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四宗罪：谄权、媚富、造假、无耻

　　文/傅一河

　　第一宗罪：卖文凭。

　　众所周知，不少腐败分子拥有博士文凭。浪得虚名的博士文凭出自中国著名学府，比妓女卖肉还要卑劣无耻。妓女“肉偿了”付出了劳动，而四川省教育厅厅长在北师大拿的博士文凭，居然不出一分钱学费。2009年，中国科学院与中国工程院新增83名院士，八成以上是官员。“厅级干部一走廊，处级干部一礼堂，科级干部一操场”，国家督学官员也有好几千。2009年中国高校评选出“百名名师”，十之八九带长字号。现在又出现了在职官员到高校兼职的壮举。作为公权人物，手握权力资源，醉翁之意不在酒，高校借此提升名气，又可获得“潜规则”带来的利益，而官员不但有丰厚的报酬，还可博得‘学者型官员’的美誉，利于仕途升迁。官员通吃，政界商界高校，中国已无净土。

　　第二宗罪：媚富。

　　浙江大学、上海交大相继开办“富二代”培训班，对外经贸大学开出国内首个奢侈品研究中心，首批招收硕士研究生20人，以上三者学费高达几十万元。

媚富必然欺穷。贫困生怎么办?贷款呀，“助学”做了“学奴”，青春用于还债。这套把戏日常化，先是鼓动人买车，车买上了，油价涨上去了。贫困阶层因失去向上流动的希望，因绝望而铤而走险，这比贫困还要可怕。公交车爆炸案、杀害城管，原来并不是恐怖分子啊。

　　第三宗罪：造假。论文造假经曝光而下马的、曝光而没有下马的校长、院长无须赘言，连堂堂院士也做假，编写教材的人也在做假。有人考证，在现行的中小学语文课本中有许多虚构的故事，如《陈毅探母》《爱迪生救妈妈》《朱德与兰花》(均为虚构))。上梁不正下梁歪，学生作文更是做假，我总结过：一出门，地上躺着钱包;过马路，路上有个大娘;坐车，给老人让座。然后是父母双亡，老师得了“绝症”……

　　第四宗罪;无耻。

　　教育部官员吹嘘中国的本科教育是成功的，而高校本科评估检查公然做假，已有不少人士撰文批评，堂堂大学校长在教育部小职员面前低三下四做孙子状，怪不得大学毕业生一窝蜂考公务员。大学教授宁愿丢了专业去做官，跑得屁颠屁颠。高校培养不出人才，却振振有辞“没有好苗子”，有好苗子也留不下来，北大、清华成了赴美留学预备班，“星光人才”何处去，落户世界上又干净又美丽的地方。

　　教育界爱吹神话，知识就是力量，知识改变命运。“80后”们感慨不幸：“当我们读小学的时候，读大学不要钱;当我们读大学的时候，读小学不要钱;我们还没工作的时候，工作是分配的;我们可以工作的时候，却找不到工作;当我们不能挣钱的时候，房子是分的;当我们能挣钱的时候，却买不起房子……”这是现实。这不全是教育的责任，但教育总有应该尽到的责任，大学是整个社会的“精神旗帜”，有教育精神，应该担当起引领主流价值的形成和推广的作用，至少不能象今天的中国大学那样自甘沦落，沦为权力的奴才、媚富的商人、欺穷的罪人、无耻的掮客。

　　高校本科扩招，然后又是研究生扩招，给国家带来滔滔不绝的银子，国家对教育的拨款却依然赶不上非洲穷国乌干达。中国百姓的税收负担世界第一，且以40%或者更高的比率增长着。广大家长给教育贡献了那么多真金白银，教育回报以什么?学术政客与腐败官僚沆瀣一气，借教改之名鱼肉百姓，将体制之恶扩大到极致，致使怨声载道。钱学森问：“我们的教育为什么没有培养出杰出人才”，众所周知：因为教育谄权、媚富、造假、无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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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教育罪孽深重

　　文/乔新生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教授

　　中国教育部长撤换，成为社会各界热烈议论的话题，一些高校教师甚至准备鸣放鞭炮，大肆庆祝。教育部长何以成为众矢之的？新的教育部长能否平息公众的怨气？中国教育改革问题究竟出在哪里？

　　近些年来，中国教育改革措施层出不穷，概括起来一句话就是瞎折腾。作为中国教育界的一名教员，笔者深深地知道，所有这些改革不是为了教育，而是为了政治，改革不是为了实现公民宪法上的受教育权，而是为了巩固少数人的行政权力。  

　　不少人把中国教育改革出现的问题归咎于扩大招生规模，甚至还有人认为如果不实行教育领域的大跃进，那么，中国的教育界也不会乱作一团。但在笔者看来，扩大招生规模是大势所趋，综观世界各国，从精英文化教育转向平民化教育，必然扩大学校的招生规模。但问题就在于，中国的教育改革是在缺乏民主的前提下强制推行的改革，改革的目的不是为了发展教育，而是为了满足少数特殊集团的利益。 

