府主要管理义务教育，对高等教育过问甚少。八十年代的教育改革是从高等教育改革开始的，其具有很强的示范性。现在的高等教育，主要问题就是官方化、行政化，遏制学术自由、学术本位的管理理念。同时，高校“千校一面”，追求硕士点、博士点、重点实验室，而不是各按其位，在不同方面满足社会的需要。这主要是单一评价模式的后果，高考本科评估备受诟病之处正基于此。

　　第四，构建一个开放、灵活的职业教育体系。职业教育虽已受到中央重视，但现实中还面临很多问题，其中之一就是教育局办学。职业教育与普通高中不同，其直接面向经济市场、劳动市场，风险更大，成本更高。用教育行政部门办学的模式不大可能成功，必须以企业为主体，面向市场。职业教育管理体制改革，被很多人看成是教育体制改革的突破口。职业教育既重要又薄弱，放松对职业教育的管制包括降低门槛，使其能够从需求入手，因地制宜，灵活发展。

　　最后，是教育教学层面的改革。教育的目的在于每一个学生的自我实现，用这样的目标来取代学历主义。当然，这就需要一种具体的制度化操作，主要就是考试制度和评价制度改革。如果仍然以“升学率”、“分数”作为唯一标准，那么“以人为本”的教改目标将很难实现。在这个层面上，录取制度的改革颇为重要，其是扩大高校选择权的有效途径。是否可以让高校在统一入学考试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个性化要求？在评价学生、选拔学生、录取学生上给高校比较大的自主权。

　　当然，这样民众会比较担心教育公正的问题，高校自主权增加会不会同时也增加了高考腐败？对此我的设想是，首先高校自主招生必须有作为“门槛”条件的统一的“学业能力水平测试”，达到这一标准的才能进入自主招生。另外，用改革的方法促进改革，在允许高校扩大自主权的同时，高校必须首先进行改革，拿出一套能够保障录取公平的制度性办法。如全程信息公开、组成第三方视察团等等。只有进行了前期改革，主管部门才会赋权。这样是不是可以改变因担心腐败，而无所作为的局面。

　　明确方向，制订规划，放权开放，建立机制，双轨探路，重在用人

　　徐景安：教育改革应遵循24字方针

　　当初经济改革启动是基于对整个国民经济形势的判断。文革以后，国民经济处于崩溃边缘，但还是认为莺歌燕舞，形势大好。邓小平认为，中国和发达国家的差距不断扩大，不是20年、30年，可能是50年了。这是启动改革的基本判断。现在对于教育形势，教育主管部门也认为形势大好，以在校生规模为成就。但过去是60%的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现在一流大学80%都找不到工作。这不能全怪罪于经济危机，我们的教育不能培养出适用人才，这是教育追求数量、规模，不求质量、品质而产生的危机，有可能演化为社会危机。企业生产的产品不合格，是企业的失败。教育培养不出适用人才，是教育的失败。

　　教育领域在拨乱反正中倒退，在改革开放中逆行。文革结束以后，来了一场拨乱反正。经济领域确定了以市场为取向的经济改革。而教育领域在拨乱反正中停留在恢复教育，向五十年代教育回归。结果教育领域在考试第一、分数第一的应试道路上越走越远。

　　我认为，进行教育体制改革应遵循24字方针：明确方向，制订规划，放权开放，建立机制，双轨探路，重在用人。

　　明确方向。教育从政治性、行政性、工具性转为人文性、公共性、学术性。教育是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服务的，应以学生为本。教育是一项公共服务，是政府应尽的责任，不是政府的特权，不能由政府垄断。教育是心智、思维、智慧的开启与训练，需要自由与创造，不允许压制与管制。

　　制订规划。根据改革方向与目标，确定实施的步骤。中央多次作出教育改革的决定，但都没有相应的实施规划，必然流于空谈。可借鉴经济体制改革的经验，制定总体改革规划和年度改革规划，保障改革有序推进。

　　放权开放。教育改革从向学校放权，向社会开放起步。学校是教育的主体，由校长治校、教师治教。办学主体向社会开放，符合条件都可以办学。办学资金向世界开放，允许各类资金投入教育。

