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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界官势越盛,教育就越是没希望


http://www.sciencehuman.com   科学人  网站 2009-11-12

 

教育界官势越盛,教育就越是没希望

  教授被小处长像训孙子那样指着鼻子训,师道何等不堪。此种尴尬,令人大校长纪宝成忍无可忍,而在2009世界高等教育论坛上大发感慨。但是,教授固然尊严扫地,校长尊严又如何?两鬓皆白的老校长被三十啷当岁的教育部小处长当众呵斥,这样的传闻其实早就不是一起两起了。笔者听到此种传闻,始而惊讶,震撼,一而再再而三,也就习以为常了。只不过纪校长在高等教育论坛上的一番感慨,才重新激活了笔者的这份敏感。

  小处长固然官衔太小,但是厅长部长们,就有资格训教授、训校长了吗?如果有点点正常的人伦观,都会觉得这个问题完全不可思议。毕竟,只要是教授、校长,再年轻都属于老师辈,都代表着神圣的教育,从前的学生岂能不抱以起码的尊敬?师道无存,某种意义上讲,其实是人伦无存。但最重要的问题并不在此,最重要的问题是,对教授、校长颐指气使的教育行政系列的那些处长厅长部长们,何以总是心安理得,而丝毫没听说他们有过什么歉意?

  恐怕要归结到权力对人性的腐蚀。在高等教育衙门化即权力化的体制下,全部的公共教育资源都被教育行政垄断,事实上也就是被他们垄断。

  于是,教授算个屁,校长算个屁。我让你当教授你才是教授,我让你当校长你才是校长,我不高抬贵手,你纵然满腹经纶,照样步步都是鬼门关。阳光雨露皆操之于我,所有公共品的分配都无须根据权利而都来自恩赐,当然我就是主子,教授、校长名号再高,也得仰我鼻息,那么在我眼里,又有何尊严可言?

  纪校长感慨师道扫地之后,开出的药方是教授治校。教授治校诚然善哉美哉,但它不能没有前提。事实上也不是没有高校做过这方面的尝试,但结果都无疾而终,原因就是他们的教授治校都是无本之木。那么教授怎样才能治校呢?胡适讲过,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起来的;同理,治校的大业,也不是一群没有尊严、没有独立人格的教授能够胜任的。如果教授、校长只能来自权力恩赐,因而不得不对权力俯首听命,那么即便弄多少个教授委员会来治校,背后的权力之手都一定不会退出的,本质上都无非仍然是权力治校。

  有呼吁,我们需要由大批有真知灼见的教育家来办学。这当然是因为现在中国的教育不是教育家在办,而是衙门在办,是教育行政官员在办。中国教育一直搞不好,一直为人诟病的真原因就在这里。但是为什么现在中国没有教育家呢?中国历史上从来不缺大教育家,直到上个世纪,陶行知、蔡元培、张伯驹、陈鹤琴、黄炎培、梁漱溟不是仍然可以如数家珍么?为什么我们现在的教育家天空突然就一片空白了呢?答案可以很多,但说得出的一个重要答案,就是教育官员太多,教育官员权势太盛,他们就像入侵教育界的外来生物水葫芦,长到哪里,就抢光哪里的阳光、空气和肥力,而他们其实只懂做官,连尊师这点起码的人伦都不放眼里,还指望他们懂教育,尊重教育?他们包办下的中国教育,能够是真教育?

  所以,中国教育之灾,归根结底是官灾。教育界官势越盛,教育就越是没希望。要使教育有希望,别无他途,必须如温家宝总理所说,切实推行教育家办教育。教育必须分权于教授、教育家这样的职业共同体,必须让这样的职业共同体成为中国教育的主宰。教育官员必须摆正自己的位置,他们只是给教授和教育家跑堂的,教授和教育家需要什么样的公共服务,他们就必须提供什么样的公共服务,而不能在教育界一手遮天,仿佛他们就是教育界的统治者。

  只有这样,即只有教授、教育家这样的职业共同体能真正起作用,才是懂教育的人办教育,中国教育也才能回归真教育,中国教育也才有起码的尊严,教授和校长也才有起码的尊严。处长训教授这种有损国家形象的闹剧,也才可能从此绝迹。

  (作者系媒体从业者)

    [南方都市报] 

政治体制不改,谁当教育部长都一样

现行的大学体制是政治体制的一部分,政治体制不改,换谁都一样,与其把希望放在换教育部长的身上,不如把希望放在政治体制改革上。政治体制到底如何改,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政治体制改革方向不能变,政治体制改革策略可以选,政治体制改革不改没有出路。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向是宪政民主。

宪政约束权力。从教育部这些年的作为来看,教育部的权力是无限扩张,权力不受约束,广西师大因教育部的一个女办事员就会有校长级的待遇,教育部的评估搞得大学教师和学生全面进入一级警戒和一级备战状态,对教育部派来的评估大员没有任何的反抗能力,使教师斯文扫地,使教师和学生的心灵受到严重的伤害,大学行政人员、教师、学生共同造假都是对教育部称臣的表现。教育部的评估,就是一场闹剧,可是到目前为止没有一个教育部的官员对此道歉,彰显了教育部权力的傲慢与张狂。所以,从宪政的角度上讲,应该约束权力,而不是使教育部的权力扩张。新官上任不但三把火不能烧,一把火也不能烧。