　　还有人把中国教育领域存在的问题归咎于教育产业化，认为正是实施了产业化改革，才导致高等教育认钱不认人，把教育办得像个商业机构。实际上中国的教育机构已经沦落成为商业公司，中小学实行“班外班”，教师在正常的上课时间无精打采，可是却把课堂教学内容放在课外从事有偿家教。高等教育机构是彻头彻尾商业交易机构，学生走进校门的第一天，就饱受高等教育机构后勤集团盘剥，高等教育机构的每一项服务，都明码标价，高等教育机构甚至可以在没有任何依据的情况下收取费用。中国高等教育的产业化之所以能够持续下去，就是因为教育主管部门实行高度垄断的经营体制，不允许民营企业正大光明地进入高等教育领域，从而使高等教育机构成为了少数利益集团巧取豪夺的工具。 

　　中国教育改革的历史表明，这是一个打着发展教育的幌子，借口发展市场经济，把高等教育变成少数利益集团奴役百姓，维持稳定的工具。中央电视台在评价教育改革成果的时候，把问题归咎于八个方面，认为中国教育改革正在走向它的反面。但在我看来，中央电视台概括总结的只是表面现象，中国教育体制改革所面临的问题，从深层次来看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中国教育体制改革不是走民主化的道路而是走专制集权的道路。教育是一个开启民智的过程，教育也是一个知识积累的手段，教育是一个国家的命脉，教育是一个民族的希望。可是，从上个世纪的90年代开始，中国的教育改革就被一些根本不懂教育的人所把持，他们所推行的改革措施，非但没有促进教育的发展，反而使中国的教育面临空前困难。具体表现在：第一，中国教育改革的一系列方针措施，既没有经过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批准，同时也没有广泛征求社会各界的意见，完全是由少数人根据自己的想象力制定出来的。  

　　关于中国高等教育改革有一个非常经典的段子——教育部负责人有一次出外游览，在寺庙门前遇到了几个削发为尼的小孩子，大清早起来读书，聊起天来才知道他们是落榜生，为了能够考上大学，只好到深山老林苦读。这一位教育部负责人感慨万端，回去之后立即扩大招生规模，要求所有的高等院校都必须敞开大门，让那些喜欢读书的孩子进入高等院校。从情感上来分析，这是一个温馨的故事。可是，如果联系中国教育的现状，人们就会发现这是一个没有经过任何科学论证的决策。它所导致的直接后果是，高等教育机构人满为患，许多教师不是教书育人，而是疲于奔命，教育完全变成了一种体力劳动。这项改革带来的恶果是，中国高等教育质量急剧下降，许多大学为了应付汹涌而来的人潮，不得不四处举债，大兴楼堂馆所。在基础设施建设过程中，由于高等教育机构的负责人不受约束，所以，出现了大规模的贪污腐败现象。中国的高等教育改革以扩大规模为发端，以高等教育机构负责人纷纷落马为结局，高等教育变成了彻头彻尾的大跃进。 

　　第二，为了强行推广教育负责人的改革方针，高等教育主管部门不是扩大高等教育机构的权力，而是拼命地缩小高等教育的自主权。从表面上来看，近些年来中国在高等教育改革方面，实施了一系列的放权政策，但为了牢牢地控制高等教育机构，中国教育部把大量的司局级干部派往全国各个高等院校，从而使高等院校变成了一个典型的政府衙门。高等教育机构的一切改革，非但没有调动高等教育机构职工的积极性，反而由于实行严格的行政强制措施，中国高等教育机构师生感到空前的压抑，高等教育机构各种极端案件频频发生。中国的高等教育机构已经变成了思想的禁锢地，高等教育机构的师生成为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第一批牺牲品。

　　第三，为了解决中国高等教育机构中存在混乱现象，教育部推出了所谓的本科评估制度，希望通过评估来分出好坏，并且实行优胜劣汰。但是，令人感到不幸的是，由于不尊重教育规律，实行一刀切政策，在评估的时候实行党同伐异，结果导致高等教育本科评估变成了赤裸裸的权钱交易，教育部派往各个高等院校评估的负责人，成为教育机构行贿的对象。高等教育机构评估变成了教育部进一步控制权力，强化对高等教育机构钳制的手段和工具。 

　　可以毫不客气地说，中国教育改革不是为了发扬民主，调动教育机构职工的积极性和主观能动性，而是为了进一步牢牢地控制教育机构，从而为教育主管部门强制推行各项政策提供保障。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下，中国的教育改革几乎成为一场灾难，绝大多数师生怨声载道，教育水平直线下降。 