　　建立机制。放权开放的前提是必须建立约束机制，办教育毕竟与办企业不同。办教育无法实行质量三包，必须由政府与社会承担监管责任，并发挥专家的作用。教材编写、教师资格、校长人选、职称学位都可由各类专家委员会来评审。学校决策由出资方与社会人士组成董事会承担。教育行政部门进行宏观管理与微观监督。

　　双轨探路。教育改革是一个大系统，不可能一揽子全面起动。保留老的一轨，用新的一轨探路，是经济改革的成功经验。可以选择如民办教育、职业教育，选择某类地区、某类学校如贫困地区或富裕地区以及有条件的学校，进行试点，摸索经验，逐步推进。

　　重在用人。一个不想改革的人会找千万条理由拒绝改革，一个想改革的人会千方百计探索改革。教育改革就是要依靠有改革意识的人去推动。选择有改革意识的老师去当校长，有改革意识的校长当教育局长，有改革意识的局长当教育厅长，有改革意识的厅长当教育部长，教育改革就能打开局面。

我所追求的目标是现代教育，是以人为本，坚守公平，促进被教育者心智健康发展、能力提高以适应当代社会需要，引领时代不断进步的教育。

　　罗崇敏：教育本末倒置，非改革不能解决

　　中国目前的教育本末倒置，众多问题非改革不能解决。

　　我们一直提“减负”，减负其实涉及到减轻学生的学习负担、心理负担和经济负担。这其实是减家庭之负、学校之负、社会之负、民族之负和国家之负。这不是大道理，我们在教育上所做的无价值的劳动，导致了学生心理的扭曲、教育品质的下降、教育人格的异化、教育制度的变形以及教育观念的落后。

　　我在云南省着力推进了生命教育、生存教育、生活教育的“三生教育”，通过对教育观、教育体制的反思来实现改革。其根本在于回归教育本质，实现教真育爱，也就是教育者和被教育者都要追求真理、认识真理、为真理而奋斗；要做学真知，见真情、知真事、做真人、做真事；要用自己的爱心去爱万物。这样的教育必须具有人本性、公平性、开放性、法治性和现代性，缺一不可。现代教育必须以本土化行动、国际化视野，现代化目标来推进。这就必须在体制机制上进一步改革和创新，使现代教育付诸实践。

　　这样的体制改革，首先包括办学体制、特别是办学主体的改革。办学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一种不同所有制形式的办学公平，公办教育、民办教育、股份制教育等有教无类，平等竞争，共同发展。云南教育的基本矛盾是人民群众接受教育的需求和教育机构所能提供的教育机会之间的矛盾。突出表现为云南教育资源总量小、结构不合理、质量不高等问题同时存在。为此，云南省委省政府下发了大力发展民办教育的文件，从社区办学、办学投入、税收管理、办学贷款等多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措施，变革办学体制大力发展民办教育，利用市场的手段把民办教育的资源做大做优做强。

　　第二， 是抓办学管理体制改革，包括两个方面，即政府对办学机构的管理体制以及办学机构内部的管理体制。现在外部管理体制不顺，内部管理体制不活，严重影响了办学效益和办学质量。我认为，通过改革，政府对学校的管理，应该只体现在法治和方针的管理(使学校依法办学贯彻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对学校主要领导的公开选拔和监管、对学校办学质量和效益的评估，以及对学校办学经费的拨付等四个方面。学校内部的管理活性机制则包括人事管理、分配体制改革、教学管理体制、科研管理体制和后勤管理体制等五个方面。其中，人事管理改革要实现教职工身份的社会化，用什么人由学校自行决定，这也意味着打破了大学行政化的趋势。深化这五个方面的微观改革，激活机制。

　　第三， 是抓办学国际化体制的改革。建立开放的、国际化的办学管理体制，通过留学生的派出和引进、教师的学习和交流、科研项目的交流与合作，提高国内教育的国际化水平。前段时间，我曾到北美地区与三个国家的学校签订了合作协议，打破国界把国内的学生送到各国去学习，培养既具有国际视野，又富有爱国心的新一代。