分权是实行民主的关键。一是教育部与大学的分权,二是大学党委与行政的分权,三是行政是教育的分权。

教育部与大学人财物的分权、更主要是职能的分开,教育部不是指挥部,教育部是服务部,教育部的存在是为大学服务的,而不是对大学指手划脚的。大学的职能是培养大师,坚守学术自由。教育部不是总公司,大学不是教育部的子公司,分公司。

大学党委与校长行政的分权也是关键一环。现在的大学党委与大学校长经常是处于博弈状态,书记强,校长服从书记,校长强,书记服从校长,书记与校长不能都强,都强就会形成二足鼎力,互相牵制,这会使下属行政人员无所适从。同时,大学校长兼任党委副书记,这也是变相的党政不分,更为有意思的是,由于大学是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出现了不同于社会的怪现象,就是大学书记争当校长,当副书记的情况。

行政与教育的分权也不可忽视。大学校长不能当教授,教授也不能当大学校长,泛化地说,行政人员不能当教授,教授不能搞行政。如果行政人员当教授,就要彻底放弃行政人员的职务,如果教授搞行政,就必须放弃教授的职称。道理极为简单,简单到一加一等于二的常识地步,那就是人的精力有限。行政人员是为教学服务的,教授也不是被行政人员呼来唤去的工具。

精简机构是大学改革的重要内容。大学应该精简机构,现在大学就是一个小社会,行政人员多而重叠,机构不精简,会给学校的发展带来严重的负担。

政治思想应该改变思路。大学对政治理论课应该有一个重新认识,传统政治理论课无论如何强调其重要性,其实效性仍然很低。政治理论课应该为学术自由创造条件,而不应该成为学术自由的思想障碍。

宪政保障学术自由。教育部保护不了学术自由,教育部也没这职能。教育部这些年的所作所为不但没有保护学术自由,反而在破坏学术自由方面充当了革命的马前卒,急先锋。

每年我们都看着诺贝尔奖,每年都表达一下酸葡萄心理,每年看到华人获奖都自我安慰一番,可就没考虑一下,为什么在国内没出一个人,在国外反而出了那么多华人呢?道理很简单,因为人家是学术自由的,我们连说学术都会感到羞愧,何况学术,何况自由!如果天天向普世价值开战,那我们就得自己发明奖项自己奖励自己了,如果有反普世价值诺贝尔奖,中国人肯定会得到,敢与中国争取反普世价值奖的资格只有什么古巴和朝鲜,只是两个国家有资格没能力。

还是那句老话,与其选择好人,不如选择一个好的制度,好人不长在,制度永长存。如果制度不好,政治体制不改,一个周济下台,还会有千万个李济、王济上台。还是那张旧船票,登的还是那只破船,重复的还是过去的故事,大学就在一种坏的体制下风雨飘摇。

    [博客网]

 

 

相关报道

创新举措 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实现教育公平

  新华网北京1110日电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一司副司长杨念鲁10日做客新华网,就“如何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相关问题,与网友在线互动。

  实现义务教育的均衡是实现教育公平

  杨念鲁表示,义务教育均衡发展这个概念是本世纪以来,随着义务教育的普及逐渐提出来的。2006年新修订了义务教育法,这个义务教育法把均衡发展作为一个方向性的要求提出来了。我们认为义务教育的均衡在我们看来主要指以下几方面:

  一是在城乡之间;二是在地区之间;三是在学校校际之间都能在义务教育的办学条件、办学水平、师资素质、教育质量等等方面大致平衡和相当。所有适龄儿童少年都能依法、平等接受义务教育,享有公平接受义务教育的机会。教育的需求和教育的供给大致相对均衡,这是我们所认为的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概念。

  杨念鲁表示,实现义务教育的均衡是实现教育公平,让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和发展成果的一种必然选择。对于为适龄儿童少年提供更加公平的受教育机会,满足群众对教育的期望,推动义务教育在更高的起点上以及更大的发展空间上取得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

   国家多项措施并举 促进义务教育均衡

  这几年国家在推进义务教育发展方面采取了不少的措施。教育部从2005年下发了《关于推进进一步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若干意见》,第二年在成都举行了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现场会,明确要求各级行政部门实现两基后要适时把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作为今后的主要任务来做。这几年,国家和各地在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上主要采取了以下几项措施:

  一是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建立,有效促进了义务教育的均衡发展。

  2005年开始我们对农村实行了义务教育经费保障体制改革,农村教育经费全部由各级政府财政承担。2006年、2007年两年先后对农村义务教育和城市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学费进行减免。学费的见面和经费保障机制的建立对义务教育的均衡发展提供了物质保证和经费、财力的保障。

  二是国家和地方制定了若干政策,缩小地区和学校之间的办学条件的差异。

  比如说国家这几年实施了农村寄宿制学校改造工程、中小学现代远程教育工程、农村初中改造工程等一系列的工程。从工程资金的分配上等都向农村地区、西部地区倾斜,各地也制定了自己的政策,划拨资金,对一些薄弱学校的办学条件进行了大力改造,这也对促进办学条件的均衡起了很大的作用。

  三是加强农村和城镇薄弱学校教师队伍的建设,使得优质教育资源初步实现一定程度上的均衡。

  2006年以来,国家实施了农村中小学特岗教师计划,这个计划从2006年到2008年共招聘特岗教师近6万人,覆盖到全国近290个县,6400多所学校,2009年中央把特岗教师计划扩大到7万名。

