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徐贲

　　说理教育从娃娃抓起。

　　学校教育重视学生的理性话语能力，从社会作用来说，是一种帮助维护民主公共生活秩序的公民教育。从公民修养、禀性来说，则是一种提高国民素质的人文教育。

　　理性话语是民主社会的特征，而非理性话语则常常伴同专制而生，在专制社会中大行其道，甚至成为政府的权力话语。从社会作用来说，重视学生理性话语能力，是一种维护民主公共生活秩序的公民教育。从公民修养、禀性来说，则是一种提高国民素质的人文教育。

　　几年前，一位教授朋友对我说，中国公共理性话语危机已经严重到了非采取行动不可的程度。他想编一本给大学生用的写作课本，训练他们基本的逻辑说理能力。公共说理是公共文明的成就，也是形成良好社会关系、民主政治秩序的根本条件。只有说理的社会才是正派、宽容的社会。公共话语逻辑和说理不只是一种知识，更是一种习惯，而习惯是需要从小培养的。一个人一旦错过了易于培养思想和话语习惯的形成期，即使后来有机会获得相关知识，也很难真正成为习惯。

　　说理的习惯如何养成呢?不妨以美国现有的公共说理教育为例，大致说一说可借鉴的实践经验。

　　美国公立学校的教育中，公共说理教育其实从小学一年级就已经开始，只是对低年龄的学生没有明确提出“说理教育”的说法。例如，《加州公立学校幼儿园至12年级阅读和语言艺术(教学)纲要》对小学五个年级的“说理”有具体的要求：小学一年级:“重述简单说理和叙述段落中的主要观点。”二年级“重述文本中的事实和细节，说清和组织要说的意见。”三年级“在说理文中区别主要观点和支持这些观点的细节。”四年级“区别说理文本中的‘原因’与‘结果’、‘事实’和‘看法’之不同。”五年级“分辨文本中的‘事实’、‘得到证明的推论’、和‘看法’(尚有待证明的观点)”。而五年级第一次明确“说理评估”（expository critique）的要求。

　　小学五年级以后，初、高中阶段一直继续用“说理评估”作为一项基本阅读要求。其中又以六年级最为关键。在五年级的基础上，六年级阶段对学生“说理评估”能力有了系统要求：一、判断作者结论所用论据的合适性和恰当性；二、用准确、有说服力的引述语合理陈述观点；三、察辨文本中缺乏论据支持的推理、谬误推论、说辞和宣传。

　　在具体教学中，六年级公共说理分为两个部分:一、辨析“逻辑谬误”二、提防“宣传”。要辨析的逻辑谬误又分五种: 过度简单化、浮泛空论、巡回论证、虚假两分法、无凭据推理。要提防的宣传手法有十种:人云亦云、谩骂、偏见、势利、老百性的话、吹嘘、“科学”根据、证词、恫吓战术、株连。这两部分的内容在有的教科书中合并为“逻辑谬误”，因为“宣传”本来就是一种利用一般人逻辑思考弱点和缺陷的“误导”话语。这两项都需要在实际阅读中通过感性、具体的实例，不断让学生讨论和加深印象。

　　六年级的公共说理重点在于区分“事实”和“想法”。“事实”是公认的知识，而“想法”只是个人的看法。任何“想法”都不具有自动正确性，必须经过证明才获得正确性。证明也就是说服别人，清楚告诉别人为什么你的想法是正确的，理由是什么。想法必须加以证明，提供理由。四种常用的理由是:事实、例子、数据、专家意见。

　　六年级的公共说理教育强调“客观事实”与“个人看法”之间存在着两种辨认方式。一、“事实”的陈述是可以确认的，如“林肯是美国总统”。而“看法”的陈述则必须通过说理、讨论才能确认，如“林肯是一位伟大的总统”。二、事实陈述使用那些具有可共同确认词义的字词，如“园形”、“欧洲”、“木头”、“有毒物质”等等。而“看法”使用的字词是个人理解的，如“美好”、“丑陋”、“棒”、“爽”、“折腾”、“胡闹”。归纳起来便是，事实说：“请你核实”；看法说：“我说对，就没错。”事实陈述是谦虚的、协商的；而看法陈述则是傲慢的、独语的。

