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sciencehuman.com 科学人 网站 2010-05-08
保卫孩子，他们发动了“人民战争”
——校园安全的海外经验
校园惨案屡发，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永康以国家高度强调了保障儿童安全的重要性。怎样保卫孩子？海外一些学校用血的代价换来的安全经验，或有可为中国借鉴之处。
日本的一所小学发生八名小学被砍杀事件后，整个国家的儿童保护体系因此被颠覆和改善。他们的安全工作细到给每个学生书包上安装GPS定位的电磁接收器，如遭人绑架，可按钮求救。
一向被认为最安全宁静的校园，现在正成为警力部署的重镇。从3月23日发生在福建南平的血案，不到40天的时间内，全国发生了5起校园惨案。
全社会该怎样保护孩子？这一议题已被提至“国家高度”。
5月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永康在全国综治维稳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指出，“社会安全最重要的是人身安全，最让人牵挂揪心的是孩子安全”，并要求党政一把手“把维护学校、幼儿园安全作为一项重大政治任务”来抓。而教育部部长袁贵仁也在南平杀童案发生第六天告诉教育工作者：“生命不保，何谈教育。”
如果时光倒回到9年前，校园安全问题也曾重创日本社会，但事后，日本政府和社会集体反思，痛定思痛，建立起了一套保卫孩子的长效预防和善后机制。近几天北京三中用来防歹徒的警用钢叉，就是8名日本小学生用生命换来的应急产物。
日本池田小学为8名遇难学生所设的警钟。
（李明宪/图）
血的代价换来全民总动员
仿佛是中国近日多起校园杀人案的翻版，2001年6月8日上午，37岁的男子宅间守手持菜刀，闯入大阪教育大学附属池田小学一间一年级教室，砍伤26名师生，其中8名儿童死亡。日本警方事后说，这是继1995年奥姆真理教毒气事件后，日本最大的一起惨案。
旅日华人萨苏用“震惊”形容多数日本人当时的感受。“日本当时的治安相当不错，我所在的伊丹市15年里没有发生过一起刑事案件。”萨苏向南方周末记者回忆说。
案发后，伊丹市政府部门也相当紧张。此后，教育专员穿着便衣定期到学校周边巡逻的传统一直延续至今。
案发当天，一场日本全社会的反思序幕由此拉开，并在当下总结出了两大教训。第一，1999年，京都一名二年级小学生被杀后，文部省曾给各学校下达《安全管理的相关通知》，但却没有督促落实。另外，学校危机处理经验不足——混乱中，受伤儿童被迟延送医。
紧接着，池田小学展开了一系列务实的补救。给各个教室配备催泪喷雾、钢叉、透明盾牌；在全校安装300个摄像头，确保没有任何死角；让教室外墙更透明，外人进入前就能远远看到；给学生书包上安装GPS定位的电磁接收器，如遭人绑架，可按钮求救。
软件上的补救亦刻不容缓。从2003年开始，池田小学设置了日本第一个安全课，包括交通安全、防范技术、地震防灾等6个单元，用一年时间学完，每周一课。
一时间，日本各地中小学纷纷复制“池田经验”。其精髓就是建立了一个学校、医院、警察、家长、社区结成的防控网络保护孩子。而在这方面，台湾中小学比池田小学先行一步。
在世界卫生组织（WHO）认证的国际安全学校中，台湾有17所之多，占到全球的一半。台北市内湖区南湖国小是2008年获得认证的。
要想获得认证，必须先成立一个安全委员会，但游说起来并不轻松。“过去，各单位各行其事，缺乏统筹，而学校安全局限于校内，忽略社区的力量。”南湖国小校训导主任陈锡安说。现在，他们会请“国民健康局”负责说服派出所、卫生所、医院负责人，而里长（相当于大陆的居委会主任）、家长会会长等也参与进来。
