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教育部、国家外国专家局联合发布了一份组织高校领导海外培训的通知。这一计划，被人们形象地称为“海外取经”。根据今年将启动实施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10年后，中国将建成一批国际名校，其中包括若干达到或接近世界一流水平的大学。

　　上海交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世界一流大学研究中心执行主任程莹告诉记者，一流大学最本质的，在于汇聚了一批世界顶级的教师和学生。

　　《北京科技报》：怎样的大学才算是世界一流大学？

　　程莹：我们曾就世界一流大学提出过九项标准。例如，从学生培养的角度上，要培养出一批著名的科学家、政治家、企业家。从教师的水平上，一流大学一定要有一批世界顶尖的学者，其中包括若干名诺贝尔奖的得主以及其他国际性权威奖项的得主。从成果的角度讲，一流大学要做出过对人类文明的发展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成果。

　　一流大学要有充裕的办学经费，美国一些一流私立大学有几百亿美元的基金，每年的运行经费也高达几十亿美元。同时学校的国际化水平非常高，能够吸引全世界最优秀的学生。此外，大学的管理要比较规范，校长往往有自己的办学思想等等。

　　《北京科技报》：单是“有诺奖得主”这一项，就不容易达到。

　　程莹：要看怎么定义“世界一流大学”，“一流”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如果一流大学有1000所，那么诺奖得主就不会每所学校都有。但如果一流大学只有20所或者50所，那么每一所学校都有若干名诺奖得主。

　　实际上，有诺奖得主的学校大概有150所。我们认为的“世界一流大学”是100所，其中绝大多数都有诺奖得主。

　　《北京科技报》：目前，国内的大学与世界一流大学存在哪些差距？

　　程莹：主要有两个大的方面，一个是科研质量，一个是大学的体制、机制。

　　科研质量是最大的、可以看到的差距。现在，我们发表国际论文的数量已经非常多，但质量还有待进一步提高。在《Nature》、《Science》上发一篇文章，对我们来说是比较偶然的事情，但对国外一些一流大学来说，却是常规性的。每一个相关学科的科研人员都有在《Nature》、《Science》上发文的能力，甚至有的系里，每一名教授都有这个能力。哈佛大学一年甚至可以发到两百篇。

　　在国际性的大会，尤其是在连续排届的学科顶级国际会议上，我国学者作大会报告的情况也比较少。能否在这类大会作报告，是需要就成果的质量进行同行评议的。此外，我国学者担任国际权威学术刊物编委的人数也比较少；但在国外一流大学，一名教授担任多本学术期刊的编委很常见。

　　办学体制、机制方面的问题，主要是在学术决策上，国内大学拥有的自主权并不多。例如，大学要开设一个新专业，必须经过教育部的审批；高校领导由政府委派、政府主导一些重要奖项的评选。学校内部管理的行政化色彩较浓，在招生录取、教师晋升、经费分配等与学术有关的问题上，教师能发挥的作用非常微弱，而这些很多是需要由教师来参与决策的。

　　此外，学科水平和国际化程度不够，也制约着对留学生的吸引。在中国内地的本科和研究生中，留学生占学校学生人数比例最高的是5%~10%。很多留学生不是为了在自然科学、工程、医学等领域攻读学位，更多的是为了学语言、中医等传统特色的内容。我们目前还不能提供全英文课程，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吸引留学生。在香港，大学使用全英文教学，所以各国留学生非常多。美国一流大学的本科生中，留学生比例为5%～10%，研究生中高达30%左右。

　　《北京科技报》：如何衡量科研质量的高低？

　　程莹：如果是评估论文的质量，一般来说，最公认的一个指标是“引用数”，也就是论文被引用的情况。全世界公认的高引用科学家，大概有6000名。哈佛大学最多，有200名左右。中国大陆只有4~5名。不过，引用数有滞后的效应，只能评估几年以前发表的论文。当然，也可以看论文所发表的刊物质量。如果是一项发明专利，那么，将来专利带来的收入是可以估量的。

　　另一种评价策略是“同行评议”，把论文给若干名相关的专家进行评价，这在全世界都用了很多年。

　　《北京科技报》：在发达国家，世界一流大学的办学体制是怎样的？

　　程莹：在西方发达国家，大学想设什么专业，与政府没有关系，由学校自主决定。校长不是一名官员，是由董事会选出的。

　　美国不仅是私立大学，公立大学也有董事会，成员包括州长、州代表、名流、学生代表、校友代表、教师代表以及作为公众代表的一些个人。选校长时，学校会成立一个专门的委员会来遴选，找出合适的候选人，由董事会来表决、任命。州政府无法直接干涉学校的内部管理和决策。

　　在美国的一流大学里，对教师而言，教学工作是最基本的。学校聘用教授的目的，就是教学；对教师的评价很大一部分是看上课的效果怎样、是否受学生欢迎。科研不是作为考核教师的一个必然指标，但如果科研做不好，就没办法晋升副教授、教授。哈佛大学晋升教授的标准是，他在自己的研究方向是世界第一。

　　教师除了授课、研究课题之外，在学术上还有很多义务。比如，当一份学术刊物寄来一篇论文要评审，他们会很认真地去做，尽管这种评审没有任何报酬。因为这被作为他们的一种职业道德。

　　《北京科技报》：中国要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应该从哪些方面入手突破？

　　程莹：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吸引一流的人才是最重要的。我们一直采取的是“重点建设”，把钱重点投向少数的学校。例如“985工程”中，300多亿经费投向了39所高校。有了经费，学校就可以聘请世界一流的科学家，并且在经费、团队的人员配置等方面给予他们更多的自主权。

　　清华大学就相继聘请了杨振宁、姚启智、施一公等世界顶级的科学家。杨振宁是诺贝尔奖得主，姚启智是有着“计算机界诺奖”之称的“图灵奖”获得者，施一公曾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分子生物学系建系以来最年轻的终身教授。

　　一个学校如果有四五十位这种水平的科学家，那么它的科研质量肯定可以达到世界一流。好的老师不仅带来自己的研究水平，他们还会改变整个环境。当一部分学校的环境改变时，其他的学校也就知道该如何去做。

    【北京科技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