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大的干部腐败“地震”引发舆论热议，联系近年高校领导频频落马现象，有观点认为，大学腐败与其行政化体制有关。“有行政化的大学，有长官意志控制下的大学，大楼自然遍地盖起来，大学的管理者腐败的机会就会增多；包括工程招标和发包等权力，都集中在少数大学领导手中，他们手中的权力大又得不到有效监督，腐败便如囊中之物。”

    笔者认为，上述观点值得商榷。大学腐败固然与行政化有关，但是“去行政化”能否药到病除，却很难说。

    首先，大学腐败是社会上各种腐败的一部分，大环境决定小气候，“行政化”不过是腐败得以实现的种种途径之一而已。有观点说，“如果大学实行民主管理，教授治校，高校的管理遵循学术规律，首先大学就可能摒弃‘大楼思维’，少建许多大楼，高校领导腐败机率就下降许多”。这种观点太过片面、天真。民主管理并不是说决策掌握在更多的人手中或“教授治校”就实现“民主”了，而是权力如何实现与运行的问题。集体腐败、整个班子烂掉的现象并不少见，原因是“集体决策”未必就能有效抵御集团利益的问题。问题的关键不是多少人决策，而是决策程序是否受控于有效监督之下。同理，如果问题出在“权力”上，那么解决的办法就不是“教授治校”或什么人掌权的问题。太多的“教授潜规则学生”的案例告诉我们，“教授”同样是靠不住的。

    至于说“少建许多大楼腐败几率就下降”，这就离探究问题的本质更远了。大学在招生录取、办班收费、学术研究等方面都有潜规则，而不只是“建大楼”；问题的本质是有无腐败的气候与土壤，而不是这种气候与土壤下长出了什么样的腐败果实。

    其次，我们关注的重点，究竟是“腐败”还是“大学腐败”？各个领域都难逃腐败气候污染的情况下，大学腐败问题能否通过诸如“去行政化”的办法率先单独突围？这个问题回答起来肯定不那么简单，那么大学腐败是不是根源于“行政化”，“去行政化”能否有效解决大学腐败问题，我们不宜轻易抛出某些似是而非的观点，毕竟腐败问题不仅仅存在于大学。因此，把“大学腐败”作为一个单独题目研究，或说解决了什么什么问题就抓住了根源、腐败几率就下降许多，可能不大现实。大学腐败也好，小学腐败也罢，都是大气候中的一部分，而大学“建大楼腐败”，不过是工程建设领域腐败高发现象的表现之一罢了。与其探究什么“化”导致大学腐败，都不如强化在工程建设领域的治理、完善招投标机制，更有针对性。

    在近日于重庆召开的中国科协年会上，中科院院士严陆光讲述了自己的父亲——物理学家严济慈治学、为人的故事。严济慈对待科学的严谨态度让人震撼，听众在热烈鼓掌的同时，也不时发出“现在为啥难出现这样的大师”的感慨。

    严济慈一生以“捍卫科学”为己任，容不得半点弄虚作假。在上世纪７０年代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有份报告称推翻了法拉第的电解定律，并宣称要召开大会庆祝。严济慈当场拍案而起：“科学技术成果怎么能靠开会来推翻！”他的《电磁学》和《热力学第一和第二定律》两部书稿，在其平生著述中不过九牛一毛，却用了整整6年时间积累，几经修改，才最终完成。

    相比于前辈大师治学的严谨，目前学术界的一些现象让人感到痛心，不但学术造假、抄袭屡屡发生，而且涉嫌造假者的身份越来越显赫、级别越来越高，从普通教师到博士生导师、从大学院长到校长，纷纷卷入“造假案”中，受到公众的广泛质疑。

    同样是学术研究者，或成为一代“学术大师”，或沦为“学术大盗”，根本在于二者对待科学的态度不同。在严济慈这样的大师眼中，科学研究是一项值得投入毕生心血的事业，所以严济慈青年时期在巴黎的闹市中还能潜心治学；而“学术大盗”急功近利，对科学缺乏敬畏，把科研成果当作谋取荣誉和身份的敲门砖，转而采取抄袭、剽窃、伪造等手段。

    值得深刻反思的还有当前的学术大环境和对待学术的态度。不可回避的事实是，在不少高校和学术研究机构，领导干部行政、学术一肩挑，很多人不得不把著书立说、发表论文等学术重任或委之于学生，或草草仓促完成；一些科研经费能否申请成功、学术论文能否登上核心刊物，关键在于有没有知名专家、教授“压阵”，造成部分学者不专心搞研究，而是想方设法让名专家挂名。如此种种制度和规则，名义上是尊重科学，事实上却使科学研究成为地位、名声的附庸，损害了学者们潜心治学的积极性，也侵害了造就一代大师的土壤。

    造就真正的“学术大师”，让“学术大盗”渐行渐远，必须从大环境着手，努力营造尊重科学的氛围，不仅在学术领域内树立起严谨治学的品质，更在制度设计上鼓励潜心治学，严惩学术腐败，给学术研究一片独立安静的天空。（王晓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