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sciencehuman.com 科学人 网站 2009-11-23
“孔子在今天能评上教授吗”11教授公开信直陈教育弊端
“为什么我们的大学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
“中国航天之父”钱学森晚年的这一发问，在他逝世后短短半个月内引发巨大回响。
11月11日，安徽《新安晚报》，A6版。一封《让我们直面“钱学森之问”！》的公开信，直扑眼球。
公开信的抬头，标明收信者为“尊敬的袁贵仁部长”及全国教育界同仁。信末，有沈正赋等安徽本地高校11位教授的署名。
公开信不到千字，直指当今中国教育存在“许许多多让人痛心疾首的问题”，写信者认为这些问题使中国的大学 “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
为此，公开信倡议，国人直面钱学森提出的这一疑问，为目前中国教育存在之种种问题寻求解决之道。
公开信经过网络转载，迅即引发各方关注。一场轩然大波掀起。截至当晚12点，仅新浪上的评论即达5505条。有网友写出长达500余字的回应性文字。
“没想到反响这么大。”11月13日，一位参与签名的教授告诉本报记者，公开信发表的11日当天上午，他的手机就一直响个不停，都是各方要求采访和面谈的电话，“没办法，因为在上课，后来我一看就给关机了”。
“信里的问题说出了心里话”
“写公开信的主意，最早是《新安晚报》提出来的，”签名者之一的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新闻系副主任沈正赋教授11日告诉本报记者，“他们有想法，然后征求我们这些高校老师的意见。”
《新安晚报》总编室主任曹海峰，是公开信的幕后“操刀手”之一。据他介绍，这一策划起源于不久前的一次悼念会。
11月1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举行师生代表座谈会，悼念前一天逝世的中国航天之父钱学森。钱是中国科技大学的创始人之一，曾任该校近代力学系首任系主任。
“在会上，大家提的比较多的就是钱老生前提出的那个问题——为什么中国没有出一些杰出的人才？平时和高校的老师聊，也经常提到现在教育中所存在的问题。”曹海峰说。
教授们所说的“钱学森之问”，源于2005年。那年的7月29日，病榻上的钱学森向前来探望的温家宝总理提出：“现在中国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是很大的问题。”
会后不久，教育部高层变动，袁贵仁接替周济出任新一任部长。
两件事凑巧发生在一起，颇具敏感性的曹海峰觉得“机会来了”。他想到，不妨用“公开信”的形式来给教育主管部门一定的压力。“中国教育中存在的深层次问题，这么多年一直在徘徊，是不是在往前走，大家心里都没数。我觉得还是要推着走的。”
有了初步设想后，就由《新安晚报》报社的内部人士执笔，写了公开信的初稿，并发给了平常多有接触的高校的教授们征询意见。
有些教授对这种联名上书部长的形式比较担心，怕有风险，不愿在公开信上签名。
征询了几十位教授，最后同意签名的有12位。
随后，参与的教授们就公开信的内容与曹海峰他们往返沟通，提出若干修改意见。
“通过电邮反复好多次，持续讨论了一周多时间。”一位参与签名的教授介绍说。
在公开信定稿，准备刊发时，又突生变故。此前应允签名的一位教授，在得知公开信抬头要写上致新任教育部长时，觉得不妥，选择了退出。
最后发表的公开信，共有11位安徽高校的教授签名。签名者来自安徽师大、安徽大学、合肥工业大学和中国科技大学。
“这几位签名的学者，我们过去有的认识，有的不认识，我也没有和这些老师在一起讨论过这个话题。”有签名的教授表示。
另一位教授则表示，自己之所以签名，是因为信里提出的问题“说出了我们的心里话，我们正想表达，这个就是一拍即合”。
此外，还有另一层背景——备受各方瞩目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正在制定之中，因而被普遍认为是决定中国下一步教育发展的纲领性文件。
“在这么一个关头，给新上任的教育部长写一封公开信，我想是比较好的时机。”沈正赋说。
“孔子在今天能评上教授吗？”
公开信刊发后，赞赏者有之，质疑者有之。
很多网民表示，公开信仅仅提出一个人所共知的问题，没有给出相应的解决方案，“看着不过瘾”。
对此，主事者认为，公开信是想抛砖引玉，发动全民一起来思考，而非提出现成的解决方案。