每学期开学，委员会都会召开一次全体大会，卫生单位负责通报社区有无精神病患，而警政单位则通报社区事故多发区，有无假释罪犯。
校门口是第一道防线，每所学校都有两名政府配备的警卫，一般都是退伍军人出身，或者当地义警。早上7点20分进校之间，南湖国小的学生必须在固定地点等候，两名警卫和4名志工负责看守。校园内每个楼层亦有志工进行巡逻，看有没有可疑人员提前混入。
放学回家，家长也不用担心安全。如果小孩发现有人跟踪，可以跑到路边贴有爱心标志的商店求救。“之前，我们有学生在外面出车祸，就是商家给我们打电话。”陈锡安说。
但外人有所不知的是，台湾校园如此严密的联动防控系统，最初也是用血的代价换来的。1984年3月30日，36岁的台湾男子蔡心让带着一瓶硫酸和一把刀，把硫酸泼向了台北萤桥国小36名小学生。此后，所有学校正式设立警卫制度。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王大伟认为，“无论如何布控，80%以上的案件发生时，警察不可能在现场，家长和孩子应该是抑制犯罪的主力军。”
妈妈特工队
2010年开始，日本家长和志愿者组成的市民安全守卫队，取代学校警卫队成为大阪各学校的守护神——因经费紧张，警卫队仅持续了5年。
而在台湾，志工妈妈是孩子们最贴身的“保镖”。上下学高峰，她们穿着醒目的橙色制服，在学校周边要道护送小朋友过马路。上课了，她们就戴上志工证，在校园内外巡逻，并提醒小朋友：如果谁没戴志工证，不要跟他靠近，马上报告老师。
每个月，志工妈妈都会联合校方召开一次双边安全会议。南湖国小家长会会长陈世芬向南方周末记者举例说，“学校门口水沟盖的问题，孩子踢到可能流血，但学校行政人员就不一定能仔细观察到。”
比起台湾，大陆的志工文化才刚刚起步，家长参与学校安全维护的道路由此显得有些漫长。有关家长参与的内容，中国教育部编写的《中小学安全工作指南》中只提到了一句：希望学校“主动与学生家长联席，积极争取他们的支持和配合，共同搞好学生安全教育和管理”。
其实，志工妈妈并不是万能的。学校的一些大的漏洞，只有专家才能察觉。原先，南湖小学校门口外有一个车道通向地下停车场，人车交叉非常严重，给孩子安全留下不小的隐患。“就在最近，我们进行了道路改造，人车分离，避开危险。”陈世芬说，给他们提出建议的是靖娟儿童安全文教基金会。
安全预防细到让人震惊
靖娟是一位台湾勇敢女老师的名字。
1992年5月15日，一场游览车火烧事故，夺去了23名台北市私立健康幼儿园师生和家长的生命，女老师林靖娟本可以逃过一劫，但为了救出8名孩子，她自己却葬身火海。
次年4月，遇难者家属和社会热心人士发起成立靖娟儿童安全文教基金会。
2006年起，靖娟基金会着手推动与台北8所国小合作的通学环境改善计划，从环境分析、协调会议到联合会勘，成效显著。
靖娟基金会执行长林月琴以河堤国小为例说，长期以来，这个小学都欠缺两侧的人行道，家长也曾多次反映，学校与里长都曾努力争取，但碍于经费问题迟迟无法兴建，他们与台北市交通局、教育局配合，终于将学校四周建立起完整的人行空间。
这还没有结束。“我们还鼓励河堤里社区成立儿童安全委员会，希望居民配合，不随意停放车辆甚至占用人行道。”林说。
有的时候，碰到学校不愿意改善的，靖娟基金会就邀请里长、家长、专家一起去说服校长。“学校通常不会有意见。”
林靖娟的壮举引发了一场爱心接力，而台湾东华大学课程设计与潜能开发学系教授李明宪则开始了另一种大胆的尝试——推广国际安全学校认证。
国际安全学校认证计划最初是2004年在一次国际会议上由35位国际专家提出的。与会的李明宪的理想是，保障所有孩子的安全。2006年开始，他将世界卫生组织和瑞典卡罗林斯卡医学院的这一计划引入台湾，并成立全球第四个WHO国际安全学校认证中心。
最初，他一一拜访中小学校，传播加强学校安全的国际3E理论（3E:
Education，Enforcement，Environment，即教育、执行、环境），并注入一个中国的元素——尊重。“我们一直强调生命的重要性，要求学校设计教材让学生知道如何尊重环境、尊重他人并自重。”李明宪说。