  通过这样的措施有效缓解了农村地区教师紧缺和教师结构不合理的问题。教育部多次开展中小学国家级层次的培训,统一制定城乡一体的课程标准,这也有利于城乡义务教育的均衡。很多省还建立了中小学教师交流制度,很多学校的优势老师通过一定的制度到别的学校进行任教,也对均衡教育质量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为规范办学行为,国家下发了指导意见,对各地的办学行为进行了进一步的规范,纠正了一些违背教育规律的做法,特别是在减轻学生负担方面做了若干规定。在这些文件和我们召开的现场会上还提出了切实措施,比如把优秀高中的招生名额相对均等地分配给所在辖区的若干学校。

  均衡意味着不同人群之间受教育的权利要均等平衡

  均衡还意味着不同人群之间受教育的权利要均等和平衡,国家特别加大对特殊群体义务教育的支持力度,国家也下发了相对的文件保障残疾儿童、进城务工人员子女接受教育的权利。现在据我们了解,已经有近80%的农民工子女都能在城市的公办学校接受义务教育。另外国家还着手建立农村义务教育阶段留守儿童信息动态的管理机制和教育管护机制,以期解决大量留在农村的留守儿童教育问题。另外还加强了督导评估和表彰工作。在邯郸的会上教育部表彰了92个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工作先进地区。 

  推进义务教育存在五大制约因素

  杨念鲁表示推进义务教育当前看来还存在着很多的客观和主观方面的问题,大概归纳起来一是受经济社会和社会条件发展的制约,特别是缩小城乡之间、校际之间和区域之间差距的任务比较艰巨。二是很多地区,特别是西部民族地区义务教育刚刚普及,巩固提高的任务还很重。三是不少地区义务教育质量还存在一定差距。四是一些地方政府在评价学校的时候往往不把均衡发展作为重要指标,这也是需要改进的地方。五是不可否认很多家长在教育理念和发展上还存在一些误区,这也是推进义务教育中比较大的制约因素。

  尽管存在着这样一些客观和主观的制约条件,但是我们认为前面说过的几项措施都是很有效的,是各地总结出来的经验。更重要的是今后要推动各地建立一种机制和制度,让制度保证教育资源向薄弱地方流动,加强薄弱地方的发展;让制度保证教师能够流动起来,使教师资源均衡发布;让制度保证政府和教育官员评价教育、指导教育的时候始终把均衡发展作为一个重要的内容。这样看来,我们将来的工作还要做出更多的努力。

  优质教育资源紧缺导致择校现象

  杨念鲁说:“我个人认为有些地方存在的择校现象,根本上讲还是优质教育资源紧缺的问题,不能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需要,所以才导致择校。此外,就像我刚才所说的和家长的教育观念、学校的办学行为以及考试评价制度等方面还有待于改进。

  解决择校问题是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重点工作,今后我们要认真加以解决。关于义务教育择校费的问题,我要强调一下,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各种收费项目都是国家和省级人民政府制定的,在这些收费项目里择校费从来没有列入其中,所以各地公办学校收取的所谓择校费明确地说是属于违规收费,是必须予以坚决制止的。

  要严格依法行政,按照国家规定的项目收,如果有地方违反国家规定收取择校费只要发现问题就要及时纠正。”

  办学条件均衡是义务教育均衡基本条件

  农村义务教育保障机制在提高农村的办学水平、办学质量方面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特别是对缩小城乡之间的办学差距也起了很重要的促进作用。

  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最基本的条件就是办学条件要保持大致的均衡。大家都知道由于过去的历史欠帐等历史原因,农村学校和城市学校相比差距确实比较大。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建立,为缩小城乡差别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创造了好的条件。特别是“两免一补”的政策使适龄儿童少年享受了平等接受教育的机会,大大保证了每个学生公平入学的权利。

  对于目前在职的教师要加大培训的力度,要在教育观念、教育方法和教育手段等方面加强培训,不断提高他们的教学水平和素质,才能保证师资的均衡。另外一个很关键的问题是要保证进入教师队伍的人都具备教师资格。同时要加强教师的流动,要制定政策让教师流动起来,促进教师资源均衡配置。另外在教师素质跟老百姓需求之间还有较大的差距的情况下,采取远程教育的手段,把优质教员疏散到各个教学单位也会对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产生重要的作用。

  进一步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可能存在四大困难

  杨念鲁表示,进一步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困难可能有以下几方面:一是我们国家的财力保障这方面还要下更大的功夫。二是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特别是区域义务教育均衡发展还受到一些客观条件包括自然环境的限制,像西藏、青海、四川甚至云南、贵州边远地区的办学条件和环境也是非常恶劣,需要我们采取特殊的措施支持这些地区发展义务教育。三是师资资源分布不是很均衡,需要下更大的功夫解决。四是从政府官员到学校领导,甚至我们的教师、我们的家长,从评价和认识还要提高对义务均衡发展重大意义的认识。

    [新华网]

教育部官员称教育乱收费现象已得到解决

  教育“乱收费”现象已经得到解决;设立重点学校、重点班属于违法行为;用工资上浮促进教师校际流动;外地务工人员子女享受免费义务教育……今天,教育部基础教育一司副司长王定华做客人民网,围绕“如何实现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与网友进行了在线交流。

