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sciencehuman.com 科学人 网站 2010-01-23
中国高校的奢华与悭吝
文/姚国华 2010-1-21
武汉大学两位校级领导因基建项目的腐败案落马，引起全社会的巨大震撼。其实，熟悉高校情况的人，却一点都不感到意外。我楼下每天早晨都有一群老年人一起散步，我听他们谈这样的话题都好几次了，人们早就在等待这一天的到来。
这些年来，高校早已不是十多年前的清水衙门了。最不缺少的，就是钱。国家财政拨款多了，各种专项资金多了，尤其是过去对大学生的巨额补贴变成了高额收费，因此楼堂馆所一座比一座气派。谁说中国人不创新求新？关键是看手里有没有钱。我们有句话，叫“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只有新东西才有气派，才能招才（财）引凤。尤其新领导上台，总要有点新气象，旧东西左看右看不顺眼，拆！
我家附近的学校家具仓库，常有各单位拖来的旧家具堆积如山。所谓旧，大多只是式样过时而已，有的其实还是很新的。工人们奉命用榔头敲碎，然后用大车拉走。中国基本上每十年就有一代家具式样流行。现在流行的都是金属化、塑料化、标准化的家具，全木制、各式胶合板制的几乎通通要淘汰。
几年前，我所在的学校先后出现两座号称“亚洲第一”的教学大楼。今年，还有相当多教室因自习学生实在太少，为节约用电而关闭。学校曾有一座建于上世纪五十年代的老校门，四个大四方柱的门墩与苏联式的主楼相配，不失典雅与端庄，近半个世纪里一直是学校的标志，铭刻在一届届毕业生记忆里。我曾以为本校是仅有的几所坚持不换旧校门的大学呢！后来一位校长上台不久，大搞国际化，赴美国考察，看多了美国的大学校门后激动不已，夜不能寐，灵感喷涌而出，连夜挥就一纸蓝图，传真回来下令施工，花了上千万，折腾了几个月，扒旧建新，结果立起一座流行于九十年代中国的那种校门，其显着特征是校名仰卧横躺在大门前的地上。
其实，中国高校在八十年代就已经流行过复旦和人大那种框架式大门，我的母校兰州大学在我毕业几年之后也跟着就把苏式校门换成了框架式，我工作和学习过的另外两所学校的主门也是框架式。而今这种校门大多也被扒了，不久前华中师大才扒掉。近些年，流行的已经是廊柱式校门了，有的学校还来一点创新意识，搞点民族风格，把罗马廊柱换成中国廊柱，有的还加上一点牌坊要素。于是，各种式样与国际接轨，豪华程度却是世界上罕见的校门，在中华大地上争奇斗酷。
南昌大学就有这样一座气势非凡的校门，据说花了三千万（这不算多，网上更有亿元校门照片，属于一所从未听说过的大学），到底花了多少，外人很难知道。这大门我去看过，地处偏僻，几乎没人从那里进出，主要是为了陈列，一个摆设；校园里还有好几座雕塑，一座花费就数百万元，最耀眼的一座竟是两条金灿灿的巨龙。据该校一位老师说，当教代会响起一片质疑时，两条金龙已从北京急急启运。
大学的支柱是人们的智慧追求，是人们的内在涵养，是迷漫在校园里的文化氛围，因此大学人的自信本无需门面的支撑，所有外表只是自然地展现人们的内在气质，无需刻意装饰和人为设计。然而，中国的大学却最需要门面与排场的支撑，近年来大楼之气派，装饰之豪华，广场之空旷，场面之嚣张，令十年前毕业出去的学生都目瞪口呆，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大学的内在文化是空洞的、虚无的。你走进校园，只要念念那些时尚而俗气，经常文理不通的标语口号，就可以印证这一点。
