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宾简历

　　张鸣，1957年生，政治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制度、农村政治与文化。著有《历史的坏脾气》、《武夫治国梦》等。

　　我们在深圳讲中国大学的问题是有意义的，深圳办了南方科技大学，它是一个体系外的、跟现有大学体制不一样的大学，没法跟人家接轨，朱清时校长说，他去开会都不知道坐哪。

　　中国的教育从来就不是一个单纯的教育，它和政治关系密切。深圳在教育部不批的时候，它先把风放出来，把校长聘了，大力度宣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现象？这使我想到一个问题，中国大学的危机的确已经到了很深的地步，深圳看到了这一点，希望做些事情来应对。

　　教授治校可清除积弊

　　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有两件事情是让人印象最深的，一个是农村的承包制，还有一个就是恢复高考。我是过来人，“文革”十年下来整个社会是非常躁动、非常不安，但是高考恢复这个举措一出台，社会马上就不一样了，马上变得有条理了，之前大家老想着造反、革命，突然之间他们去看书了。中国的教育实际上具有社会维持的功能，就是对政治安定、社会安定、社会的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中国大学的历史并不是很长，大体上是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开始的，教会学校早一点。但是，我们知道那个时期的中国大学办得很棒。

　　新中国已经有60年的历史，而旧中国办大学的历史已经赶不上新中国大学的历史，但是为什么我们的人才没有出更多？这一直是一个“钱学森之问”。2007年的时候，我在喊大学“去行政化”的时候，官方基本上不认账，但是现在教育部主导的改革纲要也在提大学“去行政化”，认账了。但认账以后能不能改这就很难说。

　　民国时代大学办得好，很大程度上是去官化的。结构上它是三足鼎立，我们一提大学办得好，就提北大、清华、南开。其实中国当时大学办得好的还有一批教会大学。当时有没有“野鸡大学”、办得不好的大学？有，但是没人把它当回事。

　　但是办得好的大学，不管它是教会的、国立的还是私立的都一个样，即教授治校。我看过清华大学当年教授治校的教授会议记录，国立大学的所有大事都是教授规定的，一个教授的升迁、聘任，给多少工资，给他们职称等都是教授规定。你不干可以走人，来去自由。关于学生的、学校资金的分配、奖学金等都是教授规定，当然那时候学校规模都比较小。

　　另外一个层次的自由，就是他们教课很随便，没有大纲，更没有统编教材，老师自己编讲义。那时候国民党教育部说：给你弄个大纲吧！他们一商量：拒绝，不许你出大纲。教育部就没招，没有出。老师来去自由，老师想去哪就去哪。那个时候没有今天的概念，教授是学校的，我们的档案在学校，工资关系在学校，想走学校得同意。那时候没这事儿，聘任你，你就是教授；不聘任，你就走；你不愿意干也可以走。我们看到那个时候的大学，它为什么能办得好？就是几个因素：第一，它是开放的，各种人都来办学，不是一家办学，这里面有国立的、军阀办的、私人办的、教会办的。第二，大学有基本的自由，学术自由不是在一个现在意义上说的自由，是充分的自由。学生、老师还可以赶校长，包括国立大学，北大、清华都有赶走校长的例子。

　　现在的教授都是奴才，为什么现在的学校学术腐败这么厉害？我可以负责任地说，现在中国的学术不仅仅是人文社会科学，就是自然科学也处于崩溃状态，造假比比皆是。

　　大学的社会维持功能丧失

　　中国大学基本上是处于崩解状态，它的社会维持的功能正在丧失。在改革开放恢复高考之后，教育部反思以前的苏式教育，就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的教育改革———1952年进行的调整有问题，因为苏式教育至少从教育层面上讲太单一，人的知识面太窄，不利于素质培养。上世纪80年代实际上有一个改革，但是这个改革后来到80年代末期就中断了。当时发现这种改革有问题，当年的苏式教育不是一个简单的确立一个新的教育体系问题，它跟整个社会的重建是配套的。就是说我们1949年以后要建立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这个国家是有国家没有社会的，所有人都是国家里的，所以这个教育实际上就是为整个社会定位服务的，我培养的不是知识分子，是培养国家机器中的某一颗螺丝钉。所谓苏式教育就是苏联科学院院长李申科的思想，就是在苏维埃制度下没有人，都是些蛋白质，我们要根据社会主义的需要，把他培养成农艺师、工程师、医生等，然后你就变成螺丝钉了。

