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陈健邦

2001年春,我来到北京清华园,参加90周年校庆。4月29日校庆典礼,代表校友致辞的是1966级的朱凤蓉将军,她说:“1964年10月16日晚,整个清华园沸腾了,我国的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当她说道:“清华的传统就是,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现场的氛围顿时热了起来。江泽民主席最后一位致辞,说道:“国家表扬23位‘两弹一星’功勋,有14位是清华大学的师生……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骄傲。”走在校园大道,我看到物理系的海报有幅印着杨振宁的题字“重振辉煌”。走进物理馆,往上走去,看到二楼墙上有75位院士的照片,清华物理师生创造的这一纪录,真的是中国学术界不可再现的奇迹吗?回到一楼,看着大厅角落的叶企孙铜像,老校友说,原本要将老师的铜像放到馆外的大空间,可是没有得到允许。我才猛然察觉,先前海报左上角有一若隐若现的人像,那是中年时的叶企孙。

叶企孙是清华物理系的创办人。对日抗战前,叶企孙、顾毓琇、冯友兰、陈岱孙分管清华的理、工、文、法学院,是当时最强的组合。叶企孙在中国物理界可说是桃李满天下,“两弹一星”的主要功臣,几乎都是他的弟子。1934年叶企孙主持公费留美的选派,增设航空学,向全国招考,录取了钱学森。为补修航空专业知识,安排钱学森先到清华进修一年后出国。交通大学毕业的钱学森因此也成了清华人。

解放后,清华没有新派校长,叶企孙以校务委员会主委实际负责校务,直至1952年院系调整。物理系并入北京大学,叶企孙也被调到北大,他的身影逐渐从中国高等教育界消失,乃至被淡忘。

叶企孙在“文革”中备受迫害。中美建交后,顾毓琇、林家翘等回来访问,都未得一见。1992年,上百位海内外科学家联名呼吁为叶企孙竖立铜像,终于在1995年举行了铜像落成典礼,王淦昌、钱伟长都出席了,李政道也题“万世师表”由美国传真送来。2003年,北京大学物理系纪念成立90年,举行五座铜像的揭幕式,有饶毓泰、周培源、吴大猷、王竹溪,以及第二座叶企孙的铜像。

近年来,为了达成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在高教界所投入的人力、经费规模,可说是前所未有。可是还少了什么呢?于光远在《读清华旧影》文中说:“坦白说,如果我是一个要上大学的学生,要我在旧时和现时的清华中进行选择,我会毫不迟疑地选择前者。”他在清华物理系就读时,正是“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的年代,根本难以安心读书；为何六十多年之后,他却如此怀念旧时的清华?

物理学家拉比((Rabi)回忆起20世纪初美国新一代物理学家到欧洲留学的经历,这样说过:“我们那一代到欧洲求学,主要是德国,不只学习科学主题,也学习其学风、士格、传统和素质。就像看歌剧,不只是要知道歌词,更要欣赏其主旋律和精神。”谈到学风士格,一位校史专家对我说,清华的历史中,有许多大师,但只有四位可说是哲人,即叶企孙、潘光旦、陈寅恪、梅贻琦。学术教育就是他们的生命所在。为了中国的学术自立,他们就有如干将、莫邪夫妇铸炼宝剑一样,把自己的生命也投入了炼剑炉中。他们的生命光芒也照亮了近代中国的学术探索之路。

《礼记》有言:“建国君民,教学为先。”英国前首相丘吉尔说:“大学是蕴含我们未来的国家宝藏库。”那么一个国家未来人才宝藏的教学应以何为先呢?清华大学校歌歌词“器识为先,文艺其从”,指出了大学教育的重点,以培养人格胸襟、气度见解为首要,个别的知识、技术传习则是其次。

剑桥大学内有达尔文学院、丘吉尔学院,有米尔顿路。欧美大学校园中也多是以人名来命名的学院、建筑。英国有卡文迪西实验室、德国有普郎克研究所、美国有费米实验室,以杰出学者来命名学术机构或建筑物,这是珍重学术传承、精神风格的一种体现(embodiment)方式,使后来人能于其中有所启发。

前苏联物理界的领导人物卡比查(Kapitza),在斯大林时代,长期被软禁；斯大林死后,卡比查恢复工作,虽被限制出国,仍经常向当权者进言抗争。现在的俄罗斯,将他工作的地方改名为卡比查物理问题研究所,也发行纪念邮票,莫斯科有一条路以他命名,作为一种历史的补正措施。当年出版《一代师表叶企孙》纪念册,一向不多话的彭公(彭桓武院士)表示只有一句话要说:“他心中想的、考虑的是整个中国。”前复旦大学校长苏步青题词:“怀念叶企孙教授:为民族振兴尽力,对国家教育操劳。”对于曾为国家民族尽力操劳的学者,还以名声上的荣耀,是历史公道和社会进步的表征。

改革开放以来,由于邵逸夫的慷慨捐助,逸夫楼遍布在大江南北的校园中,将来是否会有些别的楼名出现呢?现在南开大学有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杨振宁退休之后,纽约大学石溪分校也将他长期任教的所在改名为杨振宁理论物理中心；清华现在也开办了钱学森力学班。那么将来在清华园中是否可能出现这样一些名目:梁启超纪念讲堂、潘光旦纪念图书馆、梁思成路、叶企孙实验室、陈寅恪楼、雷海宗纪念讲座?今年4月起,清华将展开为期一年的“聚焦2011”百年校庆活动,我不由得思想起这一世纪大学的未来图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