“仅仅靠我们这11个人，要提出这么大一个问题的解决方案，绝对不可能的！”一位签名教授表示，“我们仅仅是起一个导火索的作用，引爆大家对与这个问题的关注。”
但签名者们对于“钱学森之问”，也并非全无自己的看法。多位签名教授将答问的核心指向现行的教育体制。“中国教育系统的人才选拔制度、考试制度、高校评估制度都需要反思。”沈正赋认为。
“比如说，高校的学生都是缴纳了学费的，某种意义上他们是学校的顾客，”参与联名的安徽大学出版社社长、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康建中说，“但现在他们没有作为顾客的消费权利——不能挑选老师，也不能完全按照兴趣来打造自己的专业基础。”
几位签名的教授将此问题归结为高校缺乏必要的办学自主权。他们认为，依照现行体制，政府教育主管部门不仅管高校的人、财、物，还包揽高校的许多具体业务工作，比如重点学科评审、博士点硕士点设置、教学评估等。
“教育部成了全国最大的‘教务处’，有关职称评定的规定非常死板，”有参与签名的教授说,“假如孔子活到今天是不能评教授的，因为他光讲学而没有发表论文。”
沈正赋对此也深有感触。他认为，教育主管部门推行的教学评估变成了形式主义、造假，给高校造成负担。
“为了应对教育部的评估，一些高校会动员相关院系的教授上报假的评估材料。”一位签名教授举例说，“在评估组来之前的半个月到一个月，是最紧张的时候，很多老师都被要求参与‘做材料’。有的学校每年花在应对评估上的费用可以达到上千万。”
权力本位的体制设计，造就了高校系统自上而下的行政化倾向。
“校长管钱，教代会很少开会，学术委都是官员。”一位签名教授援引当前高校中流传的一段顺口溜说，目前的高校院系中，普遍存在领导过多，行政机构过于庞大、管理人员过于臃肿的状况。“校级干部一走廊，处级干部一礼堂，科技干部一操场”便是形象写照。
“到底是专家治校还是官员治校？这是中国高等教育当下所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沈正赋表示。
“改革亟待进行，否则，在学术造假盛行、评价机制僵化教条、重研轻教、急功近利的环境和氛围下，怎么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创新，怎么可能培养出一大批高素质乃至杰出人才来？”签名者之一、安徽大学社会学系社会思想史教研室主任徐华副教授说。
“希望袁贵仁部长能看到”
在公开信引发的大讨论沸沸扬扬的那些天里，长期关注中国高等教育问题的上海交通大学熊丙奇教授也在细读公开信，并注意网络上对这则新闻的各种评论。
他还关注到，在钱学森去世前夕的9月4日，温家宝总理在北京35中考察时说，要在中国教育的办学体制、教学内容、教育方法、评价方式等方面进行大胆的探索和改革。
“我们的学生是很优秀的，在各种国际比赛当中经常名列前茅,但确实很少有像李四光、钱学森、钱三强那样的世界著名人才。”总理说，正在研究制定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就是想通过改革来努力解决教育中存在的问题。
熊丙奇还留意到近两个月内高校系统发生的一连串新闻——武大的公寓工程贪腐案，以及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关于“中国最大的博士群体在官场”的言论。
在熊丙奇看来，高校长期积累的一系列问题都已经很明显了，“现在已经到了一个针对目前问题的进行改革的非常迫切的时候了。”
“回答钱学森提出的这个问题，我觉得不能最终走向娱乐化了。要有行动，行动胜于语言！” 熊丙奇说。
对此，公开信的策划者和参与者们也表示，希望这场讨论能切实推动包括高等教育在内的教育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更重要的在于行动”。
在报纸刊发了公开信当天，曹海峰他们就将公开信寄往教育部，“希望袁贵仁部长能看到。”
（作者：马晖）
[21世纪经济报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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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局长“割腋自杀”在“控诉”什么？
18日，媒体爆出河北张家口市蔚县教育局局长葛祥“割腋自杀”身亡的消息。经调查，葛祥的死亡可能跟压力过大有关，近期河北暴雪导致该县学生取暖用煤紧张，葛祥东奔西跑却迟迟解决不了煤的问题。（《南方都市报》报11月18日）