　　其次，中国教育改革不是为国民素质的提高服务，而是为市场经济服务。由于一些自称长期从事教育工作的教育主管部门负责人，根本没有潜下心来认真研究教育发展的历史和规律，所以，在制定教育改革目标的时候，不是从长远着手，提高国民素质，而是热衷于迎合市场经济，把教育变成了加官进爵的敲门砖。中国教育历来缺乏自治传统，教育的官本位现象十分严重。教育改革的目标是应该破除这一现象，真正走自我发展的道路。可令人感到不幸的是，中国教育主管部门负责人为了配合主要决策者发展生产力的口号，要求教育机构脱离教育规律，盲目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结果把教育体制改革变成了经济体制改革的组成部分，使教育成为依附于经济发展的产业组成部分。  

　　自从进入工业化社会，教育始终是为经济发展服务的。但是，各国教育发展历史表明，教育为经济服务，并不意味着教育必须时时刻刻根据经济发展需要，提供各种配套性人才。教育发展的规律是，必须从基础做起，逐步建立一种人才自我发展的良性循环机制，通过发展教育服务经济，并且通过服务经济进一步发展教育。可是，中国教育主管部门负责人把经济和教育直接对接起来，为了迎合市场经济的需要，设置了许多非常奇怪的专业，这些专业为了适应就业的需要，起了一些花里胡哨的名字，使教育服务于经济变成了教育与经济相互欺骗的游戏。

　　教育改革不能揠苗助长，而应当遵循自身发展规律。可是让人感到遗憾的是，教育决策部门负责人为了在短时期内做出成绩，鼓励教育机构打开校门，兴办各种各样的企业，把教育直接转化为生产力。许多从事自然科学研究的机构，把90%的精力用于赚钱，把10%的精力用于改善自己的福利；许多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机构，则通过改换门庭对外从事各种服务，结果导致整个高等教育系统熙熙攘攘，诺大的校园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 

　　曾经有人考察过许多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教育机构，他们发现这些国家的教育机构可以数十年如一日从事数据的积累和科学研究，而中国的教育机构缺乏必要的数据库，更缺乏长期的研究项目。究其原因就在于，中国的教育机构负责人热衷于出政绩，中国教育主管部门的决策者希望教育服务经济，结果导致中国的教育机构既不像是企业的实验室，也不像是政府部门的研究机构，而像是一个被边缘化了的、依靠鼠窃狗偷获取科研经费的乞丐。这样的教育发展模式，怎么能够提高国民的素质呢？ 

　　第三，教育机构不是自由思想的圣地，而是奴役百姓的集中营。为了加强政治思想教育，教育主管部门出台了一系列强制性政策，要求教育机构必须增加政治学习。而所谓政治学习，只不过是在马克思主义学术思想之外，增加一些庸俗的、实用主义的东西。现在高等教育机构开设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江泽民的三个代表以及科学发展观等课程，所有这些内容，不是扩大学生的视野，尊重学生的思想，而是要求学生必须按照这些庸俗的教条去思考和判断。这样的教育机构，根本不是在提倡自由的思想，而是在强行灌输执政者的庸俗口号。  

　　坦率地说，自从马克思主义来到中国之后，已经彻底变成某些政党党同伐异、排斥异己的理论工具。马克思主义诞生于资本主义社会，是在对资本主义发展规律进行深刻剖析的基础上，提出的一套具有建设性的、充满理想色彩的思想体系。但令人感到不幸的是，无论是苏联还是中国，自从移入马克思主义之后，很快把它变成了夺取政权的工具。在革命战争年代，他们借助于马克思主义的公有制思想，提出打土豪分田地的主张，让许多思想单纯的农民兄弟跟着他们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可是建国之后，他们很快剥夺了刚刚分给农民兄弟的土地，以所谓的集体土地所有制，取代了农民的土地所有权。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他们以城市化为借口，不断地以政府的名义征收农民的土地，把农民变成了失去土地的真正无产者。这些农民兄弟为了生存下去，不得不背井离乡，到城市里从事体力劳动，他们没有基本的社会福利，他们没有最基本的人格尊严，他们唯一拥有的就是手中的选票，可是，由于执政者制定了不合理的选举制度，直接或者间接地剥夺他们的选举权利，结果导致他们在改革过程中一步一步地被边缘化。

　　可是，在所谓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的论述中，根本找不到解决问题的答案。无论是第一代领导人还是第二代、第三代领导人，在口头上表示了对农民的足够尊重，可是，在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中，却毫无例外把农民作为压榨的对象。这样的所谓理论怎么能够说服中国当代大学生呢？或许正是看到了这种理论与实际的深层次矛盾，教育主管部门拼命地增加有关政治宣传的内容，试图通过灌输的方式，强迫学生接受他们的理论或者他们的改革逻辑。为了征服这些年轻气盛的学生们，他们一方面通过增加有关课程的学分，迫使大学生死记硬背；另一方面则不断地设置机构，在大学里豢养一大批尸位素餐，依靠讲授所谓当代马克思理论谋生的教员。这些人不仅浪费高等教育机构的资源，而且更主要的是，成为中国高等教育中负面典型，他们的春风得意，反衬出中国真正知识分子的落魄惆怅。所谓马克思主义教育，是彻头彻尾的反马克思主义教育。 