　　这颗螺丝钉很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就是说它不需要对真理进行探求。我们知道，国外大学的历史上有一条，就是真理探求是它的基本宗旨。但是苏式教育把这个拿掉了，为什么？真理已经在这了，真理就是我们国家的指导思想，你不需要去探求，人家都给你写出来了，你只要认真学习、深刻体会、分组讨论、回家默念就好了。但是改革以后一恢复，有点像美式的教育恢复以后，这个问题出来了，大学里很多人不太愿意当螺丝钉了，不高兴了，怎么办？

　　上世纪90年代末期，中国政府就比较有钱了，领导就想出一个招：我们虽然不能把中国教育整体办上去，但是重点突出，中国大学里选出100所重点扶持砸钱，这100所中间再选出30多所，再重点往里砸钱。就是我虽然不能把所有大学办成好大学，但是我可以把这几个“985”大学、“221”大学办成世界一流。这是一条改革的新路：

　　第一，就是砸钱，集中财力把教育的钱从基础教育偏向大学教育，大学教育又偏向少数大学，这是集中财力。第二，强化大学的行政功能，砸钱的时候通过行政控制的渠道砸钱，这样就不会失控，就不会出现其他的事。第三，实行产业化，就是大学收费。然后，学生毕业不包分配，同时在学校的教师管理上引入企业管理机制，量化管理指标、课时、发表论文数、课题数。这不是产业化吗？而这个产业化思路跟企业改革非常相似，他们认为这样就可以至少办出几个一流大学，让世界看看。中国所谓的举国体制的特点就是“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所以说，整体上好不好不管，先弄几个好的。但是这样一来，实际上我们发现这几个重点扶持大学也不好，也办砸了，钱多了并没有把事办好。

　　大学的官僚突然有钱了，有钱了不是把学术办好了，是把学术办砸了，这是官僚体制的一个特点。因为它和地方不一样，地方虽然是GDP主义、政绩导向，但是地方办事必须要有一点实际的东西，路得修、楼得盖。但是大学是这样的，你进来以后，什么叫政绩？学生教得好、教得坏谁说了算？没有人说，说不清楚。你能看的就是发表论文数，论文数我可以买，课题数我可以运作。所以，别的地方都可以官僚化，唯独大学不可以官僚化，大学一官僚化就完了，如果一个地方只有荣誉，只能往里投钱，不要产出，那将会多么可怕。

　　现在中国是制造业大国，我们都知道我们的制造业是非常低端的制造业，我们这么多年还是做最底层的加工。我们在大学里那么多工科、那么多机械制造专业，包括清华、北理工这样的一流大学，培养出一流的设计人才了吗？没有。说句不好听的话就是一个挂牌教育，把学生招来挂个四年的牌就是大学生了，学什么？不知道。人家是就业难，但是老板怎么敢用你？

　　所以，我们的改革表面上特别光鲜，但是最后导致学术崩溃、教育崩溃，学生培养出来没什么用。那么社会怎么办？政府怎么办？

　　深圳对这个事情很忧虑，所以有积极性另外办学。所以，南方科技大学定位在理工科还是比较明智的，它认为这样能够避开这个问题，避开内部的冲突，但这也许并不是那么容易解决的。