　　第四项改革是学校的后勤社会化改革，把非义务教育学校的后勤服务剥离出去。

　　目前社会上对教育比较关注的几个问题，我们的改革也都有涉及。比如说， 针对论文抄袭等现象，我们主张让各学校根据教育部的规定自行决定。这只是基本规则，我们更追求一种实实在在的效果，包括教授职称评定等问题，我们需要一个公开透明、完全由专家评选投票决定的方式，实现教育监管。云南省教育厅在赋予学校办学以更多的自主权方面做得比较好。比如中考的命题权，原来是全省统一，现在改革后就放在地、州，名副其实给学校更多的办学自主权。

　　我们在教育方面另一个比较重要的改革是，云南省省委做出决定，对省内十个院校的党委书记和校长职位向社会公开选拔。作为教育厅党组成员，为省委的决策提供服务，我履行职责做了一些事情。其实，类似这样的改革之前也有，但仅限于教育系统内部。实践证明，公开在全省范围内面向全社会进行高校书记和校长的选拔任用是正确的。

　　改革的过程中， 也需要多方面多角度的考虑，使得改革能得到最大程度的执行。比如某些学校的书记和校长在工作岗位上兢兢业业十余年，但由于年纪偏大、学习思维和方法也有一些陈旧，应对笔试和面试的难度比较大，在考核中必然面临淘汰。于是，我向省里报告给予其副厅级待遇，依然在学校的其他部门继续工作。尊重和肯定历史，保持连续性的同时还要有一种人文关怀和换位思考，来实现改革的持续性，获得最大程度的支持。

　　实事求是的说，公开选拔出的书记和校长非常珍惜机会，他们大部分是年富力强的中青年。他们最明显的是有激情、有能力，同时还有压力，这为云南教育领域一系列的教育改革增加了很多助推力，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政府要坚定地履行公共服务的职责不能推卸，但体现政府具体职责的事务可以委托。

　　尹后庆：政府履责下的放权改革

　　在讲到教育行政改革之前，我要先提出一个概念性问题供每个人思考，那就是教育是否真能实现理想意义上的均衡？在我看来，无论发展到什么阶段，教育总是有阶梯性的。从高等教育来看，清华北大不可能全部满足13亿人口的需求；从义务教育来看，只要社会观念不变，家长们还希望将孩子送到最心仪的学校，那么择校中产生的权力择校、腐败等问题就很难解决；更遑论在城乡、各城市间存在巨大经济发展差距的情况下，实现全国教育的均衡。

　　现在社会上有一种观点，为均衡师资力量，提议让一定区域内的所有老师三年轮校轮岗一次。但我们可以设想一下，一所没有文化积淀和传统的学校，校长不是核心，教师来去匆匆没有团体感、无法对学校的文化深入认同，这样的学校怎样发展？因此，我们绝不能将复杂的教育问题，用一把简单的尺子来度量所谓的均衡，并试图用这样的舆论来引导教育政策。

　　我在浦东新区有四年的时间担任社会发展局的局长，教育和卫生都受此机构主管。我清楚的记得，那时在医院方面政府财政投入只占12%，而在教育投入里财政占75%。现在医改进行的如火如荼，但从那时来看，卫生就要比教育在市场化方向上走得更远。

　　浦东在教育行政体制方面推行改比较早，改革措施归纳起来其实只有两条，首先政府把该管的事情管起来，坚定地履行公共服务的职责，绝不推卸。政府怎么履行职责？首先是承担全部义务教育的责任， 让家庭收入水平不同的人群(孩子)都能享受到基本的义务教育；其次，将学前教育、高中阶段教育定位在准公共服务上，也就是在教育成本上可以由家庭承担一部分，只要政府财力允许，社会有这种需要，政府应该逐步提高在学前教育、高中教育(包括职业教育)阶段的投入比例。按这个思路，上海在义务教育方面，95%以上的资金由政府提供，个人支付非常少；学前教育方面，在全国学前教育在整个教育支出比例占1.3%的情况下，2004—2008年五年里，这个支出比例从8.4%提升到9.1%；高中教育方面也是如此。政府履行公共服务的职责本身也是一种改革，卫生改革方案和教育改革应该体现这个精神。