　　马克思主义能否深入人心，不在于是否增加有关的教学内容，而在于马克思是否能够揭示当代中国所面临的问题。曾经有一些新闻媒体记者对西方国家《资本论》的热销感到迷惑不解，诚恳地约请笔者作出解释。我认为马克思作为资本主义的掘墓人，看到了资本主义发展的兴盛与危机，看到了人类文明未来的前景。但令人感到痛苦的是，几乎所有声称社会主义的国家，都只是实行生产资料的公有制，而从来没有意识到，生活资料的公有制才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所在。他们更没有意识到，马克思在分析了公有制之后，曾经非常敏锐地觉察到，公有制面临的最大危险不是经济本身，而是政府的腐败。为了防止政府腐败蔓延，马克思设计了人民代表制度，通过人民代表制度来约束政府，确保政府必须谨慎地履行自己的职能，妥善的保管国家的财富。可是，几乎所有号称社会主义的国家，都没有解决政府腐败问题。中国虽然建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但是，人民代表大会成为橡皮图章，根本无法监督政府。所以，中国的公有制，为政府官员的腐败提供了最好的制度基础。一些学者一怒之下，把结果当成原因，甚至认为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才是真正的出路。  

　　现在看来，无论是马克思主义者还是反马克思主义者，都应该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仔细分析中国改革开放所面临的问题，从而重新建立自己的逻辑体系。可非常不幸的是，由于教育主管当局钳制思想，不允许在高等教育机构从事这样的讨论，结果导致中国高等教育成为真正愚弄百姓的教育。那些本来可以通过提高国民的素质，不断强化公众的监督，约束政府官员的行为而避免或者减少的腐败现象，由于高等教育主管部门讳疾忌医，不允许大学教员进行公开讨论，结果使得中国贪污腐败盛行，改革正在逐渐地走向它的反面，改革越深入，公众的反弹情绪就越大。现在全国各地出现的群体性事件充分表明，中国的这场改革早已不得人心。

　　假如教育不能开启民智，假如教育就是一言堂，假如教育就是强行灌输思想，假如教育就是控制舆论，那么，这样的教育不是真正的教育，而是封建社会的宗教迫害。很可惜的是，中国当代的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就是一种赤裸裸的宗教迫害。  

　　第四，高等教育机构应该成为社区自治的典范，成为自我管理的榜样，可是，在现实生活中，高等教育机构成为政府的附属物，非但不能实现自我管理，反而变成了一切社会乱象的滋生地。早期的高等教育脱胎于教会，是西方教会为了培养传教士而建立的机构，其目的是为了培养博雅之士。工业化革命之后，西方国家建立了一些专业化高等教育机构，这些教育机构已经不再承担传道的责任，而是扮演受业者的角色，他们把那些在物理学、化学、医学生物学、数学等领域成绩卓著的专家聘为大学教授，然后进行专业知识的传授，从而确保工业化社会拥有足够的专业人才。到了后工业化时代，西方国家深切地意识到知识的更新速度越来越快，所以，他们很快建立了一套所谓后续教育体系，为那些具有丰富管理经验的企业家们提供继续学习的平台。这种传道、授业、解惑相互分离、互相配合的教育体制，不仅可以有效的利用国家资源，提高教育的效率，而且更重要的是，可以有效地借助于现代市场经济资源配置手段，通过教育的产业化，促进教育的可持续发展。 

　　可是在我国，教育部根本不了解教育的发展历史，不了解现代教育的发展规律。他们在制定教育政策的时候忽左忽右，一方面认为应该借助于市场经济的力量，发展高等教育，从而在很短的时间里把高等教育变成了出售大学文凭的机构；另一方面又害怕公众批评教育产业化，所以，不断地否定自己的改革措施，从而使中国的高等教育便成了无头苍蝇，不知如何发展。

　　高等教育不是孤立的存在，高等教育是社会教育的有机组成部分。许多国家都规定，未成年人的教育包括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的教育，应该由教育机构、家庭和社区负责。他们特别强调家庭教育、社区教育的重要性，教育机构经常与家庭、社区教育服务部门沟通，充分利用公共图书馆、教堂、乃至其他社区服务机构，帮助学生形成科学的价值观、人生观和世界观。不过，学生一旦进入高等教育阶段，教育机构必须完全尊重学生的选择，包括他们的政治选择、宗教选择。这些国家绝对不会允许教育机构成为左右或者影响大学生意识形态和政治倾向的机构。在一些教育发达的国家甚至规定，中小学教育机构严禁政府官员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因为那样做就是在利用未成年人心智尚未成熟进行政治推销，这是一种严重违反宪法的行为。  

