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公布的“教改纲要”征求意见稿中提出，要逐步消除高校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模式。教改终于要“捏”去行政化这一硬柿子了，消息甫出，立即成为社会热点，也引起了参加全国两会的代表、委员们的热议。

　　高校“衙门化”的弊端一直饱受诟病，温总理也曾数次公开批评教育行政化，并明确表示“大学最好不要设立行政级别”。教改纲要正式出台后，高校的去行政化步伐能否顺利前行？钱学森提出的“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的疑问能否得到完满的回答？全社会都在关注。

　　高校似衙门，校长像官员——行政化倾向一直是中国高校的顽疾。2月末公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征求意见稿中明确，将逐步消除高校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

　　两会上，记者采访了京城三所名校的校长——北大校长周其凤、清华校长顾秉林和人大校长纪宝成。这三名副部级高校的校长都赞同高校应“去行政化”，但高校取消级别后，可能遭遇无法和社会对接的尴尬，这是校长们共同的隐忧。

　　■全国人大代表、北大校长周其凤：

　　中国大学行政化倾向不同

　　“全国那么多大学，每所大学的行政化倾向是不一样的。你让北大教授去做处长，做行政管理工作，他可能还不愿意呢。”全国人大代表、北大校长周其凤告诉记者，北大没有出现过度行政化的问题。

　　作为一名副部级高校的校长，周其凤在学术领域做决策时，必须尊重学术机构的意见。“假如化学学院要引进一名教师，必须经由学院学术委员会的一致通过，选定后再报给校长。名单送到我这里，我有一个审批的权力，但是到底能引进谁，权力还是在院系里。”

　　周其凤表示，大学必然有行政部门，也必然有人掌握行政权力，但大学是学术机构，不应该按照行政部门来进行管理。他说，取消高校行政级别、去行政化的过程非常复杂。目前中国高校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高校的党委是有级别的，如果取消校长的行政级别，书记和校长的关系就会变得相当复杂。

　　周其凤说，如果现在立即取消学校的行政级别，高校校长今后开会要习惯坐最后一排，坐飞机不能再走VIP通道，失去阅读学习某些文件的机会，也要做好不当干部的准备，因为当干部需要一级一级向上努力，而高校校长没有级别。

　　■全国政协委员、清华校长顾秉林：

　　去行政化不是简单去掉行政级别

　　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校长顾秉林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高校“去行政化”关键在“去官本位”。

　　顾秉林认为，“去行政化”在外部涉及“学校”与政府、社会的关系，内部涉及“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的关系。学校内部的“行政化”主要是受官本位的影响太重，这是一个观念问题。他表示：“有些地方，处长们会影响着学术资源的分配，有些地方为解决退休干部的级别问题，而将其派到学校来工作，这种现象特别影响学校的发展。”

　　在被问到高校“去行政化”对他本人及清华大学的影响时，作为副部级干部的顾秉林认为对自己影响不大，他自己更在乎的是教授身份，在清华大学，涉及到分房子等利益问题时是按照学术来决定，并没有多少行政力量的干预。

　　顾秉林认为，高校“去行政化”确实非常有必要。对有些学校担心取消行政级别后，可能会造成学校与政府部门打交道时出现困难的问题，顾秉林也表示理解。他认为，去行政化不是说把行政级别去掉就行了，而是应该有配套的制度。

　　■全国人大代表、人大校长纪宝成：

　　不能仅仅取消高校的行政级别

　　全国人大代表、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对大学去行政化问题，旗帜鲜明地给出了自己的看法。“我举双手欢迎大学没有行政级别时代的到来，没有行政级别的这种社会变革相信会逐步扩大。但目前情况下，我希望是逐步取消，就是让社会有一种准备，有一种另外制度的设计。”

　　纪宝成认为，大学没有了目前的行政级别，应该有另一种制度设计。在全社会都有行政级别的情况下，单独把大学的行政级别取消了，学校和社会的交流，比如资源配置、人才交流、信息沟通等等这些就失去了重要的基础。

　　他举例，人民大学的一名院长如果要调到社会科学院，但如果没有行政级别，很难进行人才交流。院士本来不是行政级别只是技术职称，但出差、坐飞机、看病时享受副部长级待遇，这样的规定就很奇怪。又例如，人民大学与政府部门打交道，一般找北京市教委有关部门，主体办事人员是处长，重大事情可能一年麻烦一次北京市里的主要领导。他表示，自己有时候在一些场合就可以见到政府部门的高层领导，这和行政级别也有关系，没有行政级别可能很难有机会碰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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