　　接下来一个问题，政府财政投入后是不是就能办好教育。在政府管理过程中，除了履行政府职责外我们还要考虑教育谁来干？不是政府亲历亲为才能体现政府的职责，政府职责不能推卸，但体现政府具体职责的事务可以委托。以此为基础，我们在浦东改革中，培育起一批专业的教育管理机构，由它们来承接政府的一部分事务。以此来提升教育管理的效率。浦东新区城市化地区只占土地的四分之一，但教育的四分之三就是集中在这四分之一城市化地区。随着人口的增长和城市的发展，剩余四分之三的地区城市化后，如何将教育资源辐射出去？建立非政府、专业性的管理机构，政府对其进行委托、购买其服务，实现优质教育资源的扩展，特别时用委托管理方式实现部分薄弱学校重组，效果明显。

　　那么政府如何培育和扶持这些非营利、专业性的第三方机构，怎样保证它的非营利性，政府与其在法律上是什么关系，第三方机构渐增后政府用怎样的机制去委托和监管，怎样拨款、评估等等，这里面充满着制度创新和探索。

　　总结多年经验， 我认为目前政府在教育行政工作上的指导思想应该从管理走向治理。我记得曾经有一名中学生在上体育课时突发心脏病死了， 家长认为学校有责任， 并带人到学校与校方发生争执。这个学校建立了由家长代表组成的学校家长委员会， 委员会开会讨论否定了学校的责任， 直接平息了事件。我们应该认识到， 在今天政府如果用权力方式监管整个教育体系， 很多矛盾无法解决。政府管理人员不能站在“ 我来分人财物” 的管理角度， 政府固然可以分配手中的人财物资源， 更要重视制度资源的利用。提高民众对教育的满意度， 应该用治理的方式， 也就是设置一些制度和机制， 实现对教育的监管。

　　实际上，这样的改革就是政府放权的过程。浦东的教育改革，政府部门能够放权去做的原因其实正是为了适应教育和社会的发展。

　　首先，在上海，七个孩子中就有一个在浦东新区上学。作为主管部门的社会发展局，只有90个编制，教育处只是其中之一。可就是这个人员编制非常少的教育处，要面对全区400所学校。同时，浦东的文化积淀其实远不如中心区，要促进这样一个地区教育的快速发展，政府只能用改革的方式，运用政府财力购买第三方服务，这样的改革是“形势所逼”的必然。

　　其次，现在推进改革也许会受阻于部门利益，但对于教育行政部门的领导来说，如果将民众对教育的满意度和上级主管部门对行政效率的评估，都作为考核标准，那么改革的动力问题亦能找到来源。

　　目前教育问题难以及时纠正，缺乏有效监督的原因之一就是教育督导为部门内监督，缺乏公信力和权威性。

　　胡平平：教育需要独立的监督体系

　　中国的教育质量到底如何，决策者的心中底气是不足的。我2007年被教育部从安徽借调到刚成立的教育部基础教育质量监测中心，成立这个中心的目的就是了解全国基础教育质量的整体状况，以及影响教育质量水平的各种相关因素。

　　像这样的监测中心在全国有三家，除了这个质量监测中心，还有上海教科院的基础教育监测中心，它将全国各地教育统计数据，包括财务报表、事业统计等汇总录入，进行清理和分析。还有一个基础教育监测站，设在中央教科所，负责定点联系全国72个具有代替性的县区，根据国家的需要不断收集这72个县区的各种数据，分析全国的教育情况和问题。

　　这一路走来，我对整个教育改革发展过程中发生的一系列变化深有感触。在教育迅猛发展的今天，义务教育管理体制上升到以县为主的管理，全国2800多个县只有27个县还没有普九，但现在也还存在着许多问题，矛盾丛生。比如义务教育在一些中西部农村普及的基础非常脆弱，巩固和提高的压力仍然很大，很多地方的办学条件达不到合格的标准。根据2007年的统计数字，全国大概50%的小学，25%的初中办学条件不合格。