　　可是在我国，教育机构的首要目的是为了培养“党的接班人”。教育主管部门负责人或许不知道，假如把党的思想强加在学生的脑海之中，那么，不仅会增加他们的逆反心理，从而促使他们更快地走向执政者的反面，而且会浪费他们的宝贵时光，让他们在青春年少的时候，不得不放弃学习科学的机会，接受执政者的政治教条。这是一种极不人道的、残忍的教育模式。执政党完全可以利用家庭、利用社区、利用自己所掌握的其他资源，进行潜移默化的、春风化雨般的教育，并且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感召学生，绝对不能在教育机构特别是高等教育机构浪费资源，进行所谓的政治宣传。这样做既违反了信仰自由的宪法原则，同时也是在培养自己的叛逆者。事实证明，绝大多数学生在学习这些所谓政治理论的时候，丝毫没有喜悦感或者创新意识，他们只不过把执政党的一些理论学习当作争取学分和学位的敲门砖而已。  

　　高等教育机构自治，首先要求在教育内容上高度自治。执政党可以宣传自己的主张，但是在高等教育机构，执政党必须充分意识到，自己的主张或者政治理论是否能够得以普及，关键不在于是否增加相关的课程，关键在于是否具有充分的吸引力。如果把马克思主义的学说东拼西凑，变成所谓的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理论，或者试图用前言不搭后语来解释改革开放的错误政策，那么，这样的政治宣传只能会招人反感。 

　　高等教育机构自治，还要求高等教育机构根据自己的需要设置机构，并且以民主的方式选举管理者。令人感到遗憾的是，中国的高等教育机构是一个典型的官僚机构。中国高等教育机构都有行政级别，高等教育机构的负责人都是行政负责人。在高等教育机构内部设置大大小小的官僚衙门，许多教师不得不听命于各级行政领导干部，在他们制定的各种表格中转来转去。现在中国高等教育改革措施层出不穷，但归根结底，就是要让中国的教员没有自己的思想，老老实实听取行政官员的命令。为了确保高等教育机构贯彻教育部的指令，教育部隔三差五召开教育机构负责人会议，不断地向高等教育机构派出负责人，防止教师犯上作乱，以高压手段确保高等教育太平无事。 

　　这不是在进行高等教育机构改革，这是在扼杀中国的高等教育。假如不尽快改弦更张，不彻底实现高等教育自治，允许高等教育机构的教师选举自己的管理者，那么，中国的高等教育必死无疑。事实上，现在中国的高等教育机构已经是一条条僵尸，表面上看来人模狗样，实际上早已腐烂肮脏。  

　　第五，中国教育腐败丛生，教育早已成为权钱交易的系统。近些年来，发生在教育领域的腐败现象特别引人注目，几乎所有高等院校都有大大小小的贪污腐败问题。这一方面是因为中国特有的教育行政管理体制，为各种腐败行为提供了空间；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教育机构本身早已沦落成为权钱交易的机构。 

　　不了解中国教育系统的人可能不知道，中国的教育系统是一个投入产出极端不成比例的系统。在教育系统既有各种各样的财政拨款，也有来自社会各界的捐款和教育机构自身的收入。可是，在中国居然没有独立的财政教育预算，教育机构也不需要公开的财政预算。按照国家预算法的规定，在公共财政预算之内，只需要编制教育部门预算，而不需要编制教育机构投入产出预算，教育部只负责每年将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报告教育部门自己的财政预算即可。这是一种非常独特的教育预算管理体制。换句话说，教育主管部门不需要对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报告具体财政教育预算的使用情况。获得国家教育拨款之后，他们可以自定规则，自行执行规则，按照亲疏远近，把教育经费分配给各个教育机构，从而使整个中国的教育预算成为一笔糊涂账。  

　　举例来说，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确定了教育预算比例之后，中央财政每年都会向教育部转移财政预算。教育部该如何支配教育预算呢？按照现行的管理体制，教育部既不需要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每一笔预算的使用情况，也不需要向全国教育系统报告财政预算分配情况，教育部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设置各种各样的项目，然后把这些财政预算资金分配给项目负责人。不仅如此，为了迎合中央某些领导的需要，做大做强教育机构，他们还会向少数教育机构增加拨付教育预算。通俗地说，教育部得到财政经费之后，只需要召开系统内部的会议，由教育部负责人提出使用方案，那么，就可以将全国的教育经费分配下去。当然，科技部也可以按照这样的模式，通过设置各种各样的科研课题，把国家的科技预算瓜分完毕。  