就在新密市实验高中19岁学生李金川以自杀的方式来控诉教育不正之风的余波尚未得到平息之时，一个堂堂的教育局长居然也以“自杀”的方式忿忿而去了。这其间的个味着实令人费解——设若说，李金川的“死亡控诉”是“要用自己的死，来唤起人们对教育以及师德的反思”，属于教育内部问题的话，那么，被热门称之为“工作狂”、“ 葛疯子”的蔚县教育局局长葛祥的“割腋自杀”又是在“控诉”什么，“唤起”什么呢？
据报道，河北省蔚县教育局长葛祥今年刚过44岁，在他2007年底上任教育局长之后的时间里，“已经把全县的学校调研了一遍，最近正在跑第二遍”，实实在在地为学校、教师办了不少实事。就在他自杀当天，还为了学校孩子烧煤取暖的事情和两个校长一起去开滦煤矿集团公司要煤。——由此看来葛祥应该是一个做实事、负责任的局长，也应该是一个正直的人，勇于对教育负责的人。而恰恰就是这样一个为了搞好教育工作尽心尽力的教育局长，却让困境搞得心力憔悴、满怀失望地选择了自杀的方式来结束了自己宝贵的生命。怪哉，谁给葛祥局长的心上插了一把刀？谁逼迫葛祥局长也走上了这条“死亡控诉”之路呢？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按道理说，国家富了，也花了很大的力气来增进和补充教育的不足，教育是不该这般困窘与尴尬的。然而令人痛心的是，当前的教育与国家的期望仍然相差甚远，不少的地方教育依然处于经费不足、举步维坚的尴尬境地。更为可笑的是，国家相关教育经费明明已经下发到了各个地市，但教育却屡屡发生帐户空空，甚至连正常的教学秩序都无法保障的事情。何也？——反思教育现状，笔者以为让葛祥局长“我怎么到处碰壁？”的原因有以下几点：
其一，“庙堂之言”、浮夸之风是地方政府惯用伎俩作祟。每年的基层报表和相关材料的上报，都是又基层单位自己填写、自己呈报的，为了获得上级部门的认可和业绩认定，无论实际工作开展的如何，呈报的时候是必须按照国家前期制定的标准来填写的，更多的地方还要添油加醋地超出标准以示增长，否则便是工作不力、能力不强、甚至是失职、渎职。如此一来，即便是许多地方尽管仍然不能满足需要、许多学校仍然是穷困不堪也要按照标准“如实”上报，反正国家相关部门只要一纸所谓的数据而已，中国那么大，哪里有那么大的精力下到我们这些小地方查验？
其二，监管不力、普查不细的缘故。国家的相关政策制定以后，财政部门只要把该拿出来的钱拿出来就行了。因为各地的情况不同，所以分配的条例自然要有地方来定。“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历来都是各地政府部门的最佳策略。我完全可以按照国家的规定制定相应的政策，至于实施，那就是我们内部和下一步的事情了。政策归政策，还要讲究实际情况不是吗？所以，国家所看到的和具体实施中的情况自然也就不是一个版本了。即便偶尔国家进行督察，那也是个别抽查和事先通知的，只要把被抽查单位的事情做好，就能证明国家的政策已经贯彻下去，验收也就可以过关。所以，教育帐户空空甚至连正常的教学秩序都无法保障的事情也就司空见惯、见怪不怪了！
其三，地方各部门的官僚主义作风造成了基层单位的弄虚作假。“人有大大胆、地有多大产”，就说“普九”检查罢，一个地方的政府应该给的公用教育经费明明已经许多年都没有了，到检查的时候，却偏偏要教育局和各个学校造出一系列的假帐来，硬说这些年的经费一分不少的全部使用过了。面对这样的政府行为，那些校长和老师又能如何？总不能因为要讲真话就把自己的饭碗给敲掉罢？如今国家实行免费补贴了，按照国家补贴的标准，学校的日子本想应该好过得多了，可结果呢？经费到了以后，首先要过的是政府部门，如果你局长、校长没有个三十趟五十趟地求告，是不可能到学校的。就这样轻轻松松地把钱给你，还要我领导做什么？谁跑得趟数多，谁送的礼多，就多给谁一些，至于那些干等国家政策恩泽的学校，还是继续过你的苦日子去吧。更有一些地方，学校即没有收取学生的一点费用，也没有见到国家下拨的一分钱。但设若要问国家下拨的经费哪里去了，回答也极其简单：“需要用钱的地方多着呢！”
国家富裕了，教育却依然举步维艰，这是“中国特色”，还是历史之悲？恐怕谁也难以说得清楚。——“死要有勇气，但活着更难！我要用自己的死，来唤起人们对教育以及师德的反思。”这是新密市实验高中19岁学生李金川在遗书中的“死亡控诉”； 葛祥局长虽然没有给我们留下什么“控诉”，但他的“割腋自杀”又包含了多少的涵义呢？
——救救教育！这或许就是葛祥局长心底最撕心裂肺的呐喊罢！
（李吉明2009年11月21日于河南新乡二十六中学 邮箱liming730210@163.co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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