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郭世佑

     来源：《律师文摘》2009年第四辑

　　某日，“秋光晴到水，山色净于天”，一个部属重点大学的新生开学典礼在该校的大礼堂隆重举行。来自五湖四海的数千名高考胜将鱼贯而入，齐把目光投向主席台上那密密麻麻的一片。经大会主持人一一介绍，方知第一排坐的都是校级领导，从书记、校长到各位副书记、副校长，还有纪检书记。以校长、书记为中心，从左右两边依次排开，一个也不漏。第二排是各学院的院长，也都如数到齐，最后一排是各学院的教授代表，据说他们还是由校办点将的资深教授。当年的礼堂设计者显然没有预计到如今的校级领导规模，也不知道还没人能把他们分成两行或多行去组合，才使这样的雁字型排列显得颇为拥挤，而且天气还有点热，好在校领导个个都是乘兴而来，都不怕热，还西装革履，打扮严实。

　　不消说，给初来乍到的新生以盛大的节日，该校已够重视的了，特别是那些日理万机的校级领导，平时几乎个个都说很忙或特忙，还让人难找，此时此刻都能步履欢快地团聚在校徽与校训之下，连越洋出访的任务都已一律顺延，校园为之肃穆。典礼组织者的安排也很周到，每个座位前都有姓名标示，每排两侧还标有“校领导”、“院长席”和“教授席”，秩序井然。不过，让我始终不解的是：我们的教授从什么时候开始被当作大学的“第三等级”了？他们只应充当校园中的“第三等级”吗？

　　我丝毫也不怀疑，典礼的组织者并无贬低教授之意，说不定其中很多教授在组织者留校任职之前，还是他们所敬重的师长，还直接给他们授过课，我也毫不怀疑这样的排列在茫茫神州肯定并非“独此一家”，不必少见多怪。况且，如果改用别的方案去排，那很费劲，也很为难。你把第三排与第一排对换吧，那既无法显示校领导的重要性，也容易让某些校领导提出置疑：“我们也是教授”（这也是实话，他们个个都是有教授职称的）；你把第三排调到第二排吧，院长们也可以反驳说：“我们也是教授”，而且把教授们夹在校长与院长之间，主席台的“层次感”就会遭到破坏，教授们也未必能感到自在。但问题在于，我们不是经常说要“开放”、要“接轨”吗？如果我们把目光稍稍投向那些教育发达的国家，在那些国家的学府里，他们会制造那么庞大的主席台，还把教授列入末座吗？他们敢吗？

　　在美国，有一则与大学有关的故事广为流传着。1952年，美国的二战英雄艾森豪威尔在担任总统之前，出任哥伦比亚大学校长，他在欢迎仪式上致辞，在对着教授们的开场白里用了“雇员”（employees）一词，称他们为“the employees of Columbia University”，这时，有位教授就站起来，打断校长的话说：“艾森豪威尔先生：我们教授并不是哥伦比亚大学的‘雇员’，我们就是哥伦比亚大学。”（“Mr. Eisenhower, we are not the employees of Columbia University. We are Columbia University.”）好在我们国家还没有这样斤斤计较的教授，不会提出：“我拒绝坐第三排！我必须坐第一排！”倘若如此，旁人肯定会讥笑此人“不正常”，用杭州人的话说，就是“脑隙搭牢”。如果欢迎艾森豪威尔校长的那个仪式把教授列在第三排，那就别指望他们出席了，这就是差别。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说：“正统论意味着不思考，也不需要思考。正统论是无意识。”我想，岂止“正统论”，许多正统的或衙门化的行为也是不需要思考的无意识，至少可以使你见怪不怪，因为我们的祖祖辈辈就遗传了许多这样的东西。

　　在美国，大学的校长们都知道，领导教授比看管一群猫还难，谁也别指望对教授们颐指气使。但在中国，谁会让教授去扮演猫的角色呢？是教代会、教育工会，还是《教师法》、《高等教育法》？看来都没有，所以，中国的教授不是猫。虽然常听师友乐谈梅贻琦时代的清华大学，那个梅校长自然不敢轻慢那些属于第一等级的教授公民，是他承诺“教授治校”的，问题是此一时而彼一时啊。今天的清华大学恐怕还得倒过来说，是教授不敢对校长说“不”，惟有陈丹青那样的出走者可以例外。

　　每当这种时候，都会有读者或论者拿“国情”说事，强调国情的重要性或无奈心态，庆幸“难得糊涂”。但我总觉得，合理的国情固然需要尊重，不合理的国情却需要改造，特别是在名叫“大学”的教育单元里，在一年一度的新生开学典礼上，我们该用什么样的信息与方式去对那些一切都还感到新鲜的嗷嗷待哺者“先入为主”，怎样启迪他们去感受一种既不同于官府，也有异于街道或村落的氛围与境界，逐渐使他们“成其为人”，以便让他们在未来的人生道路上展示一点底气，活出一点品位，书写一点尊严。惟其如此，我们自有理由担心：借助于开宗明义的入学典礼与三个等级的递减式排列，把官本位的家底毫无遮饰地裸露无遗，将会给那些兴致勃勃走近学术殿堂的入门者带来什么潜意识的影响？教授、学府与学术的尊严何在？