　　在这样的教育经费管理体制之下，即使想要洁身自好，长期的耳濡目染，也会逐渐变得贪婪。这是一个不需要对任何人负责，只需要编造理由使用经费的系统。在这样的财政预算管理体制下人们就会发现，极少数高等教育机构占用了国家绝大多数高等教育资源，一个微不足道的课题，可以获得令人瞠目结舌的财政预算资金。曾经有人开玩笑地说，如果大学校长和建筑承包商沆瀣一气，通过工程承包收取贿赂，简直就是愚蠢之极。和那些社会不法分子进行往来，早晚有一天会折戟沉沙。果不其然，绝大多数高等院校腐败分子中箭落马，都不是因为在教育经费的使用上铺张浪费，而是与建筑工程承包商相互勾结，收受他人贿赂被举报而锒铛入狱。现在大学校长如果没有数百万或者数十万的科研经费，简直就是清廉到家。几乎所有的大学校长和党委书记，都通过承担科研课题，获得了支配高等教育机构资源的权利。这是一种非常特殊的分赃机制，教育系统内部可以自己设立项目，自己审批项目，自己评估项目。在这个过程中没有任何人可以表示异议。如果大学校长和外边的人相互勾结，牟取不法利益，那么，就是自己往枪口上撞。真正的腐败分子就是把整个大学的资源通过科学研究课题转给自己。

　　不要对大学的反腐倡廉抱有任何希望，在这样的管理体制下，掌握各种行政权力的大学校长、党委书记、处长、院长、系主任、教研室主任，虽然官职不大，却可以通过申报科研课题，获得足够的经费支持。只要能够骗取科研经费，如何支配完全依靠自己。这是一种非常特殊的分赃机制，这是一种不需要对任何人负责的权钱交易。假如没有意识到这一点，那么，就很难理解中国的高等教育机构负责人为什么成为中国最富裕的群体。这是一个必然导致腐败的制度设计，这是一个脱离现有法律约束的一个个独立的封建割据王国。在某个大学举行校庆的时候，不少校友纷纷捐款，希望能资助学校的科研项目。可是，他们刚一转身，学校领导就把这些捐款交给出版社，然后，把已经出版的论文重新结集出版，由出版社把校友的捐款，以稿费的方式支付给这些领导。假如那些捐款者知道这些交易内幕，不知道他们该作何感想。在这样的教育经费管理体制之下，资金越多贪污腐败就越多；社会各界的捐款越多，资源浪费的现象就越严重。  

　　中国教育系统的腐败早已深入骨髓，不少资金就是在各种各样冠冕堂皇的借口之下，落入个人的囊中。现在一些高等教育机构为了鼓励撰写学术论文，实行奖励制度。奖励金额高达数万乃至数十万元。不少高等教育机构的负责人为了发表所谓学术论文，不断地邀请核心期刊的编辑到大学里进行讲学，然后以讲课费的方式，向这些编辑支付大量的费用，通过这种方式换取学术论文的发表。看一看现在主要学术期刊的论文作者，人们就不难发现在中国已经形成了一种特殊的交易产业链——大学的负责人利用公款宴请编辑部的工作人员，工作人员刊发大学领导的所谓学术论文，高等教育机构根据学术论文向大学领导发放各种各样的科研津贴，学术论文非常可怜的成为了权钱交易的中介。 

　　早在多年前笔者就曾经提出，中国的大学论文应该全部刊登互联网络，接受世界各国同行的评判。但是到现在为止，除了少数大学把学生的学位论文电子版公开发表之外，绝大多数所谓核心期刊上的学术论文，都还没有真正大白于天下。那些价值数万元乃至几十万元的所谓学术论文，究竟是什么货色，是否具有原创性，是否涉嫌侵犯他人的知识产权，由于没有在互联网上公开，人们很难作出判断。更令人拍案叫绝的是，一些所谓的核心期刊发表学术论文之后，只寄给少数单位和个人，只要在小圈子内能够充分保密，那么，即使涉嫌侵权，以无关宏旨。  

　　从基础设施建设腐败，到科学研究领域腐败，中国教育腐败已经从头到脚充满着肮脏的东西。在分析和讨论中国教育腐败问题的时候，让人有一种恶心的感觉。这是在光天化日之下，打着发展教育的幌子，进行赤裸裸的权钱交易。在一些衣冠楚楚的所谓学者的身上，丝毫看不到学术的气息，只能闻到一股铜臭味。  

　　中国教育系统早已病入膏肓，华佗再世也是回天乏力。自从中共中央总书记提出不折腾之后，中国的教育界似乎看到了一线曙光。可是，人们尚未兴奋起来，接二连三出台的改革政策又将人们带入黑暗之中。中国人事和社会保障部制定的所谓绩效工资改革，似乎是在有意地与中国的教育系统开玩笑，把教书育人、科学研究当成了工业化流水线上的工作，通过所谓绩效评估，重新调整教育系统的分配结构。按照现行的分配方案，那些在教育机构里吆三喝四、颐指气使的官老爷们，可以更加高高在上，对教师指手划脚。因为他们掌握着绩效评估的行政大权，他们可以利用这项制度，首先为自己谋取利益。果不其然，这项制度刚刚出台，各个高等教育机构就雷厉风行，大刀阔斧地进行分配体制改革，大学校长、党委书记、处长、科长的工资水平直线上升，而绝大多数老师的工资收入却原地踏步。中国的教育机构“校长一走廊、处长满操场”，如果按照这样的改革方向持续下去，那么，中国的教育资源早晚会被这些官老爷们挥霍殆尽。 

