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快乐的家庭因为高考失去了笑声
“芬芬进入高二后，我们家里就几乎没有了笑声。”坐在记者对面的陈真云说。
陈真云是湖北人，在北京的一家IT企业从事管理工作，是个地地道道的白领。虽然没有北京户口，但是陈真云已经在北京工作十多年了，再加上女儿也在北京上学，而且品学兼优，他们早把北京当成了自己的家。在外人眼中，陈真云一家过得无忧无虑。
矛盾出现在女儿升入高二之后。
高二的女儿要文理分科了。一天回家，陈真云得知芬芬擅自做主选了文科班。理科一直是她的强项，芬芬这样的选择让陈真云非常恼火。被劈头盖脸呵斥的女儿委屈地告诉陈真云：“万一回老家高考，文科还有可能突击，理科跟上就难了。”
从此，这家人就开始为高考寝食难安。按照现行政策，女儿必须回户籍所在地参加高考。“可女儿从小学起接受的就是北京的教育，现在却要参加湖北的考试，两个地方学的不一样，考的不一样，让我女儿怎么回去？”陈真云说。
与陈真云有着类似经历的人在大城市不在少数。
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成为流动人口的主要流入地。据北京市统计工作会议披露，按照抽样推算的方法，北京2009年年末的常住人口为1755万人，其中外来人口509.2万人，占常住人口的比重为29％。另据报道，2008年上海市流动人口中半年及以上常住人口为517.42万人，占全市常住人口的27.4％。
陈真云是千万流动人口中普普通通的一个，他的烦恼是近三分之一城市人共同的烦恼。
短跑运动员怎能用长跑规则衡量
陈真云和女儿都不愿意回去参加高考的一个最主要原因，是女儿芬芬非常适应北京的教育方式。
芬芬从小学起就一直在北京上学。除了完成学校正常的学习任务外，还对科技、创新非常感兴趣。
一次芬芬在火车站买票时，看到售票员不小心把乘客的到达地点弄错了，造成了很大的麻烦。而售卖火车票的系统显示器只能让售票员看到。于是，芬芬决定改进这个系统，在老师的帮助下，芬芬设计了车票售票系统的双面显示器。
芬芬的科技创新作品先后获得过青少年创新比赛一等奖、二等奖，她也作为北京青少年代表参加过全国青少年大会。初中时她还作为创新代表到美国进行访问。
越是参加这些活动，芬芬对科技的兴趣越大。
她每周都会到科技馆参加活动，进入了北京市的科技活动小组，很多课余时间用在了大量地阅读和撰写论文上。
“女儿的这些成绩只能在北京实现，在这里她如鱼得水。”在陈真云看来，北京实施的是素质教育，比较注重孩子各方面的综合素质，而自己的老家湖北实行的是应试教育，“考分和成绩排名是他们追求的唯一目标”。
在北京，陈真云的女儿是品学兼优的孩子，回老家，她怎么能证明自己“品学兼优”？仅考试成绩一项就会败下阵来。
陈真云弟弟家有个比芬芬低一个年级的女儿。她每天从早上6点到晚上9点除了吃饭就是学习。
高二的芬芬曾经做过上高一的堂妹的试卷，“不少做不出来”。
陈真云的一位老乡还做了相反的尝试。
老乡一家已经拿到了北京市的户口，但是他们看到湖北的高考成绩比北京高出很多，于是把孩子送回老家读中学，然后回北京高考，结果成绩很糟。
“且不说哪边的教育质量好，这种考试的方式对孩子来说是不公平的。”陈真云说。“这就好比一个长期从事短跑训练的运动员，临比赛了却要求他参加长跑。可想而知，短跑运动员的长跑成绩是不理想的。”
“高考”这两个字在陈真云家里变得越来越敏感，一家三口很少公开讨论这一话题。尤其是女儿，一向在学习上劲头十足，突然没了劲头儿，话也少了。“她没有了方向感。”陈真云说，回老家高考成了她的心病。
制度缺少连续性让我们感到落差很大
其实，外地生源回户籍所在地参加高考的政策不是刚刚出台的，有不少人很早就做好了准备。大家通常的做法是让孩子在大城市读完小学，然后就送回老家，让孩子尽早适应老家的学习环境。
但是陈真云没有这样选择。
刚来北京的时候，陈真云也为孩子上学的问题发过愁。
2003年，陈真云一家拿到了第一批北京居住工作证，就是俗称的“北京绿卡”。
有了“绿卡”孩子就可以享受市民待遇。确实，女儿像拥有北京市户口的孩子一样参加了小升初电脑派位。
看着女儿顺利地进入了初中，陈真云认为政策一定会改善的。
3年之后，女儿又以相同的身份顺利地参加了中考，并且进入了北京市丰台区的重点高中。
“当时的政策曾经提到，拿到‘绿卡’的人3年之后条件合格就能转为北京市户口。”虽然3年之后陈真云的“绿卡”并没有“转正”，但是他仍然对政策的改善有着很高的期待。