  王定华表示,从2006年到2010年,国家投入1600多亿元用于义务教育阶段免除学杂费政策。这样一来,义务教育阶段的收费的项目很少,而且必须得到有关部门的批准,教育“乱收费”现象已经得到解决。

  针对广大民众长期关心的“优秀教师轮岗流动缩小学校差距”问题,王定华表示,义务教育的均衡核心是教师的均衡,为此教育部加大了教师培训的力度。

  另外,继续实行和扩大中西部农村教师特设岗位计划。他介绍说,截至2008年,共招了5.9万名特岗教师,分布在490个县、6000所学校,主要是基层学校。

  在访谈中有网民表示,在许多地方,重点校和重点班还普遍存在,这样有悖于义务教育法中对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要求。对此,王定华表示,义务教育法是推进实施义务教育的最高的准则,全社会都必须遵守。那些违背义务教育法要求,仍然设立重点学校、非重点学校,在学校内部设立重点班和非重点班的行为,都属于违法的、不规范的办学行为。

  不过,要把重点班和实验班区分开来。实验班是在教育教学的过程中,根据学生的年龄特征、个性差异、发展状况来进行分班,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全面发展。而且实验班不收取学杂费。所以,各地经过批准而开展的这种实验班的改革,不属于义务教育阶段反对的重点班,可以在一定范围内继续进行实验。

  王定华表示,要保证义务教育的均衡发展,很重要的一点是均衡师资水平。为达到这一目的,重点在于促进教师的流动。但在实施过程中,如果学校之间教师的收入有差距,进行校际的流动就比较困难。为保证政策的科学合理,必须保证流动教师的收入,而不是完全靠教师无私奉献。

  此外,针对外地务工人员子女教育问题,王定华表示,目前,教育部努力贯彻国务院制定的“两为主”的政策,已经取得了明显的成绩。“两为主”就是:一、以公办学校为主;二、以流入地政府为主,来解决进城务工人员子女的义务教育问题。即大多数到公办学校学习,由流入地政府主要负责。这些孩子在接受义务教育的时候,只要符合当地政府设定的合理的条件,就可以和城市当地的孩子一样接受平等的、免费的义务教育。(姜颖、林露)

   [人民日报]

 

相关评论

周济为什么会下台?

  2009年10月31日唯一值得庆幸的事情是:教育部长周济终于下台!带着铺天盖地的叫骂“非正常”地被免职。一个不是因为贪污受贿等问题而下台,却被民众拍手叫好的,周济恐怕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周济为什么会下台呢?其实主要就在于几点:

  周济没弄懂的问题:教育的本质,是平等及自主权

  我曾在7月份由天则经济研究所组织的教育改革论坛上提出,中国能不能让更多的人受到教育,表现上是因为考试的卡住了所有人受教育的机会,其实更根本的原因是:教育部门究竟要用什么样的方针和思想指导办学。

  而我们的教育部长周济对此说,要办人民满意的大学。人们如何满意?最基本的要求是每个人都有平等的选择权,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用什么方式来读书,那才是公平的,才是满意的。现在高考真是一夫挡道,万夫莫开,把大分部的小孩挡在受教育的门外。全世界也只剩下中国是这样的。因为全世界的教育设计是:你愿意读书就读书。受教育是每个公民天然的权利。

  受教育跟衣食住行一样,没什么神圣的,你可以通过分数,也可以通过钱去读书。如果没分数也没钱,照样可以读书。现在我们的标准是:有分数才可以读书。那没分数的呢?有钱能否读书?有些愤青认为:不行,只能通过分数。于是就出现了一些问题:我们为何不多办一些学校?只能按规定办学?像刚才的研究员所说,只能通过某些研究员的“规范”设定,没有他们的规范设定,就不能办这个专业?

  过去中国有三百六十行,现在经过统计,中国有两千多个行业,美国的行业有三万多。你们的二百多个专业可以囊括所有这些行业的需求吗?我现在想建一个只有一个学生的学校,行不行?在中国现行的情况下,绝对不行的。但为什么不行?我就办一个总统学校,目的就是培养一个总统!为什么不行?我做教育有什么不行?我现在违反了哪一条?有没影响你?你凭什么剥夺了我这个权力?你因为什么剥夺了我的权力?因为你高尚吗?因为你有道德吗?或者你更有知识?我能不能培育出一个总统,那是另外一回事。好的,如果说培养总统不行,那我就培养一个学生吧。虽然我没有广场,没有大楼,但有一个老师和一个学生,那可以吗?我就培育这个学生。为什么不可以?谁限制了中国人的智慧,谁限制了中国的崛起?中国人难道就只能按照你刚才讲的两百多个专业去学习打工仔的技能?