　　中国教育部长下台，很多人欢呼雀跃。表面上大家是表达对这个教育部长的不满，实际上是借此机会发泄对整个中国教育管理体制的愤怒。可怜这位教育部长，对上唯唯诺诺，只是因为出生在第三代领导人曾经工作过的地方，而被推上了这个领导岗位。在不合理的教育体制之下，他的每一次表态几乎都在社会上掀起轩然大波。他所进行的一些技术性的改革，比如本科教育评估、制定样板戏进课堂的计划、推广体操标准等，都只不过是为了迎合某些群体的需要，但现在看来他是两头不落好。那些曾经在全国人大、全国政协提出议案或者建议、提案的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对教育部政策落实情况并不满意，而那些深受教育之害的家长和考生，则更是对教育部的改革深恶痛绝。在这种天怨人怒的大背景下，他的辞职走人，似乎是一个无奈的结局。只不过在中国现有的政治框架内，他不用为自己的前途担心，中国工程院党组书记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如果看一看他前任最后的归宿，那么，他应该欣喜地意识到自己是平安落地。只不过中国的教育能否东山再起，只是不知道中国国民还有多大的怨气？假如有一天中国的公民能够真正行使自己的权利，他们可以自由地选择自己的决策者，那么，相信他们绝对不会任由中国教育腐败现象持续下去。可能到那个时候，教育问题已经不是执政者关心的首要问题，如果不大力发展民主政治，那么，执政者早晚会失去自己的执政根基。这一点甚至连执政者自己都不表示怀疑。

　　回顾中国教育改革有一种令人悲怆的感觉。每一次改革都在社会上掀起波澜，每一次改革都让中国的教育步入悬崖边缘。假如不推进民主政治体制改革，那么，教育体制改革根本无从谈起。教育体制改革的目的是为了培养现代国民，如果真正按照教育规律办事，那么，中国的教育机构将会成为中国民主政治改革的发源地。而这样一来，似乎又背离了改革者的初衷，他们不愿意被觉醒的现代公民推着走。这就是为什么中国教育体制改革步履维艰的原因所在。可以设想，假如中国教育机构真正实行民主决策，在教育资源配置方面集思广益，并且允许更多的投资者进入教育领域，通过良性竞争，实行多元化的教育。那么，中国的教育领域一定会出现欣欣向荣的繁荣局面。只不过到那个时候，教育再也不能成为少数人或者团体党同伐异的工具，教育再也不会成为少数官僚相互勾结谋取利益的园地，教育再也不会成为贪污腐败的滋生地。我们期待着真正的教育改革，我们也真诚地希望决策者举办“人民满意”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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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中国教育，听如何扼杀一个天才？

     文/熊 剑  2009-11-06

　　有从事教育的故交和熟识的网友，希望我能为中国教育出点谋，划点策。或许概因我曾主管职业教育，又在某机关当过差？其实，他们应比我了解中国，主管就是衔门，当差就是官僚，何以问计于我！没的聊？再过往，我又一直在一线、钻业务，搞临床......要是得计，如何走为上？好在最近借来一套语音版的Outliers听完了。这本书里有很多故事，可是希望借此找到成功的奥秘恐怕很难，作者做的是一描述而不是预见。我听了半天，只听出了六个字：“天时地利人和”。也就转述如下吧。（参考：我的职业生涯：另类的社会行业专家）

　　比如比尔·盖茨，他之所以打造出一个这么庞大的帝国来，一是他自己比较聪明，禀赋特异；二是他生对了时代，那个时候是没有多少人有机会学编程的，他碰巧有了无限上机编程的时间；三是他流足了那99%的汗水，花了那一万个小时的时间。作者说天才本身并不重要，莫扎特也都是花一万小时作曲，把自己作成一流音乐家的。

　　不过此书倒是可以反着看（听），听如何扼杀一个天才。书中说到了一群智商特别高的人是怎么被毁掉的。总的来说，毁掉一个天才有如下几个常见办法（可综合使用）。当然其它办法还有很多，我只写我自己听书的时候感触比较深的几点：

　　1、 马虎的父母。书中说到一个智商特别高的孩子，由于妈妈马虎，没及时填写学校发的表格，结果无法继续上学，一辈子就此废掉。记得哈代的小说《苔丝》，就是因一封信塞到了地毯下没及时看到，苔丝的人生从幸福转换成悲剧。这些自然主义小说里说的偶然性因素，现实生活中并不鲜见，可是我发觉也不是所有偶然因素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努力来改变。书中说的这个故事，我发觉也不能全怪那个妈妈，她也不是有益要这样的。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成与败，我们常说有必然因素，其实真是几分打拼几分天命，有可为有不可为。我们说认命是一种消极，可是我看英文中常说是“退休”（resigned to the fact), 或者说人变哲学变睿智了（I’ve become philosophical about it). 有一点这样的心态，哪怕是作为一种调剂，也是可以让我们的存在不那么紧绷，以至于一触即断。换言之，我这里并不是说所有天才都是被人刻意毁掉的，有的纯属偶然。