“政策总会有个连贯性。”陈真云认为，总得给前面开了口子的人一条合理的出路。
期望越高失望越大。眼看再过几个月女儿就要升入高三，高考报名就在眼前了。陈真云一直梦想的“合理出路”还没有出现。
陈真云着急了。“早知道这样，还不如最初就干脆别打开这道门，我们也就踏踏实实待在老家了。”
正路都不通难道逼着我们去腐败？
陈真云老家的一位朋友是中学校长，不久前答应接收芬芬，但是必须尽早回去。
这里又出现了一个问题。北京是要参加会考的，只有会考成绩都合格才能拿到高中毕业证。但是如果参加完所有的会考基本要等到高三第一学期结束。
“这显然已经来不及了。”陈真云说。老家的学生基本在高二就结束了所有的课程，高三只剩下“两天一小考、三天一大考”，集中强化考试培训了。
如果一上高三就回去则意味着女儿拿不到高中毕业证，但如果拿了证就会赶不上老家的强化训练。
像很多人一样，陈真云也想到了出国留学这条路，他们也跟一些留学机构深入地沟通过。不过，陈真云还是不希望走这条路。
因为，他想不通：“为什么我的孩子在自己的国土上不能顺利地求学，国外却反而敞开了大门？！”
正路走不通就会想到邪路。
陈真云的一个朋友跟他有相同的烦恼，见人就哭诉。她知道，现在挡在面前的关键问题就是户口，所以到处求人“买”户口，“哪怕倾家荡产都愿意”。
“很多家长没有办法、现实逼着他们去腐败。”陈真云说，实在没办法弄到户口，我们就想办法改宗教、改民族。这样至少还能争取加分，孩子也能少受点儿损失。
陈真云的办法跟很多人不一样，他还是希望能促进高考政策的改革。
利用国家中长期教育规划征询意见的机会，他向教育部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陈真云指出，对于长期人户分离的学生，可以采取高考和高校招生录取分开的方式，允许这些学生在借读地参加高考，但不占用当地学生的招生名额，按照学生在借读地高考所取得的成绩，回到户籍所在地的原籍参加高校的招生录取。
他认为这个做法可以解决流动人口子女在借读地参加高考的问题，同时又不影响借读地的招生计划和升学率，既维护了人户分离学生家庭的权益，也给他们的家庭带来了稳定。对于户籍地来说，也没有增加额外的负担。
令这家人高兴的是，前不久陈真云被请到教育部，专门阐述了自己的观点。芬芬很认真地对父亲说：“我真感动，知道你们一直在为我操心。”
陈真云一家很乐观，他们开始了新一轮的期盼。
【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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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农民工之痛：融不进城市生活 像两个世界
4月19日发行的第336期《瞭望东方周刊》刊登了一篇名为《中国式农民工之痛》的文章，以下是全文：
他把一成不变地生活下去看成是“逆来顺受”，把这次写作视为“反抗”
2010年4月6日，北京红十字宾馆里，31岁的农民工周述恒隔几分钟就能接到手机来电，全是媒体采访要求。这让他很为难。“手机马上就没钱了，我让老婆给我充钱，你们现在可不可以先打宾馆的电话？”
这样的情形让他受宠若惊。13年来，从未有哪怕一家媒体关注过他，尽管他评价自己这13年来的生活“震撼、恐怖，可当惊悚小说来读”。
现在，他，一个老家在四川达州、工作地及居住地都在福建省福州市的农民工，因为出版了一本46万字的小说《中国式民工》突然受到关注。
小说由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首印三万册，一周后又加印了一万本。图书编辑说，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一位副部长“点名要看这本书”。
这是一部自传体小说，他给自己取名周小凡，他还有不少“亲朋好友”，像堂兄周小林、同乡张志伟、女友英子、工友刘全海⋯⋯“都是真实故事，只不过名字改了。”
不要工钱，只要包吃包住就好
面对本刊记者，周述恒应付自如。他似乎早就在等这一天，“只有媒体多多报道，国家领导人才可能知道有这么本反映农民工群体的书。”
他戴着500度的金框近视眼镜，小心翼翼地坐在你面前，像个书生。