  大家可能说,北大清华不是职业学校。其实,北大清华早就沦落为职业学校了。没什么了不起的。都是外国大学的预科而已。读完新东方去留学的人,比读完北大清华再去留学的人加起来还要多。反正都是用来培养国外预科生的,哪用全国人民从幼儿园,小学开始就参加海选?从这个角度来讲,中国基本没有真正的教育,从来就只是在竞赛,玩抢凳子的游戏。学习的最终结果是告诉你能不能读书。如果我们放开思想,80%的人都可以读书,那还用争吗?如果北大清华在每一个县都开一间分校,那有2200个北大,2200个清华,每个中国人都可以上北大清华,可以吗?大家肯定要说不可以。因为我们人为地设定了一些思想上的障碍。但是幸亏我们的胡总书记提出,我们要思维创新,要制度创新。我们现在就处于一个自己为自己设陷阱的境地。其实在国外,有两种国家,一种靠投票,即选举;一种靠投炸弹,即打仗;中国是投毒:大家互相陷害,互相阻碍。

  现在是一个资讯发达的年代,就是信息和变化很大,在几年前我接触一个数字,美国人平均一年换一个工作,对这个问题来讲,产生了一个很重要的观念:一个学生学什么专业对他一生是最有用?比如说职业学校,他一辈子要从事这个职业,如果要换工作的话这个人怎么办?据说在意大利平均一个学校有十几万学生——当然这都是注册在校生,那表明他们的教育制度设计是很宽松的,你可以在任何时间内,比如十年内完成学分,西方的国家大学都是宽进严出,不需要由一个部门来确定你能不能读书,你只需要自己去与学校互相选择。现在从卖方市场变成买方市场,每个学生有权利去选择。传统的中国的教育制度来自苏联,在延安的时候,和在1949年建国,或者在1960年,就是在和苏联闹翻之后,我们还是沿用着苏联的模式,第二个问题我们现在就是一个选官的教育模式,也既是事实上我们是国家出钱来选所谓最优秀的人去学习,在没改革之前,一入大学就是国家22级准干部,就是大学毕业本科出来是国家22级干部,教育制度的整个设计就是为了培养公务员,中考是23级。即使后来两考分开,并且独立设立公务员考试之后,大学的列车还是按照惯性往前跑,还是选官和育官的模式在进行,现在的大学有99%之多还是在为培养官吏服务。

  但是现在的大学生,却至少有95%以上在读完大学以后只是得到一个职业而已,或者做老师,或者做研究,或者做任何一样东西。既然只是做一个职业,就得跟一种神圣的思想脱钩了,那大学就只不过是义务教育之后,经过三年的高中预科之后的另外一个学习,或者是工作之前的学习,是就业前的培训,这有什么神圣化的呢?大学生毕业前都已经是满街的乱跑找工作。既然只是找工作前的学习,那教育部门凭什么去阻碍他读书呢?学生可以通过票子,通过关系,通过分数去读书。限制读书的方式,就是阻碍的中国发展,限制国民读书的人是延缓中国发展的罪人。所以教育部应该有一个转变,从绘子手转变为接生婆。

  周济最大的政绩败笔:制定高标准,封杀民办学校

  曾经朱镕基在位的时候做了一个很经典的事情,以前有一个森工局,主要是砍树的。朱镕基一声令下,要求他们转变职能,不再砍树,要去种树。教育部也是面临这样的事情:从现在开始你要帮助国民去读书,不管他是什么样的人,哪是罪犯、神经病、残障的人。我的观点很简单,多一所学校就少一个监狱。读书既不是什么神圣的东西,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就像是我们的吃饭一样。如果要认为读书是神圣的,可以,那所有的学校都必须是公办的及公益性的。所有孩子都是祖国的花朵,党的光辉要普照天下,政府应该做的事情就是保证全部国民能读上书,去帮助有需要的人,有困难的人。古时候所有穷孩子都会在祠堂内接受教育,现在的政府就是要做这样的事情。

  另外私立学校的分工,就是做选择性的优质教育。所以我现在就主张,我呼吁,政府要让1949年以前曾经存在的所有私立学校重新恢复,包括教会学校、私人学校。通过转制后,国内教育体系应该发展而成为两个积极性:一个是政府的积极性——保障穷人读书。另一个是社会的积极性——由慈善和宗教团帮助有需要的人,私立学校给予国民选择优质教育的权利。两个积极性,社会两个分工。

  现在回到我们的教育模式上,21世纪教育研究院的杨东平在做一个民间的教育改革版本,做得很不错。现在自总理起,都积极地采用他的这个民间的版本来进行教育改革,我们也期待他们能提出一个给中国国民更好未来的教育大纲:人人都能读书!

  按国际惯例,都是私立学校先行的。而我国目前情况刚好颠倒,是公办学校先招生,私立学校后招生。公办学校利用税收办起来的,就应该为穷人服务。政府为什么能够存在?他的存在是有合理性和合法性的。国家有军队和可以收税,有其存在的正当性,但一定要把自己的权力用作帮助有需要的人上,如果不是,那就等于把正当性放弃了,是麻烦的。

  周济对教育的短视体现:倡导精英教育,忽视平民教育

  现在的中国教育只有一个思维是——我们培养精英!但对于一个13亿人口的落后国家来说,这是错误的,我们提出另一个口号——我们要培养平民。早上有老师也谈到就是流动人口的培养。除了20%的精英外,还有80%的人要不要学习?先勿论有没钱的问题,但是首先要在政策上允许人家学习。

  中国最大的问题是人口的问题,人口太多,但我们可以把这个问题转变,将“人口”的包袱转为“人力资源”的优势,经过大学的培养后再变成人才,从人口的大国变成人才的大国,那就不得了了。早上有老师也说到,我们的土地都开完了,矿产都开采完了,但人力的资源却完全没有开发利用,人要变成有用的人。