　　2、官僚的学校。上述学校就是太官僚，就因为表格不能及时递交，不让这个孩子继续求学，最后这哥们只能捧着自己的天才著作无人问津，只好穿一破牛仔裤在自家门廊上喝着啤酒感慨人生。造出原子弹的欧本海默则比较运气，他读书的时候，想下毒把老师害死，事情败露后，学校知道他是可造之才，没有将其开除了事，而是送他去做心理治疗，后来的故事就是历史了。最近，浙江大学一海归博士，由于学校许诺待遇不兑现等等因素，得了忧郁症，最后自杀了。学校其实是有很大责任，在人刚回来的调整期间，多作一些努力，帮人适应的。

　　3、穷人的心态。我自己也是穷人出身（改革开放以前大抵都是如是。）所以，对此深有体会。书中说富人和穷人之间差距之所以越来越大，是因为穷人有时候在心理上自己矮化自己，而富人的孩子就有这么一种张扬的心态，使得他们更为容易获取发展所需的资源，但是一旦穷人扭转这种心态，他们之间的差距就会消失，甚至逆转。我经常跟人推荐《布鲁克林有棵树》，虽有敝帚自珍之嫌，但我也希望大家别把它当文学，而是当一成长故事来看。我想让读者，尤其是家境普通的青少年看到，人穷的时候怎么做人，怎么把自己的人生一样过得有价值有尊严而且还能前进。人生就好比打牌，你不可能总抓一手好牌，笑到最后的，常常是那些牌技比较好的人，而不是你头一次抓了好牌的人。

　　4、文化的禁锢。书中说中国人数学好，一个主要因素是因为汉语中念数字所需时间比较短，符合人的短期记忆习惯，这一点我以前也谈论过，只不过我想到的是音节数多少。另外一点，是“水稻田文化”的影响，让人知道一分耕耘一份收获，多劳多获。而其它一些文化就有一定的禁锢性，比如法国农民到了冬天要去“冬眠”，非洲一些地方农民靠捡果子谋生，你让他去种东西，他会说世上有这么多白捡的果子，你种这些干嘛？我不知道如今非洲接受援助是不是也是受这种文化的影响？亚洲孩子有一些是水稻田文化下长大，所以能知道付出和获得之间的关系。当然美国现在也注重培养孩子的“work ethics”。比如我们小孩回来就用一种美国信天游告诉我说：No bees no honey, no work no money. 歌词大意是：蜜蜂百忙才成蜜，不去干活哪来钱？

　　（顺便说一句，我发觉世界上最瞧不起农民的人是中国人自己，我看过好几本书，都带着一种神奇的眼光看中国农民。这本书的坐着看珠江三角洲的农民在水田插秧，施肥，灌水，简直都看呆了，说这些人一个个都是在管理一个个小的企业啊。上个月我看的一本书Weapons of Mass Instruction中，作者用了很长篇幅，描述德国一个工厂被中国人收购后，德国人估计要几年时间才能全部搬完。结果工厂请了一班民工去德国，在包工头指挥下，这伙民工很快就给搬完了。而我认识的几个娶美国老婆的中国男子，全是农村小伙，因为他们的妻子觉得中国农村美。这是多年中国工业化灌输中，我们自己看不到的。不信大家请看这位美国姑娘的介绍：http://www.speakingofchina.com/about/，她对中国农村的描述是：less developed—but charming—countryside.）由此我们说到第五个问题，也就是：

　　5、眼光的缺乏。一些人人生遭遇滑铁卢，其实不是因为缺智商缺才能缺知识，而是缺眼光，不知道地平线那边走过来的到底是什么东西，所以只是跟着身边人瞎起哄，追赶他们追赶的一切，最终稀里糊涂而晕倒。这本书开始我们期待着“异类”的阐释，最终的结论却是：世界上本无异类，只是天时地利人和，各方面条件用好了，于是有了成功。

　　另外，书中还介绍了一些案例，说一些开始在智商上超凡的人，最后反成了平庸之辈。智商就好比打篮球的身高，太低当然不行，可过了一定阶段，其实并没有多少差异。爱因斯坦之所以成为爱因斯坦，不是他的智商超过所有人，而是在一些父母送孩子读流行的法律或者会计的时候，爱因斯坦没有，结果他的智商被充分利用上了。

　　说到这里，请大家转身四周看看，看看周围有多少智商150的人，在做着二百五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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