　　大中城市的择校问题突出，农村义务教育阶段进县镇择校的问题也开始凸显，有些学校甚至达到了万人的“巨型化”水平，这个现象中部地区尤为突出。实行以县为主的教育体制管理，但相关制度不配套，多部门管理政策交叉。中小学财务统归到财政部门管理，特别是农村学校我们甚至看不到一张学校的财务报表，相当一部分学校的校长不清楚年度的资金管理和使用情况，财务的混乱使得管理和监督难上加难。

　　我认为， 教育行政体制的改革首先要实现教育管理和教育评价相分离，国家应该建立一个与教育决策、执行部门互独立的监督体系。适当的时候要成立国家教育监督局，完善整个国家的教育监督体制。目前，很多教育问题难以及时纠正，缺乏有效监督的原因之一就是现有的教育督导虽然挂有国家教育督导团的牌子，但实际上都是教育部门内的一个机构，监督依然是在教育系统内运行的部门监督，缺乏公信力和权威性。

　　我认为，应该按照国际惯例，建立一支专职的教育督导队伍，同时不断队伍的专业化水平，把现有各级教育督导团改革为教育监督局，建立对各地方政府履行教育职责的监督评价体系、对学校的督导评估监督体系和教育质量监控体系，创新机制，建立教育监督报告制度，从体制上确保教育督导的客观公正，科学和权威。

　在某一领域投入极深，而忽视更广泛的做有思辨能力的公民的机会，那将是耶鲁的失败。

　　陈志武：美国的教育不是为了考试，而是让人有头脑

　　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面对很多挑战，现在提的较多的是要把中国建设成为创新型国家。建设创新型国家为什么艰难？产业结构升级为什么难以实现？原因当然包括法治制度、产权保护及国有制问题，但也与中国教育体制的改革问题紧密相关。

　　从历史来看，产业结构的变化与教育方式、教育理念和教育结构的变化总是相辅相成的。如从某种意义上，科举考试对于专制的农业社会是行得通的。在“小政府”的专制统治中，当官的也用不着宏观调控经济。

　　时代前进， 教育也应与时俱进。在日本、韩国和中国变为世界工厂前，几乎所有的美国州立大学和工程学院都侧重于技能型的工程系科。但经济发展促成了教育的全面转型，目前美国服务业占GDP的85%以上，美国教育体系已经转为侧重通识教育，培养通才。也基于此，耶鲁制定的对本科生的培养理念是：如果学生在大学从耶鲁毕业后，在某一领域投入极深，而忽视更广泛的做有思辨能力的公民的机会，那将是耶鲁的失败。

　　产业结构升级绝对是受教育约束的。中国的教育则侧重硬技术，由此产生的人才结构，使中国即使想实现从制造业到服务业的转移也非常困难。从上幼儿园到读研究生，中国教育一直强调死记硬背应对考试，强调看得见摸得着的硬技能。科学和工程几乎被所有家长、老师所认同，这样的教育体制使中国差不多也只能从事制造业。建立创新型社会必须侧重思辨能力的培养，也必须重视综合人文社会科学的训练。只看重硬技术、偏重训练工程思维，这样离开市场和人性的研究，难以建立价值。

　　为了支持以服务业为主的创新型社会，美国在小学、甚至是幼儿园时期，每年都会安排涉及科学、一般人文社会、语言方面的课程，每门课程完全由授课老师决定教材和内容。以人文社会课程为例，可能先是重点了解亚洲不同国家的历史和现状，然后是非洲、拉美等等。从幼儿园到小学，讲的深度会慢慢上升，但差不多每年或者每两年就会绕着五大洲讲一圈。但就是这种非常广泛的了解，从小培养了美国孩子“全球化”的视野与思维。

　　在美国， 思辨能力的训练自幼儿园开始就是教育的重点。具体表现在两方面：其一是课堂表述和辩论，老师给孩子们很多表述的机会，让他们针对某个问题各抒己见或辩论。其二是科学方法的训练，多数校区要求所有学生在小学四、五年级掌握科学方法的实质，这不仅为学生今后的学习、研究打好基础，而且为他们今后作为公民、选民做好思辨方法论的准备。而现在为止，我接触的一些国内博士研究生、甚至科学家，从他们研究、思考和做论文的方法上，很难看出他们理解科学方法的本质。