  美国的收入是我们的20多倍,韩国、日本的人均GDP三万多,台湾是两万多,现在中国是三千多,我们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在目前的情况下中国是不是跟西方做一个竞争,把教育彻底开放。美国的社区学校就是可以随便进,几乎是没什么障碍,学校设障碍就是给国民设障碍,就是影响国民读书的障碍。我觉得学校不应该有任何的障碍,不但没有障碍,更应该帮助每个国民。现在招考办通过考试能得到很多利益,为了维护他们的利益,我建议国家给一笔钱设立基金,招考办则转变工作方向,利用这笔钱帮助任何一个国民去找到学习的地方。我觉得教育部是可以这样做的,从砍树的,杀人的,变成种树的,救人的。

  以前毛泽东曾经提倡过两个观点,一是“赤脚医生”,就是民间的医生,是赤脚的,不脱产,背着药筐到处医人,是半中半西的医生。二是7月21号发表的最高指示,号召全国办“721大学”,即任何工厂、社区、农村内,都可以办大学。毛泽东这么保守的人都提倡办这种“721大学”,或者叫社区大学,现在为何不可以?我国事业人口这么多,大学生就业这么困难,现在是就业压倒一切,一切围绕着就业,只要能帮到国民就业的任何措施都应该放行,这是最重要的,而不是说学校达不达标,老师符不符合什么政策规范。

  另外,美国有三部教育法案是值得我们分享的,第一部是在林肯时期,解放黑奴后,颁布了一个法案就是教黑奴怎么种地的,就是用七天培训教黑人怎么种庄稼的,这个法案就是国家出钱帮助黑奴学会如何做人的法案。第二个法案是大兵法案。二战结束了,当时一千多万大兵将来怎么办,这时候提出了让他们入大学,把所有的在欧洲和远东的兵送去读书。当时接收这些大兵的都是“野鸡大学”,但到了七八十年代后,这些大学都办得非常好了。最后是克林顿时代的法案,叫“一个也不能少的法案”,就是任何一个人都有权力读书,社会或者政府一定要帮助他读书。

  牛人聂圣哲在苏州开了一个德胜鲁班木工学校,培养自己的木匠,为很多孩子解决了学习和工作问题。他们并不颁发国家的证书,只发自己的匠士证书,这也是可以的。读书是人间最美好的事情之一,以前看电影说,高玉宝受压迫,不能读书。但现在我们有80%的学生也不能读书,是现代的高玉宝吗?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里面有一句:“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我把它改为,安得学校千万间,大庇天下进修学子俱学习。政府对民办学校即使不给钱,也要给政策,至少也要给予宽容的态度,积极支持。取消任何的办学门槛,积极鼓励、大力支持,正确引导、规范管理民办教育的应有内涵应当是准入门槛不高,民间有志于教育的投资人只要看到不难进入该领域,前景明朗,投资人可以放胆前行。但是行政管理者拍脑袋开除的标准令人望而生畏,清规戒律多如牛毛,从校舍校长、教学设施到读书管等等,资金投入非千万富豪不能筹办。教育部的责任在于保障所有儿童包括成年人享受平等、自主的教育权利。教育部的任务在于取消一切举办限制,开放教育,使教育得到多样化发展。

  另外我们要培养宽容的国民。六十年来中国人的精神似乎都没长大,仍然是一个愤青,没有思维,没有理性。我们不要再培养愤青,不要再培养革命、斗争、杀地主的文化,这些对国家的统治是不利的,我们要培养和谐的文化和社会,去掉怨恨。

  周济的盖棺定论:没能成就千古美名,反落得千秋骂名

  笔者曾说过,只要教育部能做到开放办学、保障国民个个有书读、让国民自主选择教育方式等,教育部就可以成为一个伟大的部,周济可以成为历史上最牛的人才。在内外伸长脖子,期盼周济能再有点作为的时候,周济却黯然下台。但是这样的下台,反而给了我们教育改革的希望,增强了对党中央、政府对教育进行全面改革的信心。

  但愿新部长能领导改组后的教育部一马当先,率先取消不合理的办学限制以及一系列错误的方针政策,使中华民族真正崛起,使中国从人口大国顺利过渡为人力资源大国。

  以周济为鉴,莫步周济后尘!

    [凯迪网]

素质教育莫走邪路,不拘一格才是正道

  王大麻子 09-11-09

  有人说,中国有七亿人口,不斗行吗。中国有十三亿人口,选拔精英,以精英教育为目的的教育,不考试行吗?不统一考试标准公平吗?想一想,每年新生人口二千万,高考人数一千万,而重点大学招生仅百万,不考试能行吗。试想一下,人人都想当国家公务员,不考试行吗?

