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房向东

希望孩子成为什么样的人，应该能折射出为人父母者的价值取向。在这一点上，胡适和鲁迅是有着巨大的区别的：胡适希望他的孩子成为社会精英，“做最上等的人”；鲁迅则较有平常心，他在文坛行走多年，见多了正人君子们的种种丑陋嘴脸，看够了上层社会的堕落，不希望孩子成为空头文学家或空头美术家，他只希望孩子实实在在做人，“寻点小事情过活”。

胡适一生，做的都是“最上等的人”，是皇上和总统的朋友，因而，他对孩子也有一样的要求。当年，胡适的儿子胡祖望在苏州读书，1928年8月26日，在致胡祖望的信中，胡适写道：

功课及格，那算什么？在一个班要赶在一班的最高一排。在一校要赶在一校的最高一排。功课要考优等，品行要列最优等，做人要做最上等的人，这才是有志气的孩子。

大约是胡祖望向父亲报告考试及格了，胡适才有了“功课及格，那算什么”之说。如果功课是优呢？胡适会不会像当今某些家长，又有别的说辞？难说。

鲁迅临去世时，留下了一个著名的遗言，这就是收在《且介亭杂文末篇》中叫《死》的那篇文章。对于孩子的未来，鲁迅自然是希望“后来居上”的。他说过希望他儿子做父亲做得比他还好。但是，对子嗣未来谋生的手段，鲁迅却写下了这样的遗嘱：“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鲁迅的意思很明白，宁可做一个能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也不要做那种徒有虚名、华而不实之徒。

胡适要求孩子做“最上等的人”，什么样的人算是“最上等的人”呢？他没有展开论述，但像胡适这样，一生大约应算是“最上等的人”吧？倘若以胡适本人为标杆，似乎不好说他的孩子完成了他下达的指标。胡适的长子是有一点出息的，蒋介石政权搬到台湾前后，胡祖望曾在他岳父驻泰国曼谷的一家公司任工程师。1953年迁居台北以后，往返于台湾、美国间，曾任台驻美经济机构代表。胡适的小儿子胡思杜在美国读了两所大学，都没有毕业，还几乎成了“问题青年”，终于当不成“最上等的人”。

鲁迅的儿子周海婴，现在也是一个名人了，一生在捣鼓他的无线电，似乎不好断定是否属“寻点小事情过活”之类。周海婴写了一本《鲁迅与我七十年》，其中谈到他的儿子，也就是鲁迅的嫡孙周令飞卖爆米花一事，倒是蛮有趣味的。

80年代初，曾经发生一件给国人带来不小震撼的事：鲁迅的孙子周令飞竟然从日本跟一个“身份可疑”的台湾姑娘张纯华到台北结婚去了。一时间，境外媒体大肆炒作，港台报刊称周令飞是“海峡两岸第一个闯关者”。

周海婴在书中写道，周令飞刚到台北那阵，有人企图利用他。媒体一片喧哗，有的将他赴台的行动干脆名之为“投奔自由”。有的媒体企图邀他去为其工作，他立即警惕地意识到有可能被利用而予婉拒。他一向热衷于摄影艺术，宁愿改行学习经营之道，当起他岳父开办的百货公司的协理，也不做“出格”的事。

后来，因为修地铁，周令飞岳父开的百货公司门口临时搭起了围栏，交通受到妨碍，顾客随之大减，生意每况愈下，资金滞搁，只好关门了事。周令飞的岳父为了躲债逃去日本，只能靠周令飞这个外来的女婿料理一切后事。

周令飞与张纯华夫妇一下子变得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便是在这样艰难的日子里，周令飞也没有做“出格”的事。他们买了一台爆米花机，将爆好的米花批发给摊贩，以此度日。

其实，周令飞的卖爆米花，不正是鲁迅说的“寻点小事情过活”吗？仅凭这点，我认为，周令飞是不愧为鲁迅的后人的，如果他“出格”，在台湾当个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应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这里，不仅是有无才能的问题，更是有无操守的问题。依靠自己谋生存，求发展，正是鲁迅这条遗嘱的实质内容。周令飞不仅没有给鲁迅丢脸，实际上正是遵从了鲁迅的遗愿，是照鲁迅的遗嘱办事。

宁可卖爆米花，也不愿做“出格”的事，这有鲁迅的遗风在，这有鲁迅的硬骨头精神在，有如此风骨，我相信周令飞会有更美好的未来——— 不过，话说回来，哪怕他永远卖爆米花吧，哪怕他永远生活在人间的底层吧，他在人格上也比那些空头文学家和美术家来得更健全，他的生活也比病态者更接近真实和自然。老舍说：“在我看来，(我的)儿子做木匠、瓦匠，或做写家，是同样有意义的，没有高低贵贱之别。”“我愿自己的儿女能以血汗挣饭吃，一个诚实的车夫或工人一定强于一个贪官污吏。”

人人生而平等，这是西方所谓普遍价值之一，胡适在美国折腾了那么多年，怎么还会有“做最上等的人”的思想呢？这些文字，是胡适与孩子的通信，我相信他演讲做文章时，应该不会这么说这么写的。我们不能苛责胡适，胡适虽然是“最上等的人”，但并没有以人上人自居，他的朋友中，就有卖芝麻饼的小贩袁瓞。尽管如此，通过胡适与鲁迅的这一对比，我要说的是，鲁迅是有平民情怀的，是有阅尽沧桑后的平常心的；同样作为“英美派”的胡适，比起徐志摩、梁实秋，要少许多“洋气”，但比起鲁迅，他确实还是高高在上的正人君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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