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sciencehuman.com   科学人  网站 2009-11-25

我们需要培植大师滋生的土壤

   文/刘道玉

　　2009年8月27日，《光明日报》在头版头条显赫的位置，刊登了该报记者的一篇报道，题目是：“大师级人才如何培养——清华大学探索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启示”。在长达2500多字的报道中，看得出记者是认真做了调查的，也确实反映出了清华大学领导人的改革思路，概括出了该校近年推出的一系列有益的改革经验。例如，尝试打破文理科界限招生，启动清华学堂人才培养计划，配备院士、长江学者等顶尖师资使有潜质、有特色的学生脱颖而出，举办数学―物理等交叉学科实验班，试行“二次招生”等，都是有远见的重大改革举措，使我感受到一丝清新的气息，并祝愿清华大学的改革取得丰硕的成果。

　　但是，用“大师级人才如何培养”做标题，总感到有些使用不当。为此，我用心地反复阅读全文，只有两处提到了“大师”二字，一是副校长袁驷先生的一种忧虑。他说：“正如顾秉林所说，我们培养的人才距离‘学术大师、兴业英才、治国栋梁’的期望仍有差距”;二是“百年清华园，众多学术大师的印记为它留下了最好的名片”。除此之外，再也看不到“大师”二字，清华大学的领导也没有谈论如何培养大师级的人才。设定和提出“大师级人才如何培养”的问题，有似是而非之嫌：其一，在大师的界定和大师究竟是如何成长问题上给出了错误信息;其二，是对教育方针的误导。培养什么样的人，是教育方针规定的，而培养大师级的人才，显然不符合我国的教育方针。无论是过去或现在，也无论是国外的著名大学，都不可能把教育方针定格为是培养大师级的人才。

　　问题产生的原因是什么呢?我想可能是把人才学上的一些名词混淆了，如把大师与杰出人才、拔尖人才、创新人才、顶尖人才等混同了。实际上，清华大学所介绍的经验，都是集中在如何培养拔尖的创新人才，而没有言及大师级人才的培养。

　　问题在于，不少人对大师的概念和大师是如何成长的规律并不清楚，于是就出现了把大师泛化和滥用的情况，以至于“大师”二字在媒体上比比皆是，而冠以大师的人也越来越多。例如，什么艺术大师、管理大师、营销大师、励志大师、演讲大师、烹饪大师、园艺大师，等等。实际上，这些都是对大师一词的滥用，是对大师本意的亵渎。 　　大师究竟应当怎样界定呢?从词源上看，大师一词最早出自佛教梵文“Statr”，是大师范、大导师之意。佛教徒称佛为大师。后来，大师只能是赠死去的高僧的谥号。1992年，台湾把活着的星云和尚称为星云大师，他是迄今唯一被封为大师的活着的和尚，而其他年长的和尚则只能称为长老。大师用于学术领域，最早出现在汉代。《史记·伏生传》记叙：“学者由是颇能言《尚书》，诸山东大师无不涉《尚书》以教矣。”辞海对大师的解释是：“指有巨大的成就而为人所宗仰的学者和艺术家。”显然，大师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巨大的成就，这显然不是指一两项发明或几本著作，非著作等身或学富五车”的学者不能企及;二是学术成就经得起历史的检验，为世人所宗仰，不是一部分人，而是一代又一代的人所敬仰。

　　我国古代出现过许多大师，因为那时有安贫乐道的学者和滋生大师的土壤。近代也出现过一些大师，而现代的大师简直是寥若星辰。新中国成立60年来，我国培养出来的人，几乎没有一个称得上是大师的。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特别是作为培养人才的高等学府，应当检讨我们的教育思想、教育制度和学术政策等。

　　大师究竟是如何培养或成长的呢?从整体上来说，大师的成长与所受的教育有着密切的关系，特别是良好的、开明的基础教育。但是，大师是不可能直接从大学里培养出来。例如，堪为大师的华罗庚、钱穆、叶圣陶、梁漱溟、贾兰坡、启功等都只有中学的学历，但他们却是名副其实的大师。因此，大师是自我成长的而不是刻意培养出来的，除了他们所具有的天资和个人努力以外，还需要有民主、自由的学术环境，要有宽松、宽厚和宽容的学术政策，要有甘当人梯的伯乐。作为个人，最重要的是要树立“以学术为终身志业”的理想，要有“出家人”那种执着的做学问精神，要有“板凳一坐十年冷”耐得住寂寞的毅力，要远离功利主义和尘世的干扰。有了这些条件，相信经过持久的努力，终会有一些大师成长出来!