  既然是搞精英教育,就必须考试。既然以出人才出精英为衡量教育水平的唯一标准,则各级政府、各级教育部门和各级学校就只能搞应试教育,而且学生家长也会强烈要求进行应试教育。那些反对应试教育者,不是在应试教育中的失败者,就是没有子女处于升学阶段的家长,或者是有特权的人,很少是真正知道教育体制弊病者。

  学生负担重,老师满堂灌,学生死记硬背,不是应试教育的错,也不是考试的错。错的是考试方法太死,太单一,标准太高;错的是标准答案(特别是文科类)太匪夷所思,在标准答案引导下老师和学生都越来越蠢。错的是教育培养目的错误和单一,什么什么科技精英,什么谁谁谁的接班人。

  更错的是所谓素质教育,连什么是素质都扯不清楚,还搞素质教育。80年代,计算机兴起为了计算机上达到世界先进水平,伟人一句话计算机要从娃娃抓起,结果计算机基础知识也成了小学课程。英语则从幼儿园抓起。现在小学生,一学期就有近十门课程,课本、阅读和参考教材更是一大堆。。。大学也是如此,素质教育就是宽基础和丁字型人才,结果是要求学生学习的课程门数越来越多,没有用的课程也越来越多,学生一学期要学七八门课(包括选修课)。。。

  外国人说一句,民族的就是世界的,结果以拯救国粹京剧为名,京剧也进入中小学课堂,顺便把文革精华也塞进去。大师们根据自身体会说了一句,艺术教育很重要,结果每个家长都努力把子女送入各类校外艺术教育培训班。。。因此,小学,中学生的书包越来越重。但是,学生素质却不见提高。。。

  现代社会有分工有合作。素质不仅是科学素质,素质更不是十项全能。对于大多数人,只要学习会处理一般社会人际关系,具有一定的生存与生活所需的科学认识与技能即可,若能自我负责并具有社会责任感便是成功者。不会英语,不学计算机,不会数学,也照样会干出伟大成就。而现在,在英语、计算机、数学的高标准考试下,很多人被淘汰成为废物。

  教育要发现每个人的天赋,发现和引导其兴趣,并根据天赋和兴趣进行不拘一格的培养。让每个人都能认清自己可能在社会上的位置,树立劳动创造和敬业的观点,不歧视任何职业,尊重和宽容不同生活方式。科学家思想家,也可能是早熟的神童,也可能是大器晚成,可能是全才,更可能是偏科、歪才或疯子,甚至是不正常和神经病患者。

  “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人上一百形形色色,上天就已降下不同的人才。所以,最关键的是不拘一格培养人,不拘一格选拔人才。不拘一格的培养,让每个学生每个家长都能选择最适合于自己和其子女的教育方式,让不同的教育模式、教育方式充分竞争。比如,目前中小学(包括大学)的全才式,标准式,每个学生都只能在一个年级接受相同水准的教学内容的培养方式,就是很杀伤人的(既杀伤多数学生,也杀伤真正的天才)。

  不拘一格的考试和选拔人才,使真正的人才(社会精英)能通过不同方式被发现。比如考大学(包括高等职业技校),可设不同水平的全科考试(分别适用于不同等级的学校),以及偏重某科的专业考试,还应有针对拔尖精英的高水平专科考试。不同的人,选择不同可选择不同的考试;不同水平的学校也确定自己所要求的不同水平的成绩或组合。

  有些素质,特别是公民质素和道德素质,不能有(标准化的)考试,只有行为鉴定。在升学和选拔方面,有负面记录者才需要考虑。思想道德素质是否优秀,多为主观评定。除非你见义勇了,除非你下水救人成功了,否则不能成为降分优惠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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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贵仁部长想搞的教育改革到底有没有出路?

  啃咸菜谈天下

  “最近由于我和周济同志工作变动,社会各界包括广大网民都非常关注这件事情,提了许许多多的意见建议。”今天,履新仅7天的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在河北省邯郸市举行的全国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现场经验交流会上,回应了广大网民对教育部部长易人的关注:“我认真阅读了这些网民的意见和建议,非常受教育,非常受启发,也非常受鼓舞。”(中国青年报12月8日)

  部长易人,本也正常,但这一次袁贵仁被任命为新的教育部长引起舆论如此关注,却有那么一点不寻常。

  归根到底一句话:现在的教育叫人太失望了。

  新的部长上任,给大家带来了新的希望,所以大家才会对此事如此关注。

  新的教育部长真的能担负起教育改革的重任吗?

  我想,难度是有的,难就难在以下几点:

  第一、科举传统对中国民众思维方式的影响。中国民众看到了教育的弊端,但是他们受了几千年的封建教化,所以并没有能力找到教育问题的真正症结所在。中国教育的所有问题其实只有一个根本问题,那就是高考制度问题。高考制度是封建科举在现代社会的一个残余,有了高考,什么减负,什么教育公平,什么教育均衡发展,全是一句空话。但是这个高考制度能不能改革?难!办法不是没有,但是无法落实下去。鲁迅说过一个笑话,说是一个奴才天天向人哭诉自己的不幸,说自己的主子如何对自己刻薄,结果引来一个莽汉,莽汉一生气,就拿起大锤要砸了那位主子的房子,结果这个奴才又大叫起抓强盗来了。中国的民众也是这样,他们天天哭诉自己的孩子在这样的教育之下受尽折磨,可是你真要从源头着手,真要去改革高考制度,他们又会一齐大骂你离经叛道了。中国民众反对高考改革的一个理由是:不搞高考难道要搞文革式的推荐?这个世界上人才的选拔方式难道除了高考就只有推荐了?中国民众的愚昧真是叫人无法可想。