不过，他一再强调，文质彬彬是假象，严肃起来时，他的眼神里会透出一股杀气：在他当农民工13年的日子里，不少即将要火拼起来的场合，这股杀气屡屡将对手吓走。他说，这得益于练过两年武。
周述恒对农民工有自己的理解，“没有固定工作就是农民工。”在他的打工生涯里，多数工作都是如此，接个散工干几天，立马又得另换一家。
这种日子很难捱。有段时间，散工也不好找，他只好骑着一辆破旧自行车满福州乱转，寻找招工信息。
最惨的一次，周述恒持续失业半年，没有任何生活来源，实在没饭吃只能找同乡借钱，再通过关系央求一家工厂收下他，“不要工钱，只要包吃包住就好。”
和他年纪相仿的农民工，大部分都饿过肚子，“一个月生活费80元还要活下来”的日子，也经历过。
尽管早已成熟练工，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时，周述恒又一次失业。他不得不重新开始找工作。
只是，这一次，多年的情感积累，让他有把话说出来的冲动。他把一成不变地生活下去看成是“逆来顺受”，把这次写作视为“反抗”。
一个农民工写什么书
这几乎是一个“愚蠢至极”的决定。
他的房间只有十几平方米，一床、一桌和一个简易衣橱，占去了大部分空间。因为女儿刚出生不久，这么间小屋子，现在又挤进了张婴儿床。写作期间，朋友来串门只能坐床上了。听说周述恒居然在写小说，朋友都觉不可思议。“一个农民工写什么书！”“异想天开！简直是神经病！”
周述恒有些苦恼：真的要写下去吗？写完了又给谁看？
他那台二手电脑也不听使唤，常常莫名其妙地坏掉。有一次好不容易写了一万多字，还没存档电脑就坏了，只得从头写起。
好在妻子对此并不太反对。于是，17个月来，处于半失业状态的周述恒白天出去跑跑活，晚上趴在电脑前写作。有时会一直写到次日凌晨。
虽然很激动，但是他发现自己的小说并不卖座。他将部分小说放在起点中文网首发，却很快被淹没。
在这个“85后”网络文学阵地里，他写的这种反映现实疾苦的小说根本无人问津。穿越、重生、YY（网络用语，指“意淫”），主角快速成功，继而怀抱美女而归的情节，在这儿才是成功之道。
这给周述恒带来无情打击：农民工文学，究竟写给谁看？在经历无数次泥牛入海后，他改将小说发布在读者群体更为小众的网络文学网站“红袖添香网”，居然当天引来一万人“围观”；几天后，他又找到了“烟雨红尘网”，“围观”人数迅速蹿至2万人。
转机来了。不少网友开始联系他，支持他。更多的网友希望这本小说可别写着写着就“太监”了（网络用语，指“放弃”）。他坚持了下来，并因为网上的火爆而受到出版社垂青。
去去去，我们这儿不是慈善机构
如今，小说出版了，记者纷纷邀约采访，对周述恒来说，眼前的一切似乎是场“白日梦”。这个梦，他在多年前曾做过。
他生活的地方绝对是穷乡僻壤：房子用木块和土砌成；冬天睡觉时用稻草取暖；做饭是用罐子从房顶吊下来，下面点柴火，整个房间熏得漆黑；厕所就在猪圈里⋯⋯
这是1996年四川省不少农村的真实景况。当时的四川，正开始以密集的廉价劳动力源源不断供给温州、广州、厦门、福州等东南沿海城市。
周述恒就是在这一年坐上火车来到福州。他原本可以考大学，但在15岁那年，一场意外夺去了母亲的生命。他只能辍学。
爱好武侠小说的他当时还天真地做着梦：自己会不会是一位“大侠”。或者，至少能妙笔生花，绘出许多侠客形象。
但梦想很快破灭。他发现他练的那些所谓武术，对于谋生毫无用处；他写的一本30万字的武侠小说，七次拿到出版社咨询均遭拒：你有钱吗？你有名吗？没钱、没名，出什么书？
他只好做了与同龄人一样的选择——当一个农民工。
此时，他仍然做着梦——有一天“荣归故里”。他误以为，火车过了一个又一个山头，迎面而来的会是一件又一件浪漫的事。
只是这种浪漫一转身就变成了严酷。在福州，他挨家问招不招工，每一家都回答不要。通常的情形下，他连工厂门都进不了，“去去去，我们这儿不是慈善机构。”
周述恒无数次和守门的保安说，自己什么苦都能吃。得来的却是一瓢冷水：回去吧，中国能吃苦的人太多了。
打工噩梦
若干年过去，周述恒不得不感慨，自己当初把打工想象得太美好了。
他至今仍对自己的第一份工作记忆犹新：用香蕉水抹去塑料桶上的字。这份工作需要每天工作12小时，月工资仅120元。他每日闻着刺鼻的香蕉水味，拼死拼活干了一整月，月终时不仅没拿到工资，还因为没有擦干净等原因被工厂扣钱，最后反而欠了工厂80元。