　　美国的教育不是为了考试，而是让人学会思辨，培养头脑，避免被愚弄。思辨能力的培养，让学生听到任何话都自然去怀疑、审视，然后去寻找证据证明这个话逻辑上、事实上或数据上是否站得住脚。这种习惯看起来简单，但却是培养自主思考非常重要的开端。同时，还能够把思想表达得很清楚，给人以足够的说服力。在目前，中国经济社会转型、产业结构升级、创新型国家建立等多方面愿望和渴求迫切时，实现这种教育转型尤其重要。

　　高等教育大规模发展带来的可能不是社会科技和生产效益的全面提高，而是社会性的过量教育和就业困难。

　　我对于高校的教育改革的建议就是：“做中学”、“产学合作”和“国际化”。

　　查建中：比利时，学以致用才是标准

　　据麦肯锡对89家跨国公司的调查：5年内，在中国约28万家外企需要75万大学毕业生，约占同期中国大学可提供优秀人才的60%。未来3年，跨国公司在中国需要7.5万名能在国际环境下工作的高级管理人才，现在中国只能提供3到5千人；中国每年需要软件人才50万，并以每年20%的速度增长，但中国大学每年只能提供20万名IT专业合格毕业生。与此同时，2009年全国有700多万大学生正经历“就业寒流”的袭击。

　　这反映了我们的教育与社会严重脱节。大学的定位应该是为职场培养合格人才，把毕业生就业能力通过就业率和就业质量的测评准确反映出来，再与职场需要的能力对比，把差距反馈到教育过程中进行调整，才能逐渐接近目标。如果不把就业当作教育改革的重要环节，我们一定办不好教育。不对毕业生就业人才市场进行评估或评估不准，或在就业率统计中注水造假，都不能找出正确的改革措施来纠正教育的偏向，甚至会误导教育改革的发展。

　　全球最大的农业机器制造和供应商JohnDeere公司中国总裁在“北京机械工程教育论坛”中评价中国工程师时指出，中国工程师缺乏实践经验，对于企业文化接受和认同慢，缺少决策的能力，缺乏交流技巧，英语表达不流利，工作效果差。中国拥有庞大的工科学生数量和很高的工科学生比例，拥有世界上最广大的优秀工科生源，但中国的高校培养目标脱离社会需求，轻视就业能力的培养；在办学机制上，中国的工科高校大多是“关门办学”，缺乏产业和社会的沟通互动。

　　我对高校教育改革的思路分为三点，即“做中学”、“产学合作” 和“ 国际化” ， 将教学方法论、办学机制和人才培养目标有机统一起来。

　　“做中学”只有通过产学合作的办学机制才能全面地实现，学习的目标成果必须符合产业要求，做的“项目”来自产业，而不是学校实验室。教师或可邀请产业工程师任教，通过“做中教”实现“做中学”。同时产学合作也需要以“做中学”的方法论加以实施，学生的能力只有在实践中得以实现，产业的评价才是符合社会需求的。

　　比利时的GROUP T大学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所大学尽管不是名校，但它的毕业生90%都能达到国际化标准。衡量标准之一就是毕业生在跨国公司找到工作并且获得好评。在GROUP T大学的第一年是通识教育，所有人都学习基础课程，不分专业；到第二年，会根据自己的喜好选择实习的公司企业，在企业里会有工程师进行指导；在学生毕业答辩时，也是由学校的任教老师及企业的指导工程师共同举行。真正做到学以致用，而不是用分数评价将高等教育引向“学以致考”的误区。

　　学生国际化教育的本质是按照国际标准培养人才，包括国际产学合作，使学生具有国际产业经验；在校园里建立国际化教育环境，培养学生国际视野、了解多元文化、与不同国家留学生交流沟通；国际交流合作，使学校和教师形成国际化视野、能力、水平。这样的改革思路同样适用于人文科学领域，其一样需要与社会现实相结合，以推动社会进步为目标，需要学生具有务实精神，不能脱离实际。