而安全委员会的理念，也是他一步步帮台湾的学校建立起来的。在他和台湾政府部门的合力推动下，台湾校园掀起了一股安全学校认证风潮。短短三年，台湾的国际安全学校数量已经发展到全球之最。“今年又将有5所学校获得认证，一些大学也跃跃欲试。”李说。
看到大陆校园案件频发，李明宪建议大陆可以跨越式地前进，跟上国际的潮流。“不能说地震了，我们才看到房子的问题，有毒牛奶了，才看到食品安全的问题。如果挡住了外边的人，内部人动刀怎么办？”李明宪建议，中央政府要想办法给各省制定一个统一标准，符合国家安全学校标准的才给财政补助。
一座纪念碑和八口警钟
4月初的一天，一场国际安全学校认证仪式在池田小学的操场上举行，引人注目的是操场上一座三米高的纪念碑，碑上刻着8名孩子的名字——他们是当年池田小学杀人案中的遇难者，中间挂着8口中国古代铜钟。
每年6月8日祭日这天，警钟就会敲响，池田小学、大阪教育大学的师生们会利用课前15分钟，一起回顾当年的教训。而这一天，日本媒体都会撰写关于当事人回顾、事件教训的稿子。
大阪教育大学为此向重伤者家属赔偿一亿日元，而对于8名遇难者儿童家属，日本的教育主管部门文部科学省负责人向遗属赔偿4亿日元。值得一提的是，这种国家机关未经诉讼就进行国家赔偿的案例，在日本非常罕见。
2004年9月14日，池田小学杀人者宅间守被处以绞刑。但死刑之后，受害者家属和亲历师生们并没有真正解脱。
事后，大阪教育大学成立了学校危机与精神支持中心，池田小学校长藤田大辅担任首席专家，立刻对师生进行创伤后辅导，以防有创伤后症候群产生。而其他地方如京都府也成立了由医生、律师、心理咨询师组成的“犯罪受害者志愿小组”，并设立了咨询电话。
池田小学的做法非常细腻。“从物理治疗到心理治疗，给学生建立长期安全档案，跟踪观测其具体情况。”长期研究校园安全的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教授马和民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两年前，他曾在大阪教育大学学校危机与精神支持中心调研三个月，“那时候，家长还没有走出阴影，还在中心进行辅导。”
马和民说，池田小学教训的核心是要加强预防和善后，做到“以人为本”，核心价值观是“安心、安全、安康”，也是整个社会集体的心理标准。
2001年7月，日本歌手宇多田光发行《Final
Distance》专辑，同名曲《Distance》其实是为她的小歌迷、池田惨案中丧生的女孩山下玲奈所作。末尾，宇多田光这样唱道：我想和你在一起，因为我知道不可能到永远，我们可以重新开始，只有你和我。而中国在南平惨案后，也曾有上百市民在案发现场摆放鲜花，点亮蜡烛。
寄托哀思。“孩子，别怕，通往天堂的路没有黑暗！”此语成了这一夜的网络热词。
江苏泰兴惨案后，亦有许多市民在4月30日聚集在泰兴鼓楼广场，燃起烛光，打出了大大的横幅：“用蜡烛点燃祝福，为小天使们祈祷。”
（作者：刘俊
郭一娜）
【南方周末】
相关评论
切实改变社会日益走向暴虐的一个想法
文/亦忱
一、
我因为经常前去上海探视老师和老领导俞老炳林先生，加之从08年秋天起，有一起本人的著作权被《东方早报》侵权的民事诉讼发生在上海，而多次进入过上海的政府机关和两级法院进行相关交涉。因此，我对上海各级党政部门的安保措施印象极为深刻。
在我看来，自从杨佳袭警案发生之后，上海的党政机关和各个政法部门的门禁规格，大概与我所去过的国内外各大机场登机之前的安检几乎一般无二了。别说你若想携带一把可以杀人的刀具进入这些机关已经难如登天，你哪怕就是想带一瓶饮料进去，门卫也得要你当面大喝一口才成。如今，任何想在上海的党政机关和政法部门制造恐怖活动的中国暴徒，铁定不能再次取得杨佳那样的功效了。