  第二、官僚阶层对既得利益的维护。现在的教育机构全面官僚化,你到大学去看看,教授算个鸟,你再大的教授也顶不上一个小小的后勤科长。大学里的若干人等,天天想的是如何做官,至于做学问,那不过是做秀给别人看的。什么叫学术腐败?为什么会有学术腐败?其实都是官僚化造成的。你再到中小学去看看,只抓升学率,想着法子收钱,义务教育成了垄断教育。一些所谓名校,借教育改革,捞饱了油水。而学生的全面发展,全民的教育公平,只是一块擦脚布。这样的局面是如何造成的?没有别的,就是长期以来官僚阶层已经控制了我们国家的整个教育系统,你叫他们放弃自己已经捞到的好处,那无异于虎口拔牙。

  第三、大学生就业潜规则严重。众所周知,大学扩招以来,高考的路子是宽多了,但是这种大规模扩招带来的另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大学生就业困难了。八十年代,上了大学就意味着被国家挑选了,可以吃皇粮了,一个人的命运就此改变了。可是现在,穷人家的子弟,借了许多钱,上了大学,毕业了,却找不到工作。现在找工作靠什么?还是要靠后台关系。大学一扩招,不管是什么样的素质,都能进大学,而毕业找工作,很大程度上就要看你有个什么样的爸爸。这样说起来,扩招其实是增加了社会不公平的程度。而这样的一种现实,谁能改变得了?周济改变不了,袁贵仁看来也不行。
  这样想来,教育的这一团乱麻,是由于整个社会体制造成的,不是哪一个人能解决得了的。就拿减负来说,从九十年代初至今,上面下红头文件大概至少也下了十几个了,但是一直到现在,谁能有办法?没有办法,只要有高考存在,就不会有中国青少年的幸福生活。

  毛泽东当年大骂高考制度,是有原因的,只是他老人家给的药方不对。他搞推荐,结果造成贿赂公行。官员腐败,毛泽东就搞运动来整治,其实也没有效果。事物发展有它的客观规律,想改造高考,最根本的办法,还是要从改革政治制度入手。这个问题,我就不多说了,说了犯忌,聪明的人能想得出来。

  新部长上任,这么多人关注,一是说明现在的教育有多么糟糕,二是说明现在的民众还是很愚昧,以为只要有一两个“能臣”,就能解决体制上的问题。

  五十年以后,中国人能不能聪明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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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乱收费真的已“解决”了?

  教育部基础教育一司副司长王定华10日与网友在线交流时表示,国家投入1600多亿元用于义务教育阶段免除学杂费政策。这样一来,义务教育阶段的收费的项目很少,而且必须得到有关部门的批准,教育“乱收费”现象已经得到解决(《人民日报》11月11日)。

  教育“乱收费”现象真的解决了吗?就在前几日,国家统计局一项最新调查显示,高昂的教育费用已成为有适龄子女居民家庭中一项沉重的负担,有七成的家长觉得难以承受。而在稍早时间,网友们对新任教育部长表示“五大期盼”,其中之一就是“整治教育乱收费”。面对整治教育“乱收费”的强大社会呼声,不知道何以能得出“乱收费已解决”的结论。

  如果能想到,有的地方政府并没有履行教育投入的责任,切实保障义务教育经费,而且挪用、挤占中央与省级财政的转移支付资金;如果能想到,有的地方存在严重的义务教育不均衡问题,导致择校热高烧不退,择校费、借读费难以禁止,并以变相的捐赠、赞助名目出现;如果能想到,在实行义务教育全免学杂费之前,我国义务教育曾实施“一费制”,其他收费项目也被禁止,可为何不少地方仍严重存在各种巧立名目的收费;如果能想到,在国家有关部门严查乱收费的背景下,为何多年来教育乱收费列行业不正之风的榜首,那些乱收费地区、学校的责任人,并没有真的被严肃问责———作为教育官员,还会有这样的结论吗?

  最近,教育部前新闻发言人王旭明针对北京大学日前公布的“中学校长实名推荐制”,撰文说:“由这件事反观我们的不少决策,小到一所学校一个单位,大到一个部门一个系统,许多决策的始作俑者可谓动机高尚,目标伟大,心地也很善良,遗憾的是缺少对中国国情的把脉,在实际操作层面上也缺少细化,同时,纠错机制也不完善,从这一点说,我们期待更加科学有效制度化层面的东西,期待多一些美妙而好念的经”。

  他的观点,用到这里,也十分合适———决策者们只考虑自己推出的政策有多好、并想象着其得到“完美”的实施之后有多好,却不考虑这样的政策得到了怎样的执行,在执行过程中会遭遇哪些问题。其实,即使出现问题,也视这些问题而不见:去年,国家审计署公布了对54个县2006年1月至2007年6月农村义务教育经费的审计调查情况,发现部分地区存在一边免费、一边乱收费等四大问题。而就在上个月,国家发改委等七部委还发出一个有关治理教育乱收费的通知,称教育乱收费在一些地方仍然存在,治理成果还不巩固,反弹压力不容忽视。

  如果不深入调查、不听民众的意见,做“闭门决策”、“闭门畅想”,决策也就成了“闭循环”,难以对现状发生作用。这就是过去很长时间中,有些政策一出台就受到质疑,政策没有得到执行、却被认为成果显著的重要原因。媒体前不久所报道的教育八大潜规则的形成,也得益于这样的治标不治本、以及虚夸治理效果的管理思维。因此,如果要想“解决”教育乱收费,那必须先从“解决”这样的思维做起。

    [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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