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sciencehuman.com 科学人 网站 2010-03-22
专家称应改变高校管理模式推进政校分开管办分离
“推进政校分开管办分离”、“逐步取消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模式”,正在公开征求意见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以下简称《规划纲要》)提出改革高校管理模式,学界讨论多年的高校管理行政化问题正进入公众视野。
那么,“去行政化”究竟“去”什么、怎么“去”、“去行政化”对于高等教育的发展具有什么样的意义、现代大学应该距离“行政”有多远,近日,这些问题在高校和社会公众中引起热烈讨论。
高校行政级别要不要“去”
在学生和家长眼中,判断一所高校是不是重点大学,除“211”工程、“985”计划等关键词外,“副部级”也是一个重要因素,我国有30多所高校是副部级。
高校的行政级别要不要去?自从规划纲要征求意见稿公布以来,这个问题形成截然不同的两种观点。有的人认为应该保留,比如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认为:“当社会习惯于以行政级别来衡量其社会地位时,取消高校的行政级别就是贬低教育。”通过一定的级别来体现大学一定的社会地位,有不少教授赞同纪宝成的观点。甚至还有人说,我国的副部级大学不是多了,而是少了。
另一方面,也有很多人认为大学就不应该有行政级别。前不久,在中国政法大学专门就《规划纲要》征求意见稿举行的研讨会上,该校一位教授发言指出:大学在社会上应该是另外一种评价体系。不应该对应行政级别。取消大学领导的行政级别,对大学的管理是一个好事。
实际上,这两种观点的着眼点都是大学的办学自主权和学术地位。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是否取消高校行政级别并不是关键。不少高校校长认为,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是不要把大学当成行政机构的延伸。
改变高校管理模式能否成为关键
相对于社会公众热议的行政级别要不要保留这个问题,高校教师们更关注的则是管理模式的改变。一些人甚至认为,改变行政化的管理模式有望成为下一轮教育改革中的核心问题之一。
目前在高校资源分配当中,评审是很重要的一个方式,通过评优势专业、特色专业、国家精品课程、教学团队等等。“这实际上是利用评审方式实现资源分配的方式。本身就是一种行政化的管理方式。”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李树忠说。他认为,如果高校为了争取资源,整天忙碌着填报各种申请,以获取荣誉、机会、评价和地位,怎么还能安心再去真正从事教育和提高教学质量呢?但是,如果不围绕各种项目转,不去申请,高校就拿不到钱,老师们没有相应的资源,也没有办法安心搞研究、做学问。
而且,在项目申请过程的竞争中,院长、校长的竞争力自然比普通教师强,行政级别越高,获得的研究资源更多。华中科技大学校长李培根院士在国家教育行政学院2010年春季教育论坛的演讲中指出,高校存在这样的现象,有才华的青年科技人员希望当领导,而领导却热衷于搞学术,这样往往能获得更多的资源。他呼吁,高校应当创建一个有利于创新人才生存的文化环境。
资源配置方式具有引导作用,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不少高校教师希望对教师教学科研的评价机制加以改进,以更加有利于他们把全部精力投入到学术科研中去。
现代大学制度如何建立
《规划纲要》提出建立现代学校制度。那么,现代大学制度应该包含哪些内涵?或者说其基本要素是什么?有学者认为,只有界定清楚现代大学制度的核心要素,让大学有更大的办学自主权,才能有效推动现代学校制度的建立。
《规划纲要》教育改革与制度创新战略专题组组长、中国教育学会常务副会长谈松华认为,建立现代大学制度首先要处理好大学和政府关系,所以《规划纲要》提出要实行政校分开、管办分离这一原则。
谈松华认为,现代大学制度的建立需要处理好三个关系。首先是政府和大学的关系。他指出,政府和大学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机构,大学不是行政机构,所以大学不是政府的附属机构,它具有办学的自主性。政府负责宏观管理。
另外两个关系是,大学内部治理中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的关系,大学和社会的关系。“现代大学制度最终是要建立一种大学自我发展又自我约束的制度。”谈松华说。
目前,关于这方面的探索还在进行中。中国政法大学校长黄进指出,制度之外,国内高校需要找到对大学核心价值的共识。这方面,世界各著名大学的制度也不尽相同。具体怎么来落实,要根据实际情况探索。(记者 李玉兰)
【光明日报】
人大教授张鸣:中国教授加起来的影响力赶不上韩寒
深圳读本记者 王莹 报道 “现在的中国大学教授加起来对公众的影响力,赶不上一个韩寒。”昨日,做客金钥匙·南都公众论坛的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鸣在谈到中国当下大学的困境和出路时认为,只有开放,吸纳外来因素的介入,才能真正实现学术自由、教授治校,破解中国大学教育的困境。
只有开放中国教育才有救
对于当下中国大学的学术环境,张鸣直言已经处在一个“崩解”的状态。由于行政对大学学术过多干预,造成的实际情况便是,许多行政上的官员同时也成为学术项目的申请人,即使其根本在这一学术领域没有建树,也能因为其的行政级别而获得各种学术立项。
对于如何解决现在大学教育的困境,张鸣认为,中国的所有改革,都是先有开放再有改革,也由此推动了改革的成功,他认为大学教育的出路也在于开放,学习借鉴先进的大学教育模式,“必须有外来的因素介入。”而实际上,中国的一些大学,比如深圳的南方科技大学,已经在采取这种开放的模式。
在张鸣看来,中国需要出现一批和现在的大学教育模式和运作体制不一样的大学,真正实现学术自由,教授治校,大学就能够办得不错。不过,张鸣也认为,中国的大学摆脱困境是有希望的,包括现在已经成为社会焦点问题的大学毕业生就业问题等,都会对中国的大学教育改革产生外部推动力。触动既得利益者的改革,往往是被逼出来的。
市民意识自我觉醒很重要
在张鸣看来,中国目前改革所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精英阶层此前在历次改革中的作用已经整体失效,大部分知识分子已经成为犬儒,对政府没有影响力,对公众也没有影响力,“中国教授加起来对中国公众的影响力,赶不上一个韩寒。而一种‘失效’的影响力,对公众来说是没有意义的。”这种精英阶层整体影响力的失效,让张鸣更强调市民意识的自我觉醒。他认为,在深圳,这种公民的自我维权、公民意识都已经走在了前面。
作为一个教育者,在回答现场听众如何做一个合格的80后、90后一代的父母,正确教育孩子时,张鸣认为,中国非常需要“家长学院”,让家长从头学习如何教育孩子,不是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高压配合体制教育,而应当让孩子自我选择,“在我看来,大学就是要教会学生三件事,学会读书,学会做事和学会做人。”
【南方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