我去过欧洲最古老的中世纪大学，在意大利的博罗尼亚，那里的砖式建筑大多已经非常老旧了，有的只剩下残垣断壁，实在撑不起了的，才会搞一根水泥柱顶上（2007年温家宝总理在同济大学百年校庆讲演时引用了我的这段陈述）。市中心两座高高的砖砌方塔，一座已经严重倾斜，可能和比萨斜塔有同样的原因，都得到精心的保护。而与这种外表上的“穷酸”相配的是，这里每一座建筑里面，却有丰富得令人叹为观止的内容。我随意进入一座地质学博物馆，可以免费参观，只是不能照相，里面浓缩了全球几乎所有的地质奇观，还可以找到我家乡湖南某地的石头标本；不远处还有一座同样丰富的古生物学博物馆，几位小学教师带着一群孩子在里面现场上课。在另一个阴暗窄小的空间里，我看到两座真人大小的人头雕像，走近一看，一个是但丁，一个是哥白尼，近代欧洲文艺复兴与科学革命的巨挚，都是该校的校友。这要在我们这里，得专门建两个巨型广场才容得下啊！
无非印证 梅贻琦先生的名言：大学之大，不在大楼，而在大师。
多少高校动辄几千万、上亿的工程，有多少真正浇灌到大学精神的根基上，落实在教师们的学术研究里，润泽在大学生心智的成长过程中吗？你若了解高校里普通教师与学生的实际生活与工作，就知道那些真有内容的事情往往是缺钱的。
就在武汉大学，几年来，我本人应学生邀请，去作过不下十次讲座，每次在四五百座的大报告厅里，听众都挤得里三层外三层，一讲三个小时也不够。这些学生组织背后都是学校相关机构的指导和管理，却没有得到相应的经费，给主讲人支付任何形式的讲酬，多数时候还要主讲人自己负担往返的车费（有时是单程）。
武大合并前的某学校更绝了，团委书记乘专车来请我去讲座，拿走上百本书，以后却既不给书款也不还书，多次催要，也只归还了一部分书，剩下的一直赖着，直到这所学校并入新武汉大学。堂堂大学官员，简直比街头小混子都无赖。
几年来，我到全国各高校讲座也一两百次了。让学生来邀请，就像磁石吸铁一样，无法拒绝。可是有近一半学校是一毛不拔的，甚至还要我自付费用。而且，很少有学校支付的讲酬标准达到支付给同等听众规模的课程相应的教师工资水平。
大学生自有不尽的好奇心、求知欲和工作激情，只要他们有一点空间，他们就能办事。但中国高校的管理机构对于学生的自主活动，通常是这也不能干，那也不能做，给学生自办讲座放行，对他们来说已经算是一种意外的惊喜。有的学校管理部门极尽刁难之能，横竖就是不让干。我曾看到一位武大学生组织负责人的文章，历数自己一年来，经历了多少周折，费了多少心思，邀请到多少名家来武大讲演，却几乎没花学校一分钱。得意之情，充溢通篇文章。的确，大学生们单纯得可爱，他们被允许自己去邀请自己喜欢的老师来讲，海报一上栏，尤如在令人窒息的大学氛围里撕开一个口子，成百上千位听众纷至沓来，争相呼吸到一丝新鲜空气，自然有一种巨大的成就感。那些受邀请的老师，有了学生的掌声，自然也心甘情愿，几乎没有人会因为无分文报酬就不去。然而，越是受人欢迎的老师，越要经常奔走于各高校的讲坛，长期要付出正常工作之外的时间精力，甚至还要自己倒过来付费，最终会被拖得疲惫不堪，难以为继，这当然是令不正常的大学变得更加畸形。
同样经常在各高校讲座的武汉大学李工真跟我说，哎，武大对老师太刻薄，很丢人。没有办法，自己学生来请，不好不答应，只好讲少一点，一年一次。
我所在学校的一所二级学院的学生邀请我讲座，可他们自己又负担不起车费，为了不让我自掏车费，只有费尽周折，提前数小时乘公交车来接我，然后找到他们的校车去该校。事后，我才从这番周折的过程里知道他们用心，感慨不已。
第二课堂本是大学生活的常态。办讲座是大学生尤其学生组织的特权，而不是管理机构的开恩。早期博罗尼亚大学，校长就是学生会的会长，请哪些老师讲课，怎么付讲酬，都是会长与老师商议决定。现代大学里，学生和教师仍然是学校的两大基本主体，既有“教授治校”，也有“学生自治”，学校应当制度性地支付学生充分的活动经费，这是国家经费、学生学费的正当用途。真正的现代大学，学生的专业是自由选择，大多数课程是选修的，自由进出的讲座更是学习生活的一部分。可是，中国高校极少选修课，即使名义上的选修课也少有选择余地，课时却多得令学生很少自主支配的时间。学校养了很多教书匠（当然党政及后勤人员还多些），只要不突破某些自上而下的框框，过去上课照着发黄的讲义念，现在就照着网上七拼八凑来的电子文本念，不令人生厌那才是怪事。学生不来上课，点名！