由于没有任何防护措施，他得了急性哮喘。因为这个病，周述恒得以从工厂出来，但是没有拿到一分钱赔偿，工厂说他是被“劝退”的。
他身边的朋友们也并不比他好多少。周述恒不少从事装修业务的朋友，需要每日用电锯切割建材，却没有口罩可戴。有人为了省钱，甚至干脆住在装修屋里。
积年累月的工作给这些农民工的身体种下恶果。周述恒亲眼见到一些农民工得了职业病，回乡后就死去了。还有些农民工，因为长期接触化学材料，生下智障的孩子。
更为触目惊心的则是工伤之痛。有一个叫秋娥的工友，在一次开工时，因为成品模具螺丝没固定好，一整块掉了下来，整只右手被齐齐砸断。工厂除了支付医药费外，另外给了一万五千元补偿金。
秋娥伤愈后回了老家，没法再找工作。同样是这家工厂，另一位工友被喷出来的足有1000多摄氏度的塑料熔浆打在脸上，当即毁容。可事故后，她竟然没有去找老板赔偿，原因是这个职位能拿到1400多元工资，如果她去讨要赔偿，赔偿金能拿到多少不说，这份工作是肯定保不住了。
第一份工作之后，周述恒跟着堂兄一起进了一家镗钢厂搬运钢材。对他那时的年龄来说，这算不得好差事，但总算能养活自己了。
不久后，经堂姐的一位朋友帮忙，周述恒又跳槽去了福州市一家钟表厂。在福州，类似的电子工厂很多，已成熟练工的周述恒在不同的钟表厂之间跳来跳去，试图找到一家工资最高的，但结果却大同小异：交完房租、准备好一个月的伙食费，只能余下百来块钱。
城管对三轮车“捉了放，放了捉”
堂姐的这位朋友叫英子，说起英子，周述恒的脸上流露出光彩，因为他一度与英子成为恋人。
英子的原型是福州市城里人。与英子相恋那段时间，周述恒拼命工作，他去了电子城，那里可以只上白天的班，到晚上时，他还可以自己去摆地摊、骑三轮。
之所以去摆地摊、骑三轮，是因为微薄的工资无法满足挣钱愿望。周述恒说他堂姐在福州干了八年，薪水总共涨了500多块，涨速基本上没跑过通货膨胀速度。
然而干私活也有风险。城管很快盯上了周述恒。稍有不慎，他的地摊货物就会被抄走。最多的一次，当场损失了600多元的货物，几乎相当于他一个月的薪水。这样的结局，让周述恒直想哭。
三轮车更是城管“关照”的对象：抄走一辆三轮车，再让农民工赎回，就能收罚款250元。周述恒说，有那么一段时间，福州城管对三轮车可谓“捉了放，放了捉”。
1999年时，因为三轮车师傅对城管执法意见太大，甚至发生了集群殴打城管事件，这件事，周述恒也写进了小说。
小说里，同乡张志伟为了挣更多的钱而去做了更为辛苦的建筑工，由于太累，在推水泥车的时候从四楼摔了下去，幸好因电线杆拦住，得以保命，但肋骨摔断了四根。
同一时间，工友刘全海为前一份工作没有拿到工钱的事而奔波，他最终同意了劳动局的调解：对于拖欠的工资只要一半，不再闹事。刘全海对劳动局办公人员千恩万谢，但就在他拿着盖有劳动局公章的调解书去找老板要钱时，遭到工厂保安一顿毒打。
95%以上的农民工归宿相同
让周述恒痛苦的除了这些打工过程中的挫折，还有城市里那一道有形无形的“墙”：“融入不了城市生活，就像两个世界的人。”
周述恒开始变得很敏感。有一次他去买菜，一个本地人骑着摩托车过来买十斤莴笋，找钱时漫不经心地说：“两毛钱就不用找了，我不是那些农民工。”当场被激怒的周述恒立刻也拿出钱给老板：“老板，五毛钱就不用找了，我就是农民工。”
另一次，他去药店买药，服务员看他的农民工装扮，白了一眼说，这个药很贵，你买不起的。周述恒当时就掏出所有的钱摆在柜台上，“这些钱买得起吗？”说完，他又把钱全部收起来，“我今天就是有钱，但我不买了。”
这份敏感也让他选择了与英子分手，“门不当户不对，没有安全感。”他最终选择了与同样来自农村的方敏在一起。
如今，小说的出版并没有减轻周述恒的焦虑。他说从出版方拿到了一两万版税，“以后根据销量可能还会有一点”。
但是，回到福州去当农民工仍然是他无法摆脱的命运。他也看清了自己的宿命：千百种人就有千百种命，但95%以上的农民工，他们的最终归宿，就是在为中国的城市化贡献自己的青春或是心血后回到家乡，有的甚至带着一身的伤残病痛，终老在自己的那一亩三分薄地里。
“国家虽然提供了一个打工的场所，却没有很规范地制定出保护打工者的法律制度。”周述恒说。
他现在的希望是女儿的命运能与自己不同，“我希望她将来能做律师，不用害怕遭人欺负，还能帮人维权。”（记者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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