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闵良臣

　　胡适先生原本有一女儿，名叫素斐，五岁时因骨结核病夭亡。一年半后，胡适在梦中竟梦到了女儿，梦醒后起来即以《素斐》为题作了一首诗，并且是「一面写，一面哭」。这大约就是人们常说的「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吧，说明胡适思念女儿太甚。

　　胡适在给妻子江冬秀的信中叙述这件事时，还提到一件小事：在哥伦比亚，一个旧同学请他吃饭。这个同学有一儿一女。女儿幼小时有病，后来虽然好了，身体也还不是很强壮。胡适去时，她在睡觉，后来醒了，听说胡适来了，「女孩子在床上喊妈妈去，说『要看看胡适』。我去见她，她不过八岁，坐起来喊我。我心里很感动。」若是在中国，一个八岁的小孩子，对像胡适这样的尊贵客人去了，大约只能称「胡伯伯」，而直呼其名，要算大忌，一定会被大人当面呵斥。然而，我们从胡适信中不仅看不出孩子的父母认为有什么不该，胡适先生也是还「很感动」。这大约就是不同文化传统、不同人格教育的结果吧。

　　老师根本不教画画

　　曾读到过一则短文，说中国孩子画完画，经常问老师「像不像？」而美国孩子则是问「好不好？」可别小瞧了这点差别这点不同，这些孩子的将来从这差别和不同中似乎就能「注定」他们很大的人生走向，甚至简直就可以说：「两国孩子将来人生的不同走向，或许已隐约地体现在这不一样的『问』中了。」那么，中国的孩子为何是这样问，美国的孩子又为何是那样问呢？这就与他们各自接受的传统文化教育不同有关了。

　　作者讲了自己移民到美国的所见所闻。先是他5岁的儿子进了当地一所美术学校，上绘画班。可没想到，这孩子去了不到5次，就开始叫唤，说不想去了。孩子说：「老师根本不教画画，一点都不教！每次都是给一个题目，就叫我们自己画，想怎么画就怎么画，爱怎么画就怎么画，老师一点不管。画完了老师就知道说『好哇！好哇！』好什么好 ?! 那些美国小孩的画，根本就是一塌糊涂！」后来，这位移民通过亲临孩子班里观察，发现「天哪，那些美国孩子有站着画的，有跪着画的，也有趴着画的，说『八仙过海』一点不为过。『八仙』们的笔下所绘，更是不敢恭维：不成比例、不讲布局、不管结构、无方圆没规矩，甚至连基本的笔法都没有」。然而，这位移民由此似乎也明白了，「教」美国孩子学画画，老师往往不设样本、不规定模式，让孩子自由地去「构图」，这样，也就根本不存在什么「范本」，孩子画的画也完全是一种「创作」。正因是这样，这些美国孩子自然也就不会问「像不像」了。而如此培养出的孩子，思维充满创造性和活力，日后才可能是开创性的人才。而中国的孩子，从小就把「像」作为自己最高的追求，中国的老师对他们所教的孩子往往也是这样要求的。

　　两种「正直观」

　　那么，我们为何会是这样的老师，又为何要这样教孩子呢？说来真是感慨系之。

　　一个民族的兴衰存亡，关键不过是文化、是教育、是制度。

　　先来看孔子当年与叶公的那场关于何为「正直」的著名辩论。

　　叶公，本名沈诸梁，只因在叶县做县令，又称叶公。这位两千五百多年前在今天河南平顶山市叶县做过县令的叶公，在当时其实是一位非常了不起的人物，只因一句成语「叶公好龙」，以讹传讹至今。《战国策．楚策》记载：叶公治理叶县──当时叫叶邑──期间，「兴修水利、灌溉农田，使地富一方、境强四域，受到了人们的尊重和敬仰。」

　　话说两千五百多年前，孔子一行来到河南叶县，谈起「正直」。叶公说，我那里有个坦白直率的人，父亲偷了羊，他去告发了。孔子说，我那里坦白直率的人和你这儿的不同，我那里是父亲替儿子隐瞒，儿子替父亲隐瞒（见《论语．子路》）。

　　现在说赞成儿子去举报父亲，会令很多人联想到文革中那种残酷的「大义灭亲」，甚至会认为一个人连亲情都不讲了，用孟子骂「无君无父」的话，这人岂不是「连禽兽也不如」了？可如果不考虑有文革那样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疯狂时代，如果我们真的希望实事求是，建设一个法治社会，那么，我们就不应曲解「正直」二字，因为不论从字面还是本意讲，「正直」这两个字都不可能是孔子所讲的那个意思。即使按易中天先生在央视「百家讲坛」对「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所作的最现代、最具「权威性」的阐释，说孔子那话的本意是：「君要做得像个君，臣要做得像个臣；父要做得像父，子要做得像子」，也仍然没有敢于说儿子替父亲隐瞒偷羊就能证明儿子做得像儿子。

　　再来看美国哈佛大学是如何做的。先说曾有一个名字叫哈佛的来自英格兰的牧师，在自己的遗嘱中，将其拥有的一块地皮和250本书赠给了一所学院。这所学院发展到后来，就成为了现在闻名世界的哈佛大学。这所大学一直将那有纪念意义的250本书珍藏在学院的一个图书馆内，并规定，学生只能在馆内阅读，不允许将书私自携出馆外。1764年一个深夜，一场大火烧毁了图书馆，那250本珍贵的哈佛遗赠，只有一本侥幸地保存了下来。之所以能有一本保存下来，是因为那本书被一名学生私自带出了图书馆，打算在宿舍里仔细阅读。火灾发生后，这位学生立刻意识到，手头的这本书，已是唯一幸存的稀世珍品了。经过一番思想斗争，他决定还是将书交还给学校。收到书的校长，先是深深地感谢这位学生，但感谢之后立即下令将其开除出校。校长理由很简单：这名学生违反了校规。

　　有时想，中国若是让那位告发父亲偷羊的「正直观」成为一种「思想」并从而成为「传统文化」，我们今天的教育还会是这个样吗？我们还会那样教孩子吗？有什么样的社会结构，就会跟着有什么样的传统文化，有什么样的教育；而有什么样的传统文化教育，自然也就会教出什么样的孩子，就会有什么样的民族，有什么样的国家──这，都在中国的历史上写着。

　　人格教育不可忽视

　　现在可以肯定地说，人类世界除了那些不可思议的超天才，都是学而知之而非生而知之。就是那些不可思议的超天才，倘若一生下地，便要其与世人隔绝，这超天才恐怕也只能像一粒超级优良种子，没有提供「发芽」的条件，还是白搭。

　　18世纪德国最伟大的哲学家康德在他去世前由他的学生经手出版的《论教育》中说：「在人类的种种发明创造中，有两项可以看作是最困难的：管理的技巧和教育的技巧」，因为「人只有通过教育才能成为一个人。人是教育的产物。」然而，「父母和执政者害了孩子。前者只关心使他们的生活能够过得舒服，执政者则把他们当成统治的工具。二者都是从事物的现存秩序出发来教育儿童的。但是真正的教育应当以培养能够适应整个人类美好未来状况的人为目的。这样他们才能创造出这种状况来。」那么通过什么方法才能创造出这种状况呢？康德认为，学校根本不应由国家来掌管，因为一切文明都是从个人积极性开始的，而教育的主要目的只在于教会人们思考。而李大钊当年在接受访问时的谈话中说：「教育只是偏重知识，而忽于使用知识之人格，知识也不过是作恶的材料，这是一定的。所以至少于每小时授课之余，当授以三五分钟的人格教育。」（引自《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2卷第186页，中国人民大学199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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