然而，全国各地的小学和幼儿园，恐怕是没有条件都变成固若金汤的城堡。所以，国人都看到，自今年3月23日起至4月30日止，从南到北，全国共发生了5起具有中国特色的恐怖分子针对最无辜、最弱势、最无防卫能力的幼童施加的暴力犯罪事件。
我想，任何一位自称关心祖国未来的人，如果你不关心这些个令人揪心和切齿的残暴犯罪现象，及其隐含在其中的发生与发展内在因由，那我基本上可以下结论：你大概就是一头真正的中国猪，而没有资格称为中国人。
当年，早在杨佳袭警案发生之前三年的2005年9月11日，在北京王府井大街上，曾发生过一起艾绪强抢劫出租车驾车滥杀无辜的报复社会杀人案，共造成3死5伤。虽然在随后展开的司法程序中，杀人犯艾绪强被处死了，但导致这个丧心病狂的绝望者拉人垫背自杀的原因，却并未进入我们这个社会进行公开检讨的范畴。
短短五年过去了，中国那些制造校园杀童案的恐怖分子，虽然都没有达到读懂那本阿拉伯恐怖分子的教科书《超限战》的文化水平，但他们却凭借中国人特有的天分，无师自通地知道，任何恐怖活动的功效之一，都是冀望收获具有全球性关注的轰动效应和整个人类社会最大、最强烈的仇恨。
非常遗憾的是，我们大家都看到了，无论是南平杀童的暴徒还是泰兴杀童的暴徒，也无论是雷州杀童的暴徒还是合浦杀童的暴徒，他们确实都做到了这一点。
二、
在这些令人发指的杀童案接二连三发生之后，北京学者许志永在其个人的博客上，写了一篇题为《悲剧的意义——中国特色的个人恐怖主义》的文章，对这些个令人揪心和切齿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悲剧作了虽说浅尝辄止，但也可说是迄今为止最有思想深度的解读。
许志永在文中这样写道：“每个国家都有个人恐怖主义这种社会现象。作为一种社会事实，该现象有五个主要构成要素：社会问题——没有完美的社会，总会有贫富差距、特权腐败、社会歧视、缺少关爱等等问题;主角——个性偏执的杀人者，但从更广泛的社会意义上说，主角是谁并不重要，每个人看到的社会都是自己的偏见，社会问题的信息在某个人头脑中积聚直至爆发，本身具有社会性，杀人者本身具有某种公共象征意义;受害者——无辜的弱者，在整个事件的客观意义上，受害者作为个体并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作为无辜的弱者，当然在杀人者看来，社会问题没有无辜者;震撼性——事件具有可传播性并且具有震撼性的广泛社会意义;社会整合——震撼性的事件作为警醒，强化某种社会共同体的共识。
对导致这些发生在中国社会的恐怖事件的因由，许志永认为：“以个人恐怖主义五个要素来分析：社会背景——拆迁、社会保障缺失、社会不公等等，这些问题在有的人的头脑里聚集并强化;主角——个性偏执的个人，但如果连续出现极端个体，这就说明社会问题已经相当严重;受害者——社会中最弱者，需要指出的是，一个人能够把行凶对象指向幼儿园的孩子，这需要巨大的（精神）力量给自己内心填充“合法性”，这些力量来自社会问题的各种信息;震撼性——该事件成为一个巨大的公共事件具有内在必然的逻辑;社会整合——如果一个社会回避巨大公共事件的深刻含义或者失去了整合的能力，该社会事实的意义可能是强化某种本已存在的失落情绪，这是悲剧中的悲剧。”
在叙说了2007年美国弗吉尼亚大学校园内发生的赵成熙滥杀同学而导致33人丧生的枪击案及其事件的善后结果之后，许志永这样写道：导致赵成熙杀人的理由，或曰社会问题，是所谓凶手缺少关爱和弥漫于校园内的享乐主义令他感到极端仇恨，“也许这个问题在很多人看来并不严重或者说可以容忍，但这确实存在，并且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主角是赵承熙，他沉默寡言个性偏执，社会问题‘选择’了在他头脑中聚集并强化，他决心以生命殉他内心的道——他在寄给NBC电台的录像带中批评享乐主义‘有奔驰车还不够吗?有金项链还不够吗?所有这一切欢乐还不够吗?’受害者是他的同学，无辜者，而在杀人者看来，在这个普遍联系的世界上每个人也都有责任。通过媒体传播，该事件极具有震撼性，也就具有了广泛社会意义的能量。该事件的结果或者说意义，赵承熙和被他杀死的同学一样也是被悼念者，整个社会（因此）增强了关爱。”