　　另起炉灶创造多元空间

　　我们的困境已经到了很极端的状态，怎么走出这个困境？

　　我们现在整个教育体系形成了一个板结状态的利益集团。真正有权的人谁也不愿意改，中国评课题、评奖，有关部门绝对不找这个学科干得最好的人来评，因为他根本不知道谁干得最好，他就找这个学科里官最大的人来评，而这个学科官最大的人可能什么都不是，他就是一个官僚而已。但是他有资格评这个好坏，你们的成果能不能评奖是我说了算，最后他发现，我干吗这么评，我评自己就完了，那就互相评，他就这么赤裸裸。

　　我有时候挺绝望，但是其实也有希望，希望在哪？我们回想中国改革开放，中国改革实际上是必须跟开放有联系，它是先开放后改革，如果是关起门来改革，那么我认为中国改革是不可能成功的。

　　南方科技大学是开放的，我们现在期待南方科技大学能有点新模式，你得把各种各样的因素都引进来，有人愿意干这些事情。我就知道若干个包括国内很多很有钱的企业家愿意赔钱，包括俞敏洪，他说：我最大的理想是办一个好大学，赔钱都行，我拿外语教育的利润养这个大学。但是他现在办不起来。为什么？因为现在中国不是没有民办大学，但是总体来说声誉都不好。它声誉不好有几个原因：

　　首先，制度门槛，它不许民办学校办好，它不想你办好，它不想你上档次，在各方面卡你，你只能办三等职高，招不到好学生。我们知道，如果是真正的教育家，不是好学生可能也能培养出好学生，但是问题是中国荒了这么多年，哪找好教师去？

　　第二，更何况我们的制度还限制那些真正有实力的人办，它只是把那些想通过教育挣钱的人放进来。教育应该是由有良心、有道德、有责任感的人出来办。

　　第三，所有的官方毛病它都有，比如西安的某学院作假，盘剥学生等这些名堂它都有，声誉一直都不好，学生质量也不太好，虽然我们看到职高的就业率都很高，但是我总怀疑这里头不是真的。

　　所以，我可以说，民办学校基本上是失败的，上面以这个为借口吃我就不开放。但是，它就不问为什么当年张作霖可以办一个好的私立大学，陈嘉庚可以办一个好的私立大学，为什么我们现在就办不了呢？你让那些一流的大企业家办学校，你看他办得好不好。因为他挣够钱了，他在乎的是名声。你把一些饿扁了肚子的狼放进来做这个事情，能做好吗？肯定做不好，肯定是一塌糊涂。

　　所以，不是说不能开放，开放是必然的，开放有什么好处？开放的好处是中国会出现几十所好大学，真正按教学规律来办，真正实现学术自由、大学自治、教授治校。中国在1949年以前也不过50年的时间就能够办出那么好的大学，培养出那么好的学生，我们现在就不能吗？现在一样能，而且好学生会留下来。

　　现在的教育把家长逼得没办法，就把孩子送出去，但是能送出去的有多少？很多家长是砸锅卖铁送出去，一旦费用比较低，在国内又能得到好的教育，家长都会把学生接回来。前几年，香港几个大学在内地招生，马上引起了北大、清华的恐慌，后来教育部赶紧出来“灭火”，把关系给理顺了，不再进行竞争了，他们才安心。这就说明我们现在的大学体系是经不起竞争的，学生一旦用脚投票，它就没市场了，我不相信它能对着那座空房子作威作福。

　　改革是被逼出来的，既得利益者没有谁会自愿改革，就像我们跟老虎说：你把皮剥下来，给我们做一个大衣，行不行？老虎肯定说：不。而且不仅跟你说不，还把你吃了。想剥老虎的皮，唯一的途径就是我们兴起一个运动，就说全世界的老虎都在裸体，你不裸体不时髦，老虎自己就把皮剥了。所以，我觉得中国大学的出路也就是这样，没有别的路好走。

　　但是，这也取决于决策当局能不能下定决心，我们知道，改革很容易碰到既得利益集团就缩手，教育这么大一个体系能动吗？我觉得唯一的出路就是另起炉灶，另起炉灶的这些学校包括招生考试自己操作，中国就会出现多元的教育、多元的素质，多元才会有创造性。　　　　　　　□张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