十多年前，我创办并主持华中理工大学人文讲座，三年里共办300多期，听众12万人次，如果按今天正常大学课程给教师工资待遇的标准支付讲酬，平均每人次至少20元，需要240万元。可实际上，一共只花了学校6万多元，其中大部分还是支付相关宣传及学生活动费用。数百位全国学者名流应邀来讲演，每次连交通费才付100元左右。人文讲座成为九十年代中期全国最着名的文化讲坛后，许多高校纷纷派人来取经，学校一位领导对取经的人说，这是很花钱的。我没能体会领导的深意，便直言相告，三年共花了6万元。区区这点钱，不到整个学校运行经费的万分之一，让一心要回去找学校大拨其款的取经人大失所望，也令校领导当场尴尬不已。
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新千年来临之际，学校花40万元办了一场演唱会，邀请一些娱乐媒体炒出来的二三流歌星和主持人，每人数万元出场费，唱两支歌，说几句话。演唱会的高潮是明星们一一上场，每上一人都有一声“哦”的尖叫，领着台下一起哇叫、鼓掌，但台下欢声和掌声一个比一个少，轮到最后一位上台时，那声滑稽的“哦”叫依旧，随之而来的只剩下哄场一笑，这大概是大学生毕竟不同于普通追星族的地方。接着，校领导、院士、名教授也被请上台去，一个个夹在明星们中间，让明星的光辉反射到他们脸上，获得他们一生里难得的荣光和绚丽。
在这场纷纷扬扬的狂欢背后，大学精神如同那满地的纸屑被抛洒、被遗弃、被扫掉。大学教授竟以与二流三流的歌手站在一起为荣耀，大学精英们需要娱乐明星的光芒来衬托，可以见得作为一个民族的智慧灯塔的大学，已经昏暗到何等地步，作为社会理性与良知代表的学术领袖，自卑、空虚、无聊到何等程度。这样深深铭刻着中国大学无法洗刷的耻辱的演唱会，作为一种时尚，后来在50周年校庆时又办了一场！明星们住在校外的高级酒店里，走时把房间里的洋酒等物洗劫一空。
奢华与小气，如此奇怪地杂合在中国高校里。
多少大型建设项目纯粹是花架子，有多少钱在花架子背后的腐败中漏掉，又有多少需要滋润的智慧孕育在干涸中夭折，原因在哪里？很简单：所有的奢华都是背靠不受制约的权力，与之相伴随的总是个人的贪欲与腐败；所有的小气都是针对无权无势的普通师生，哪怕是人最基本的生活需要，最紧迫的工作需要。
让我以亲历事实再给这一结论作一简单注脚。我唯一一次获得的公派出国作访问学者的机会，教育部只提供一张往返机票，其它分文不给，得自掏腰包。可那张往往返机票，却高出正常价一倍多（还有更高的，简直就像洗钱）。对此，包办机票的留学服务中心称，多出的钱由咱中国自己的航空公司赚了，肥水没流外人田！
在一个权力与金钱嚣张的时代，人们看不到真正的大学，那恰恰是一个超越政治、超越经济的文化机构，它的智慧是整个文明的基石。钱铺张不出大学精神，但经费必须用在正道上、明白。大学腐败是一个民族灵魂深处的致命伤害，这里走出的大学生何以面向未来。中国大学其他校长们，现在想必会清醒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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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国华简介
姚国华，华中科技大学教授，知名思想家、演说家
湖南南县人，1981年起就读于兰州大学数力系、哲学系，四川大学哲学系，任教于衡阳工学院马列室，华中理工大学（现华中科大）哲学系。18年资深讲师，知名思想家、演说家。
1994－1997年开创华中理工大学人文讲座，策划并主编《中国大学人文启思录》首卷，畅销全国，形成当时全国瞩目的大学人文教育典范。后自动退出。