　　中国本科工程类专业毕业生中仅有1 0%达到跨国公司用人标准，印度为25%，发达国家如比利时高达75%以上；在国际竞争力排名中，中国的科技人员总数名列前茅，但获得合格工程师的百分比则非常靠后。

　　由此可见，在中国过剩的并不是人才，而是人员。这一现实应该成为高校改革的推动力和目标指向。

　　高等教育大规模发展带来的可能不是社会科技和生产效益的全面提高，而是社会性的过量教育和就业困难。

　　萧今：可借鉴香港的免税助学经验

　　美国实行十二年义务教育，以其体现社会公平，让每个人有机会与能力来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与目标。免费的义务教育需要强大的财力支持，但联邦政府不为各地的学校提供资金，各州政府的支持也只占学校经费很小一部分。各地学校的经费主要由学校所在的社区，即学校所在的村镇城市通过征收房产税来提供。

　　在高等教育方面，美国在校大学生共计1800万人，其中就读公立大学的占80%。州政府财政拨款在许多公立大学资金来源中的比例已越来越小，社会筹资的比例在增大。如在迈阿密大学的预算中州财政资金仅占资金来源的15%，这个数字在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仅为12%，科罗拉多大学则只有9%。虽然名义上还是公立大学，但相当一部分学校越来越依赖于社会的各种资助。　

　　香港的大学在这方面也有所体现。香港鼓励捐款的免税制度异常发达。良好的法治基础及建于其上的信用制度，使香港推行了捐款自动申报制，政府根据个人申报的捐款数额返税以鼓励个人和企业捐助教育。这种经验可供学习。比如鼓励民间办学，不一定非要民间办学校，可以采用捐款免税的制度，鼓励地方企业家捐款，为当地成绩优异的贫困学生提供奖学金。这是更具可操作性、也更长远的办法。从长期发展来看，过度依赖政府补贴不利于学校良性自主发展。

　　教育的最终目标是为了推动社会发展，使每个人都可以参与政治经济生活。这样一来，我们就必须提出一个问题，是不是只有正规教育才最重要？全球化进程中，人力资本投资被视为提高企业竞争力和国家经济实力的一项重要策略，人力资本也是决定社会群体和国家经济分化程度的一项重要因素。正规教育一直是众多国家人力资本投资的重点，但长期的调查及数据分析证明了一个结论：我们过度夸大了正规教育的作用。过度强调正规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大规模发展，带来的可能不是社会科技和生产效益的全面提高，而是社会性的过量教育和就业困难，从而导致社会性的经济低效益。

　　英美的教育学家在电子技术刚应用于生产时，就指出继续教育和终身教育的意义，即随着人口平均寿命增长、社会变化加快、知识和技术更新的周期缩短，一代人在一生中会经历几次重大的社会变迁，这是从未有过的现象。快速发展的社会要求人有工作和生活的充分能力，一种包括知识、技能和观念在内的综合素质。只依靠青年时代接受的正规教育，就不足以应付一生中接踵而至的社会冲击和技术变化。中国过去20年的发展，就是现代社会本质一个明显的例证。

　　面对社会进步的挑战， 各国的教育政策都开始趋向于在职培训和成人教育。最近，经合组织对六个成员国的成人教育发展动向进行了一项调查，发现成人对学习的不断需求和为成人提供教育机会的机构， 都呈“ 悄然无声的爆炸状态”。先前位于教育体系边缘的成人教育，已成为向社会提供教育的主要机构，也是目前教育改革需重视的要点。

　　为国家制订适当的教育目标和教育投资政策并时时客观地评审这些目标政策，是政府和教育机构不可忽视的工作。但政府和商界往往急于得到大量优质的高技术人力资源，草草制订不切实际的教育政策；家长们为了使孩子夺得进入现代社会的“优等门票”，也早早的将孩子推进竞争重点学校的漩涡中。这些矛盾需要我们理性地进行厘清并正确引导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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