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张国摄

    当这篇偷来的论文提交到学界之时，“作者”显然没有意识到，一枚定时炸弹也就此埋下了。

    一年之后的今天，64岁的武汉理工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2009年院士候选人周祖德教授的声誉，正受到它的威胁。

    虽然，它的读者很少，而在有限的读者当中，也只有少数人明白它的来历。

    不过，抄袭的发生，的确是明目张胆的。

    真相

    2008年12月在汕头大学举行的第二届全国智能制造学术会议上，与会的60多位学者领了一袋会议资料。其中有一张光盘，里面收录了49篇会议论文。

    题为《使用双馈感应机器的柴油发电机》的英文论文，排在30号，第一作者是属于“211工程”的武汉理工大学校长周祖德，另一作者为周校长的博士生谢鸣。

    按照学界惯例，大会很早就面向同行征文，3月至8月接受投稿。30号论文，是在8月提交的，很快被接收，收在华中科技大学电子音像出版社赶在会前出版的光盘版会议论文集里。至此，一项新的研究成果以会议论文的形式发表了。

    对于“在国内外重要学术刊物和学术会议上发表论文300余篇”的周祖德教授来说，这只是在他丰富的作品目录中增加了新的条目。本次会议的49篇论文中，周祖德、谢鸣名下的就有3篇。

    但这篇以机械动力为研究对象的论文，给师徒二人造成的影响，比预知的要强劲得多。

    地球另一端的智利科学家罗伯特·卡迪纳斯（R o b e rto C ard e n as）对中国青年报记者断言：“这篇是我们的论文的删节版。”

    卡迪纳斯现为智利圣地亚哥大学教授，最大的跨国学术团体“电气电子工程师学会”（简称IEEE）高级会员。他的论文，发表于《IEEE能量转换汇刊》。

    2008年3月发表的这篇论文，题为《使用双馈感应机器的风力－柴油发电机》，由智利麦哲伦大学、圣地亚哥大学和英国诺丁汉大学的5位科学家完成。

    5个月后，周祖德、谢鸣在中国提交了类似的论文。两者标题仅有一词之差，“风力－柴油发电机”改为“柴油发电机”。篇幅上，国外版超过12页，国内版不足5页。

    经过对比，卡迪纳斯说，二者的实质性区别，也只在于篇幅。

    他指认，周、谢论文中的所有图表，都与自家论文中的一模一样，绝大多数是智利实验室中得到的实验结果。周、谢论文中的所有方程式，都与自家论文中的一模一样。

    许多段落也如出一辙。“我和我的一名同事撰写了大部分内容，我认得出自己的写作风格。”罗伯特·卡迪纳斯说。

    因正文做了删减，周祖德、谢鸣在文末列了8篇参考文献，恰是原始论文所列25篇参考文献的前8篇。

    总体而言，删减者显得太过粗心和急迫，但在“创新”过程中，他们有时也做得小心翼翼。

    例如，在卡迪纳斯等人设计的风力－柴油发电系统图表上，右侧是包含一个风力叶片的风能系统，但缩编过的论文里，随着“风力”的消失，叶片也不见了。

    从8月投稿，到12月结集，抄来的论文轻而易举瞒过了全国智能制造学术会议组委会。

    暴露

    可就在会议前夕，它露馅了。组委会打算评出几篇优秀论文，向业内期刊推荐。会议论文定为A、B、C三等，A等11篇、B等28篇。这篇论文本是A等第6名。直到参与评审的教师和学生偶尔上网检索它的标题，才真相大白。当时弹出的第一条结果，便是罗伯特·卡迪纳斯等科学家发表在《IEEE能量转换汇刊》上的原始版本。

    此时会议即将开幕。一位评审专家回忆，“幸亏查了出来”，不致令大会蒙羞。组委会决定取消它的授奖资格。但由于文集出版在先，论文本身已经无法撤销。

    12月18日，大会如期开幕。周祖德教授莅会作了学术演讲。当他离开会场，在会议主办方——中国人工智能学会智能制造专业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学院院士熊有伦的力主之下，组委会决定向作者通报论文抄袭问题。

    70岁的熊有伦院士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后来，（为了）慎重起见，学术委员会处理这个事情。”