　　看来，国内高校与学界在热谈“什么是世界一流大学”时，还得先敲问一下比这更为基础性的问题———“什么是大学”，或者“大学是什么”？或者干脆换一个虽然多少有点令人难堪但最直接也最实际的问题：大学是衙门吗？如果不把后者回答好和切实解决好，所谓“创办世界一流大学”就不过是“高等教育大跃进”的豪语，只会留在纸面，有关“大师”与“大楼”谁最重要的争执也将变得毫无意义。即便是今天好不容易造出或者扶出一个“世界一流大学”来，明天还会把人吓跑啊！

　　大学是衙门吗？这在欧美国家恐怕是一个很弱智的问题，用时髦的话说就是“伪问题”，因为他们的大学不可能是衙门，那是连身贵如国王，权重如总统都不便插嘴和插手的地方；在我们国家，这倒是一个很实际的真问题，实事求是的回答只能是“是”或者“就是”。如果要像高考能手那样回答得全面一点，那就不妨先从理论层面来阐释一番，先来一个借腹生子，接过国际高等教育的主流话语，强调大学乃求真的圣殿与职业练场，憧憬大学的自治与学术的独立，然后借一个“但是”，把话峰一转，强调“初级阶段”的国情与现实，罗列一下它的作用与业绩，再加几句“美中不足”，还来几句“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之类予以提升，那不就显得无懈可击了吗？

　　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在我们国家，理论的层面往往来自他者，来自别人的实际与经验，与我们的实际关系不大。当我们的实际同他者的实际发生隔膜时，实际与理论的抵牾也就开始了。其他一些问题也大致如此，谁也说不清究竟谁在西化和谁没西化。至于要不要西化，好像又成“伪问题”了。

　　如果完全避开现实，单从理论的层面去回答“大学是什么”的问题，其说服力肯定还不够，因为我们目前所能看到的大学就是一个享有固定行政级别的衙门，上有主管领导，下有各级职能梯队，还有许多平行机构在互相联系和互相牵制，差别就在于，它是新提升的副部级大学，还是司局级大学（军事院校的级别就更高了，另当别论）？是部属还是省、市地方政府领导？是重点还是一般？还有，是否列入“211工程”、“985工程”或别的什么“工程”。

　　不仅如此，不少高校的校领导还在改革的名义之下，奋力推行“处级”领导岗位的“竞聘”活动，把相当于“处级”的院、系领导岗位也拿出来，诱导教授们抛开“斯文”，去争那个被称作“中层干部”的“级别”，而且把正职与副职拿出来一起争，好不热闹。据说，每次报名的还挺踊跃。在个别地方，这样的“竞聘”活动已经开展十多年了。这些校领导的初衷显然不是为了培养自己的竞争对手，为竞选校级领导岗位作铺垫，但他们毕竟秉持锐意进取的精神，希望打破清一色的任命制，让某些既有学术研究能力与品位，又不乏管理经验，还富有服务意识和牺牲精神的教授站出来，提高干部素质与管理效率，把学校尽量办好一点，我们应当理解和支持他们。但让我感到困惑的是，那些稍有学术研究能力与品位的教授一般都把学术时间视同生命，如果诱发他们去争那个“级别”，究竟是服务意识与牺牲精神的支撑在起作用，还是名与利的诱惑最重要呢？如果是前者少，后者多，那么，这个与其说是“官”还不如说是“吏”的处级岗位究竟有多少名、利可言？能否像拍卖行一样来得透明一点呢？此其一。其二，在我们国家，不是说教授也“相当于处级”吗？尽管很多教授至今还没搞清楚这种“相当于”的实际含义与实际意义，也不论此类攀比是否合理，那不也算一个“级别”吗？其三，经过“与人奋斗，其乐无穷”的历次“阶级斗争”，还有职称、待遇等某些不可避免的利益竞争，某些院系群体中的人际关系早就够紧张的了，你还鼓动他们去争那种“领导岗位”，不是雪上加霜吗？其四，就治学为师而言，如今在岗的绝大多数教授都是从大革文化命的荒唐岁月中走出的，其中不少还属于“吃狼奶长大的一代”，他们不仅先天不足，而且在“全民皆商”的叫卖声中又导致后天营养不良，急需补课读书，并非拿了文凭就完事，否则，就更容易误人子弟，那又何必再鼓动他们都去竞争那个无关宏旨的“中层干部”，让他们在争赢之后，泡在那些不得要领和没完没了的文山会海呢？其五，如果教授们都抛开书案去争那些“领导”岗位，还争得面红耳赤，能给眼睁睁看着师长的学生以什么样的“师表”和人生导向呢？如今的学生干部之间也争得很厉害，而且等级森严，经常在院、系黑板上通知召开“中层干部”会议、“部长级干部会议”，平时在老师、同学中还挺有优越感，俨然一副学生贵族的得意模样，这是否同某些师长们的价值取向直接有关呢？其六，大学也是学校，它首先需要宁静，切忌喧嚣啊！既然可以经常鼓动教授们去争那个“处级”领导岗位，那又何必严禁送货的卡车与拖拉机入内呢？

　　显然，在我们国家，大学校园与其说像衙门，还不如说就是衙门，是一个需要改造的衙门，关键在于从哪里入手改造。国有制企业的改造可以拿国际流行的现代企业制度来取代国情所派生的衙门制度，让某些国有企业起死回生，那么大学呢？

　　摘自《史源法流》郭世佑著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郭世佑：中国政法大学历史学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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