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利升

　　在我们咿呀学语的小时候，恐怕没少听过“听话，听话是好孩子”的话：上幼儿园的时候，阿姨说的最多也是“小朋友要听话，不听话不给玩具玩。”；到了上小学、上中学，更是被教育要听老师的话，不听老师的话就不是好学生，你就是学习再好，不听老师的话也会被另眼看待，什么班干部、几好学生，也不会有你的份；有幸上到了大学，听话被提高到了理论的高度，与什么什么保持一致，与什么什么步调一致，以什么什么理论统一思想，武装头脑，还有什么讲政治，讲大局，反正不要你有什么自己的想法和问题，有也没用！一直到参加工作，爹妈又嘱咐到单位里要听领导的话，到了单位领导强调要服从领导，听从指挥，还是要“听话”。

　　总之，“听话”是我们中国人从小到大听的最多的词语。谁没听说过这个词，恐怕这人还没存在过，难道听话不对吗？我说也对也不对，这要从听话的本义根源来谈起。

　　听话的释义有1.听别人讲话。 2.犹听从。 3.听候回话。 4. 听从上级或长辈的话。5.愿意服从、顺从。核心本义意思就是服从，不容置疑。

　　听话是可以的，但光听话就有问题了，对的话可以听，不对的话难道也听？但现实生活中很多不对的话也必须听，而且还要装的十分相信，不听和怀疑是要付出代价的。这难道需要举例说明吗？可就是在这长久的必须听和假装信的大环境中，我们的父辈、我们以及我们的孩子已经逐渐不知不觉的失去了对事物的探索怀疑意识，冒险进取意识等等作为独立人格的自由天性，进而成为了循规蹈矩不敢越雷池一步的顺民，而怀疑、冒险、无拘无束的自由思想（现代公民意识的核心）是成就创新型人才的主要性格力量，俗语说的好,听话的孩子没出息，“听话”教育也绝对培养不出大师来，看一看哪一个大科学家、思想家是循规蹈矩的人。当然宽松的社会环境也是产生大师的必备条件，在一个思想严格控制舆论一致的社会里能产生伟大的思想家吗？想一想一个关在笼子里的鸟还会不会飞?还能飞多高，就知道答案了。

　　教育的本义，中国古人云“传道、授业、解惑也”。

　　在西方，教育一词源于拉丁文educare。本义为“引出”或“导出”，意思就是通过一定的手段，把某种本来潜在于身体和心灵内部的东西引发出来。从词源上说，西文“教育”一词是内发之意，强调教育是一种顺其自然的活动，旨在把自然人所固有的或潜在的素质，自内而外引发出来，以成为现实的发展状态。

　　比起上述说法，我感到蔡元培先生“教育是帮助被教育的人给他能发展自己的能力，完成他的人格，于人类文化上能尽一分子的责任，不是把被教育的人造成一种特别器具。”更具有预见性。

　　看到这些关于教育的论述，再看看我们60年来教育的指导思想，无论是前30年的为政治服务，还是后30年的为经济服务，都是逃不出工具论的框框，这些年来所谓的素质教育更是没有逃出落后机械的应试教育的路数，离蔡先生说的完善人格，与人类文化上尽一份子的责任（应理解为创新发明）相距甚远。和强调顺其自然，激发潜质的现代西方教育理念更是背道而驰。季小岚先生在《我们的教育只能有两个功能》中说道：“应试教育只有两个功能：一个是把那些“爱学习的学生”磨掉他们所有的棱角，成为整天埋头在题海苦战中、喜欢逆来顺受的“奴才加傻子”；第二个就是对那些“不爱学习的学生”长期歧视他、冷漠他、排斥他、挖苦他，让他们成为野蛮、叛逆、缺乏教养的狂徒。逆来顺受的“傻子”是主流，其中搀杂着野蛮、叛逆、缺乏教养的狂徒。这就是我们中国人打造出来的现代教育。”这实在是对目前中国教育现状的非常贴切的真知灼见。用脚后跟想一想也知道，傻子奴才和狂徒能成为科学和思想大师吗？

　　要想培养出中国的大师，必须从根本上改变我们的教育指导思想和教育体制，把强调听话至上的实质的奴才教育，彻底转变为提倡为有着独立人格、怀疑、探索核心精神的现代公民教育；形成适合大师产生的真正的宽松的自由的人文思想环境和社会行为环境，只有到了那时候，才会可能产生世界认可的中国科学大师，诺贝尔奖的领奖台上才会可能有中国人的身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