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讯　城市化为何不能增加农民工的收入？昨日，在中山大学“金融危机下的外来工”学术研讨会上，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黄亚生教授认为，目前的户籍垄断制度使得农民工不敢花钱。他们拿出自己三成的收入，把孩子送进私立学校。在子女教育上支出的比例，跟美国中上层家庭的费用比例相当。

　　中国的城市化没带来经济效应

　　从经济逻辑层面看，城市化带来收入提高，中产阶级的形成。黄亚生说，“2009年，中国有2.3亿农民工，在创造非农业就业机会时，必将带来农业到工业一次性收入增加，但中国的城市化似乎并没有按照这样的预期。

　　他分析称，经济逻辑层面衡量城市化有一个很简单的指标就是人口密度。如果人口密度没有增加，几乎可以得出结论：这种城市化并不带来传统意义上的经济效应。对中国城市年鉴数据统计发现，中国城市化是土地面积在增加，而不是人口密度增加。这一矛盾说明，在中国，城市化的力量不可能是经济力量，当然也不可能是社会力量，中国城市化更多是政治推动的结果。

　　黄亚生说，政府垄断土地，用政治手段进行土地交易，就是中国城市化政治推动的表现，他举例说，有些人不愿意卖房子，不是特别喜欢家里面的砖头、喜欢家里面的地板，而是不喜欢给他的价格。因为价格很低，低到愿意去死的程度。这不是经济手段。拉美国家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也做过这种事情，这叫强迫工业化。

　　中国的储蓄率农民工的最高

　　中国城市化过程中形成了农民工阶层，他们对产出效用巨大，但是对消费影响却很小。黄亚生认为，农民工消费水平低主要是户籍制度造成。农民工无法享受城市户口带来的公共产品，没有对政府的期望，只能靠自己的储蓄，“中国农民工的储蓄率可能是中国群体储蓄率最高的。”

　　本次调查发现，农民工将三分之一消费支出花在子女教育上。黄亚生说，他自己算了一下，可能中国农民工在子女教育上支出的比例，跟美国一个中上层家庭在私立学校支出的费用比例相当，“因为公立学校是不花钱的，比例是零，但是把孩子送到私立学校的话，可能要花33%的收入用做教育。在美国都是有钱人把孩子用到私立学校，中国是最没有钱的人把孩子送到私立学校，这个是不可思议的现象”。

　　采写：本报记者　刘黎霞　实习生卢壮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