　　七年级对学生“说理评估”能力的要求是：“评估作者在支持结论和立场时所用的论据是否适当、确切、相关，并注意有偏见和成见的例子。”其中注意“偏见”和“成见”是新要求，也是从形式逻辑向社会公正内容过渡。八年级则是要求复习六、七年级的“说理评估”，重点在“评估文本的统一性、连贯性、逻辑以及内部的一致性和结构”。

　　七年级和八年级读物内容比六年级要深，所分析的不当推理和谬误论述也更为复杂。例如，八年级课本中已经有美国经典作家的作品。在阅读作家埃德加·爱伦·坡作品的时候，课本中有一篇含有说理谬误的评论，评论写道:“爱伦·坡的小说、诗歌写的全是心智不宁，甚至疯狂的人物。”教师会告诉学生：这里犯了“普遍泛论”的谬误。常见的泛论表述法包括“每个……”、“所有的……”、“大家都……”、“总是……”这一类用词。评论还写道:“自己精神没有问题的作家是写不出这种故事的，不然爱伦·坡又如何能体会什么是疯狂。”这里犯的是“虚假对立”的逻辑谬误（要么“疯”，要么“不疯”）。其实，作家写疯子可以运用想象，不一定自己非要是疯子不可。再有，评论写道:“我们知道，作家都有些怪，特别是那些写恐怖故事的作家。”“我们知道”类似“毋庸置疑”、“众所周知”、“大家都知道……”，犯的是“本来就有问题”的逻辑谬误，因为“所知道”的恰恰是有待证明的。

　　高中对学生的“说理评估”能力要求比初中有所提高。高中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九到十年级，“说理评估”要求在说理中必须有对方意识，懂得说理是“对话”，不是“独语”。说理文写作除了形式逻辑，还要讲究结构逻辑（例如，文章不同部分的顺序、逻辑过渡）、能够预先估计和避免读者可能会有的误解。此外，还要求学生注意概说和论据之间的关系、正确理解论据（不望文生义、不曲解、不断章取义）、弄清不同文本的结构、语气、读者（如学术刊物、报纸评论、政治演说等等)。

　　高中第二阶段是十一到十二年级。这个阶段的“说理评估”对象是“公共文件”（public documents），例如:政府的文告、政策说明、政党文宣、公共服务部门的宗旨、规章、条例、商贸和招聘信息等等。当然，一切发表了的东西，只要议及公共话题都是公共文件，这也就涵盖了很大一部分出版物。这些出版物既然都是公共文本，就必须接受公众的“说理评估”。凡是印成铅字的，并不一定就在道理上说得通，这是反复进行的“说理评估”要告诉学生的基本道理。

　　公共说理写作在许多大学里是大学一年级学生，不管是文科还是理科的必修课。与中小学时期写作仅是英文课一部分不同，大学里开设有专门的写作课。许多大学写作课有一学年的内容，第一学期注重于基本写作技巧，如描写、叙述、比较、说服、辩诘、评述。第二学期则完全是“说理写作”(expository writing)，说理写作又称“分析与研究”。大学生修各种课程，基本上都要写“论文”。“说理写作”是为了帮助学生提高普遍论述能力，不仅是专业写作，而且也是社会生活中的公共说理。

　　总之，在美国学校里，从小学到初中高中再到大学，有一个持续的说理教育过程。从小学四年级算起，光必修课就有10年。这其中尤其重要的是初中3年，这个时期的学生，教育可塑性最强，有自然的好奇心和求知欲，而且能很快将学到的知识吸纳并转化成为习惯。美国之所以能有比较高的公民素质、国民独立思考能力和公民社会理性，除了这个国家的民主传统之外，重视公民教育应该是一个重要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