    大会主席、华中科技大学教授李斌和大会学术委员会委员、武汉理工大学教授陈定方，一同找到周祖德，提出了论文抄袭问题。

    据陈定方回忆，周校长当场表示自己没有把好关，要回去追查。但半个多小时之后，已在返程途中的周祖德，又告知组委会，称论文曾由本校另外两位教授把关。

    自己与学生合作的一篇论文，为何要由与此毫不相干的他人把关？周祖德对此并未解释。

    历时3天的学术盛会很快闭幕。与会学者分头返回上海、天津、湖北、浙江、辽宁、香港、加拿大等地。他们带回了论文集，但只有极少的人知道围绕着30号论文发生的故事。

    遮盖

    那些知情者也避谈此事。“我现在在开车，不方便”，有人在电话里对记者说，“我今天要开一天的车——我在高速上面”。

    担任大会秘书长的华中科技大学教授吴波反复强调一点，周祖德、谢鸣的剽窃论文，并未收录在最终版本的论文集中。

    吴波说：“反正最后出的论文集里没有，后面标明是正式版本，前面的只是为了开会方便。”

    而正式出版的会议论文集，竟然又有了一个“正式版”，正是令与会者费解之处。一位学者回忆，报到时领了一份，闭幕后又发了一份，人们对这种少见的状况很是奇怪。经过打听，才知是周祖德的论文有问题。初看这篇论文，他认为质量蛮高，没想到属“舶来品”。

    记者找到了同一出版号的两张光盘，封面都印着“第二届全国智能制造学术会议”。不同之处在于，一张光盘加了“论文集（正式版）”字样。

    “正式版”不但没了抄袭之作，周祖德、谢鸣的另两篇论文也都消失。所收论文由49篇缩为28篇。一位负责人解释，这是抄袭之作“殃及池鱼”的结果，其他论文“陪同”消失，是为了不让抄袭论文显得突兀。

    但一个细节，让突兀之感难以避免。“正式版”论文编号，仍遵循原有顺序。5号论文成了新文集中的第一篇，仿佛提醒人们，1、2、3、4号论文确曾存在。周祖德等的28、29、30号论文，消失得无影无踪。

    一位学者认为，这种做法并不高明。就算剽窃论文能从文集中删除，学术生涯中的剽窃记录又怎么删除？另一方面，这对“陪删”者不公平。

    不管怎么说，剽窃者的名声得到了暂时的保全，直到2009年7月。在此期间，周祖德进入了中国科学家最高学术荣誉——中科院院士2009年增选有效候选人的行列。谢鸣也于6月24日通过武汉理工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查，如3个月公示期内没有异议，就被授予博士学位。

    谢鸣说，由于这段不光彩的记录，自己拿博士学位的过程遭遇了阻力。他本应在2009年春季之前毕业。

    这个年轻人的人生规划也被改写。他本已确定留校任教，抄袭事件发生后，留校之事搁浅。

    “因为此事，我也得到了处罚。”刚刚走出校门的谢鸣有些懊丧。事情原本可以被淡忘。

    直到2009年7月底，本报记者收到一封电子邮件，举报周祖德、谢鸣抄袭。

    谢鸣回应，这篇论文不算公开发表。自己当时投稿3篇，均收到了录用通知。但在找导师申请论文发表费、论文定稿、确定作者时，他的论文没有通过审查，他也没交会议注册费，应视为自动放弃出版。

    他还说，在会议当天，自己就正式提交了撤稿申请。

    但会议主办方有人对这番辩解并不认同，因组委会通报论文抄袭在先，申请撤稿在后，会议论文集彼时早已出版。主办方更不会因为没有注册费就取消已接收的论文，注册费是向与会者收取的，谢鸣并未参会。而且，“谁会想到校长会赖账，就撤销他的论文呢”？

    谢鸣认为，事情过去近一年，却被“别有用心的人”拿出来“恶毒炒作”，深深伤害了周祖德。“在此，我深深地道歉，并将用毕生的努力让导师和武汉理工大学以我为荣。”

    一位学者指出，周祖德不应感到被“伤害”。他身为第一作者，又是第二作者的导师，即使这次是被“挂名”，也难以卸责。二人合作的论文中，周祖德几乎都是第一作者。

    另一位学者说：“出没出版是一回事，抄没抄袭是另一回事。”

    而在遥远的智利，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之前，这种风力－柴油发电机真正的主人罗伯特·卡迪纳斯教授等人还蒙在鼓里。一年以来，从没有人告诉他们，这篇论文在中国的遭遇。

    本报武汉8月3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