2002年出版《文化立国－大学重建》两卷，剖析现代化陷阱，提出中国文化战略，发行一万册，因故停印。获20多家传媒评介，搜狐网、腾讯网连载，读者回贴都创本栏目最高纪录。
开设《现代化批判》等公选课，每年选修者约1200人。近年在北大、清华、人大、农大、北师大、中科院、武大、湖美院、湖工大、华东交大、中大、云大、湖南农大等80多个高校政企单位讲演210多场。
研究方向:
文化研究，现代化研究，教育研究。
教学课程:
现代化批判，哲学与文化，毛泽东研究。
发表成果:
《全球化的人文审思与文化战略》（上卷《文化立国》，下卷《大学重建》），海天出版社 2002年10月
《百年中国脑震荡》
《中国大学需要关注天空的人》
《大学文化缺席导致中国现代进程缓慢》
《中国大学的尴尬：该有的没有，不该有的泛滥！》
《质疑主流经济学，追问赶超战略》
《西方文明崛起的文化基因》
《文化改造是中华文明崛起的前提》
《人类文明的驱动，是纵欲，还是节欲？》
《百年启蒙运动的迷雾》
《郑和与哥伦布：两个偶然角色，两种必然命运》
《谁才是我们真正的敌人？》
《“东亚病夫”的健康革命》
《中国高校的奢华与悭吝》
获奖记录：
国家级教学成果一等奖，省级教学成果一等奖，1997年。
语 录
●一个民族有一些关注天空的人，他们才有希望；一个民族只是关心脚下的事情，那是没有未来的。（2007年5月14日温总理在同济大学的即席演讲曾引用，但原文并非来自黑格尔。）
●正常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形成三维立体结构。但今日中国只是经济－政治的平面结构，文化缺席。
●物质是文明的外壳，精神是文明的内核，两极一体；此外并不存在所谓“两个文明”。换言之，社会是生命体，文明是人类创造出来的有形结果，文化是人类据以创造的内在灵魂。
●科学是文化的一部分，技术是经济的一个要素，现代理论科学决定现代生产技术。不仅如此，现代法治的核心要素是法理文化和契约思维。因此，科教兴国－依法治国是不够的，必须全面升华为文化立国。
●1520年前欧洲所有政治、经济实体今已通通瓦解。幸存的85个组织全部是超越具体利益的：3个议会，12个教会，70个大学。
●意大利有博罗尼亚大学，葡萄牙有里斯本大学，西班牙有萨拉曼卡大学，荷兰有莱顿大学，英国有牛津剑桥，法国有巴黎大学，德国有柏林大学，早期北美在清教精神基础上哈佛耶鲁麻省，俄罗斯有莫斯科大学，日本有留学运动，以色列有希伯莱大学，连阿富汗也有塔利班……，无论何种社会建构，其灵魂都是文化教育。
●20世纪中国所有幸运、骄傲、辉煌，都因为在民族危难之际，一些有识之士办起几所大学或准大学，支撑起整个民族的文化。20世纪中国所有不幸、悲哀、失败，都因为在歌舞升平的时候，没有真正的大学，只有打造人才、工具、螺丝钉的学校，只有打工仔的岗前培训所。
●20多年来引领中国前进的智慧，居然不是来自大学，而是南方崛起的一小渔村！说到底，这智慧不是自己的，而是洋人的。洋人拽着香港走，香港拽着深圳走，深圳拽着武汉走，武汉拽着黄石走……。
●大学校长必须是高屋建瓴的哲学家、思想家。我们的校长则是科学家，工程师，政工专家，经济学家。北大改革是经济学家设计的，可经济学家是中国最蠢的一帮人，他们智商虽高，但脑壳被屁股支配。
●喊世界一流大学口号的人，脑袋都有毛病，根本不知何谓大学，更不知何谓世界一流。中国若有一所真正的大学，它能不世界一流吗？
●西方强大的全部奥妙：科学与法律。这都是希腊哲学演变来的。人们追求一种逻辑化数理化实证化的道理、规律、秩序，它超越人的意志，超越物质外表。柏拉图的Academy，中世纪的经院，直到现代University都是追求它。大学运动和城市运动结合，造成了欧洲近代资本主义。
