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纪委驻教育部纪检组组长王立英近日带队赴湖北武汉推动高校反腐,并在武汉地区部属高校领导干部会议上明确提出,“高校党委书记、校长要提高认识,强化第一责任人的责任意识,切实把反腐倡廉工作摆在重要位置……尤其要加大检查考核和责任追究力度”。

　　“教育部门选择在武汉召开会议,颇有深意。”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昨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称,在湖北这个地方倒下的校级干部为数不少,尤其是在2009年,先有武汉大学原常务副校长陈昭方和原常务副书记龙小乐涉嫌巨额受贿被批捕,后又曝出武汉科技学院院长张建刚被“双规”的新闻。在此之前,武汉科技大学原校长刘光临、原党委书记吴国民,武汉理工大学原副校长李海婴,三峡大学原党委书记陈少岚,湖北大学原副校长李金和等十几名高校领导干部,都倒在了权钱交易上。

　　事实上,不仅仅是在湖北武汉,高校腐败案在不少地方都呈现出增长的势头,曾经被视为“一方净土”的象牙塔声誉也因此急转直下。

　　随着高校腐败案件的升级和扩大化,高校行政化弊端逐渐成为众矢之的。“高校的腐败和官场的腐败有什么区别吗?”一所高校的退休教师汪平(化名)在听到中纪委推动高校反腐的消息后,脱口而出反问记者,“高校腐败的受益者说到底还是那些有行政级别或是握有行政权力的管理者,普通教师能腐败得起来吗?”

　　官僚机构激增导致权钱交易

　　基建、财务、招生、后勤,已成为高校腐败高发领域；在高校干部的权力逐渐扩大、官职增多并逐渐掌握一定的高等教育资源的背景下,权钱交易很容易发生

　　“总的来看,高等院校职务犯罪现象呈现数量上升、范围扩大的趋势。”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一位负责人在接受《法制日报》记者采访时说。

　　海淀区检察院地处我国高校最为密集的地区,区内共有39所高校、22所成人高等院校和民办高校。也正是由于此,海淀区检察院在办理高校职务犯罪案件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据这位负责人透露,海淀区检察院曾对1998年至2008年10年间办理的教育系统职务犯罪案件进行了全面的调查和分析,结果显示:发生在高校的职务犯罪案件为46件55人,占教育系统职务犯罪案件总数的85%。

　　从2008年1月至2009年6月的统计数据表明,这种现象有增长趋势:在此期间,海淀区检察院共办理教育系统职务犯罪案件7件12人,其中发生在高校的有6件11人。

　　“高校已成为腐败犯罪新的高发区。”中国社会科学院在不久前出版的2010年中国教育蓝皮书中也作出了这样的判断。

　　来自海淀区检察院的调研显示,近10年来,高校领域的职务犯罪案件主要集中在贪污罪、挪用公款罪、受贿罪3种罪名上,其中贪污案件最多；犯罪主体主要集中在学校领导、主管财务的人员、后勤管理人员。其中尤以主管人财物审批和受委托经营、管理、经手公共财物的人员居多。

　　曾给全国许多高校讲过反腐课程的知名反腐学者、中央党校政法部教授林喆认为,在高校干部的权力逐渐扩大、官职增多并逐渐掌握一定的高等教育资源的背景下,权钱交易很容易发生。

　　“以招生来说,基本上从本科生、研究生再到博士生的录取决定权,都掌握在高校自己手中。换言之,高校的相关人员可以决定一个考生教育权的实现与否。再比如学位授予,也会发生学商勾结的现象,一些商人通过捐款获得了学位。”林喆说。

　　财务和基建领域也是如此。汪平所在的高校是几年前由两所专科院校合并升为本科院校的,其间两所学校的中层干部重新轮换竞聘上岗,“当时,学校一把手直接由当地政府部门的官员担当,几乎所有的中层以上干部都忙着找关系托人,一些热门的职务如财务、基建等更是引发了激烈的争夺”。

　　高校行政化的另一个直接后果是,高校官僚机构的急剧膨胀。

　　“我计算过,一般情况下,一所大学大概有处长、副处长150名左右,副处级干部300人左右,科级干部1000人左右。”熊丙奇告诉记者,高校已经出现了“校级干部一走廊、处级干部一礼堂、科级干部一操场”的现象。

　　林喆也举例证实说,某大学有“校级领导共11人,校长助理10人,正处级以上干部200多人,副处级以上干部500多人”。

　　高校腐败成因:行政化体制

　　仅靠领导作为第一责任人来严把工程建设关、财务关、招生关以及领导班子决策关,是靠不住的。如果靠得住,也就不会有那么多的高校一把手倒在工程、财务和招生中了

　　关于高校腐败的成因,尽管各方人士众说纷纭,但主要矛头还是逐渐集中到了近年来高校日益严重的行政化体制。

　　在今年全国政协会上,以高等教育界人士为主体的九三学社中央提交了一份提案,直指目前我国高校存在的违规招生、学术腐败和后勤腐败三大问题。

　　在中央纪委驻教育部纪检组赴武汉推动高校反腐的会议上,有关负责人明确要求,高校要“严把工程建设关,严把财务关,严把招生关,严把领导班子决策关”。

　　“严把‘四关’的排比句好写,但却都有一个问题:谁来严把工程建设关?谁来严把财务关?又是谁来严把招生关和领导班子决策关呢?以反腐工作部署看,这个‘主语’应当是高校党委书记、校长,而问题是,近年来高校腐败频发,问题就出在这个‘主语’上。”熊丙奇说。

　　“仅靠领导作为第一责任人来严把工程建设关、财务关、招生关以及领导班子决策关,是靠不住的。如果靠得住,也就不会有那么多的高校一把手倒在工程、财务和招生中了。”熊丙奇认为。

　　高校财务常出问题,也是一把手或者分管领导说一不二所致。“国内不少高校一直号称要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可是,在国外大学普遍实行年报制度,向公众公开学校的财务情况时,我国高校的财务情况却被领导当机密一样‘严把’着。近年来,对于高校财务收支,舆论也一直要求公开透明,但迄今为止,我国没有一所高校详细公布自己的收入情况和开支情况。”

　　高校招生的腐败问题,也是如此。“5%自主招生、艺术特长生招生、体育特长生招生、1%的机动名额、120%的投档比例,这些被认为是高校招生中最容易出事的地方。为何出事?就是因为领导们可以动用手中的权力,决定将这些机会给谁还是不给谁。”

　　“说到底,高校的腐败,主要在于学校没有民主管理制度,权力包括行政权和学术权过分集中于校领导。要严把目前高校腐败高发的几个关口,推进高校民主管理才是根本。而这,就要求建立现代大学制度。”熊丙奇说。

　　熊丙奇认为,在现代大学制度中,办学权、教育权和受教育权有明晰的权责界限。高校自主办学、学术自治、教授治校、学生自治,领导的权力将局限为行政权,有关重大工程建设的决策,将由学校理事会或董事会作出,学校行政领导只负责执行；有关财务管理,将由学校理事会或董事会进行预算,将有独立的校外审计机构进行审计,将向师生进行年度报告；有关招生的决策,将由负责教育事务的教授制订评价标准并执行评价,学校领导如果动用手中权力谋求私利,或可招致严重的信任危机,并可被理事会或董事会罢免。

　　“在这样的制度下,教育腐败或许还会发生,但是决然不会高发。而且,一旦发生,腐败者也难潜水过关,他们将为腐败付出沉重的代价,他们的教育与学术生命也将由此中止。”熊丙奇说。据《法制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