　　台湾国学大师钱穆先生曾说：“大师者，乃是通方之学，超乎各部专门之上而会通其全部之大义者是也。”从范围来看，还是应当回归到大师的本源上来，即只限于佛教界和学术界。至于其他领域，可以产生著名的专家、学者、艺术家、歌唱家，甚至可以授予功勋科学家、艺术家和歌唱家，但却不能冠以大师的头衔，更不用说那些从事技艺性工作的人了。我愿意借此机会，呼吁媒体停止对大师的滥用和炒作，为了培植大师滋生的土壤，必须回归到严谨、求实学风的正道上来!

   [来源：学习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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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让“钱学森之问”成了无解的谜语

   文/叶匡政

　  安徽11名教授联合《新安晚报》致信教育部部长袁贵仁的消息，使“钱学森之问”再次成为国内热议的话题。钱学森去世，诺贝尔奖揭晓，教育部长换人，都引发了人们对中国教育体制的拷问。然而至今，人们仍然无法预知中国教育变革的春天，何时才能来临。“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对于中国教育来说，似乎也成了一道无解的斯芬克斯谜语。

    钱学森晚年，是中国教育改革积极的鼓吹者和推动者。他提出的“大成教育理念”，已在西安交通大学开始了教学实践，这些理念对今天的教育体制改革很具启示性。钱学森的教育思想，有一个重要的核心，就是通才教育观，所谓“集大成，得智慧”。他一直强调大学教育既要通，也要专，只有学生的跨学科知识掌握得越充分，创新与发现的能力才能越强。所以他认为不仅理工科要跨学科，还认为理工科还需和文科相结合。对一个创造型人才来说，科学培养的逻辑思维和文学艺术培养的形象思维，就像是创新所需要的一对翅膀。

    这些理念，无疑和当下教育体制中所弥漫的功利主义气息，完全不同。钱学森的这些教育理念，在解放前的很多中国大学，就已成为通识。比如曾担任过清华大学校长的梅贻琦，他的教育思想就由三部分组成，除了教授治校和学术自由外，最重要的一点就是“通才教育”观。所谓通才教育，就是自由教育，他认为学生在高等教育中，要全面学习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重要的是培养学生面对生活和生命的人格。他认为通重于专，专识解决的是就业，而通识则涉及生活的方方面面。职业再重要，也只是生活的一部分。

    钱学森和梅贻琦的这种通才观，也与儒家的通才观有关。“学”在孔子的字典中，是指修习一种完整的人格，他是坚决反对只把学习当作谋生的手段的。所谓“君子不器”，他很早就注意把这种人格之“学”与工具性知识分开了。孔子期望学生，能将学习视为生命存在的一种方式，甚至是生命的目的。他看重的是学者如何通过学，来使自己的生命变得更为丰富。所以他说，学而能不想着俸禄，是不易得的。“学”在上古时，就有“觉”的意思。然而让人悲哀的是，在孔子那个时代都明白的教育常识，在我们今天的教育体制中，却已难觅踪迹。如果我们对教育只抱着工具主义的态度，那么教育出来的学生，除了成为小技术官僚，又怎敢遑言世界级大师。

    钱学森的教育理念，还有一点就是对“民主学风”的倡导，他认为这是培养创造型人才的关键。他多次以他在加州理工学院的学习经历来说明，充分的学术权力和民主氛围对大学的重要。据钱老说，在加州理工学院中，不同的学派、不同的学术观点可以充分发表，学生也能充分发表自己不同的学术见解，可以向权威们挑战，这些都真正培养了钱老的创新精神。钱老说，在这所大学中“你必须想别人没有想到的东西，说别人没有说过的话”。

    今天，教育的堕落已不是什么新闻。无论在教育界，还是在知识界，自大、平庸和墨守成规都成了通行的学术准则。连教授们都失去了发现真相、捍卫真理的基本良知时，我们又怎能对他们教育出来的学生抱有奢望？当学校成为机构或个人获取利益的工具，当对教育体制的批判不去触及意识形态对学术民主的影响，以及当代知识分子的整体精神现状，任何对教育的设想和争论，都很难为我们带来真正的变革。科学精神也好，文化精神也罢，可以说对真相与真理的热爱都是首要美德。有了这种美德，才是一个合格的知识分子，有了无数这种合格的知识分子，才可能诞生所谓的“世界级大师”。

    钱老去世了，但把一个谜语般的诘问留给了中国人。这个问题很像人面狮身的女妖斯芬克斯提出的问题。一天找不到谜底，就会多一些人被我们的教育体制吞噬。人们一次次拷问中国的教育体制，其实也是在盼着战神俄狄浦斯的出现。或许只有等他找到答案后，我们旧的教育体制，才会像人面狮身斯芬克斯一样，变成一块丑陋的石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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