三、
据传，制造美国惊天枪击案的罪犯赵成熙死后，人们在他的绝笔中，发现了如下的文字：“知道有人往脸上吐唾沫的滋味吗？知道把垃圾从嗓子里咽下去的滋味吗？知道自掘坟墓的滋味吗？你们让我痛苦，自己却很快乐，为了你们的快乐，我就像脑袋里长了癌一样痛苦，心脏四分五裂，到现在还在撕咬我的灵魂。”
也许，具有澄明道德情怀的美国人在事后换位思考的基础上，真正理解了杀手赵成熙的绝望和疯狂，不光光是他个人的性格病态所成就，其中，与杀手朝夕相处的师生、校园乃至整个美国社会都是有责任的，所以，后来全世界所有人都看到，美国人在追悼那32名死于这个穷凶极恶的杀手枪下的冤魂之时，一道祭奠了这个毁于自己枪下的十恶不赦的暴徒，学校在追悼仪式上放飞的悼念气球不是仅仅给那32个冤魂，而是放飞了33个气球，其中有一个是给这位惊天杀手的。尤其令人深感震撼的是，据说，杀手和死于杀手枪下的无辜者，竟然被集体安葬在同一个墓园之内。
以此反观我们中国人对那些深陷人生绝望境地，而凭借制造恐怖暴力事件走进公众视野的兄弟姐妹们，他们却无一不是作为人类的渣滓，被主流社会像摁死一只蚂蚁一样，在极短的时间内被法院处死。马加爵、王斌余、艾绪强、杨佳、郑民生，其中，有哪一位深陷人生困境之中而制造出惊天血案的同胞，在事后被中国的学术界公开作为个案研究过？我们这个民族的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又有谁曾设身处地为这些个同自己一样生存于这个时代却死于非命的人，给予过丁点的同情呢？
如今，中国从南到北，从东到西，每个大中城市都在精心加强对校园的保卫，以防更多的暴徒依样画瓢，照着郑民生首创的恐怖行为加害无辜的学童。这固然是必要的举措。
然而，那些潜在的郑民生们，其头上并未刻上暴徒的字样，他们若想以生命作代价来制造一起轰动性的恐怖事件，中国的战略家们其实早已经为他们编写了极好的教材《超限战》。所以，我对这种防范中国式的个人恐怖活动的预后前景并不看好。
我以为，我们只能深入到那些中国式的恐怖分子内心，去探寻这些深陷人生绝境的人，为何会产生加害无辜者的念头，然后，再对症下药，去改变他们心跳的方式，进而改变他们的行为方式，我们这个社会才能从日益走向暴虐，而改弦更张，日渐走向和谐与安祥。
后记
近日，我去北京探访几位好友之余，抽空去京郊50公里之外的廊坊，看望了网友中条山人大哥。那夜，我们在吃过晚饭之后，中条山人领我去看了一个濒临被强拆命运的社区。这个社区住了近千户人家，所有住房均建于12年之前。只是由于廊坊的主政者要实现“三年城市大变样”的宏伟施政构想，他们就得无条件地搬家走人。
虽然平心而论，我看过了廊坊市政府拆迁这个社区的补偿条件，确实也感到，这个拆迁条件真能算我所看到过的最公道的拆迁条件之一，但是，那位身上少了5根肋骨并罹患心脏病和高血压，已年届74岁的杨大妈声泪俱下地对我诉说道，自己恐怕是留不到一条老命，在两年后再返迁进新居的话语，确实是令我心头遭到重重的一击。
据杨大妈的两个女儿告诉我，他们实在是很难理解，自己住得好好的宅子，产权证和户口本俱在，凭什么领导动个念头，说“三年城市大变样”，我们就得带着奄奄一息的老娘，而流离失所呢？
我不晓得，我最后所讲的这个故事，当下中国那些有责任维护这个社会秩序不被恐怖分子破坏的人，听了之后又会作何感想呢？
（201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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