●西方人追求万物背后的规则，相信道理越争越明白。而在中国，说的不能做，做的不能说，闷声发大财，居然算最大的聪明。
●蔡元培是20世纪中国真正伟大的第一人，地位远超过孙中山。北大之后，一种介于大学与军阀之间的“准大学”决定中国命运。蒋介石的黄埔，毛泽东的延安，就是这种准大学。
●20多年来，中国科学家在所有领域没有任何新概念、新理论、新方法，甚至不如林四横行的文革年代。大学已成牟利机构，学生谋求学位，学校则售卖文凭。
●我们喜欢说走出象牙塔，但中国根本没有象牙塔。一切都要有用，大学要有用，专业要有用，连人也要有用。“人才”是中国特有的概念，它被领导用，被老板用，说穿了就是打工仔。
●所有现代文明的大国通通是文化立国。日、韩是文化立国，连台湾陈水扁都喊文化立国。但在中国大陆，这个声音传不开来。人们的大脑因为深度“脑震荡”，长期可有可无，形同肥肉。
●中国知识分子普遍缺乏超越的人生理想，口中骂官员，骂制度，其实大多是现行体制的既得利益者，内心权欲在烧，一有机会，就追求权力运作，腐朽程度比职业官员有过之无不及。
●我们看到西方有一棵文明之树，搬过来时却只要了它高大雄伟的树干，没要它无用的根系、枝叶及树皮，结果外表上看很快接近西方，但毫无生机，不具内在动力，根本不可能自我发展，只会日渐枯萎。
●中国引进技术软件与硬件设备的费用之比，只是日本的十分之一，而引进技术与对引进内容进行消化创新的费用之比，竟是日本的一百倍！ “打工仔经济”越发达，自己就越被动！
●俾斯麦曾看到两种东方人：日本留学生和中国采购官。他以德国人特有的眼光预言两个民族30年后的不同命运：一个成为东方强国；一个懦弱腐败，任人宰割。不幸，他言中了！
●日本最大面额钞票上的人物福泽谕吉曾说，一个社会的改变有三个方面，人心－政令－物质。依这个顺序，开头困难，但终能成功；顺序反过来，看似捷径，但最后走不通。不幸，中国变革的逻辑正是后者。
●革命者和改革者有一个共同误区：总在寻找一个敌对者，并努力消灭它。他们不知道，真正的敌人就在自己心里。
●沿海经济特区是承接外力的窗口，大学文化特区才是积蕴内力的核心。
●未来的社会精英们，需要到田间地头请他们的父兄们来补现代民主的一课。这种颠倒的“民主进程”岂不成为天大的笑话！
●中国的大学不能再继续培养人才，而要培养有独立人格的人。
●希望在自己心中，不要寄托于外界。
●大学，就是最高的学问，是最高的智慧。文化构成一个民族的轴心，这个轴心就是大学。大学应该超越所有经济、政治、宗教影响而自成一个特区。
●大学是一个探讨学问和启发灵感的地方，而不是照本宣科的地方。一个民族的希望和原创力在大学，大学是一个民族的灵魂。
●大学生是中国未来的希望，要做有自我人格、追求真理地真正的大学生。大学生要有比一般人更高的精神追求，这样的民族才有希望。
●真正的自由，是按照自己的想法做事，是自立自强，是自己开创自己的未来，是自己的事自己承担。只有建立起强大的内心世界，才能胜任真正的自由。
●最伟大的思想产生最伟大的科学，最伟大的科学产生最强大的生产力，最强大的生产力造就最强大的民族。
●科学不能跟在别人后面跑，越跟越懒惰，越跟越不愿思考，越安于现状。科学要有原创精神，只有在灵感和发散的想象力中才有科学可言。
●科学的精神就是怀疑，就是不相信。今天的中国人就是太相信科学，维科学是从，而缺乏怀疑精神。迷信科学成为中国科学最大的麻烦。
●发现问题是解决问题的开始。
●不论对老子、孔子，还是对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都要一视同仁，不要有什么偏见，要拿他们的东西为我所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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