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博士后流动站不到一年，陈然已经马不停蹄地做了5个省市级乃至国家级的项目，印在简历上，似乎很耀眼。

    “可这些项目，没有一个跟我的研究兴趣相关。”陈然自我解嘲地说，“老板让干啥，咱就得干啥！”尽管进站以后生活很“充实”，但是目前所做的一切，已经和他进站前的设想渐行渐远。

    从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计算机科学专业博士毕业，陈然选择回到北京一所一流高校的规划研究所做博士后。此前，他不止一次踌躇满志地规划过博士后阶段的工作。他准备寻找一个交叉性的课题做载体，继续深化博士阶段的研究。可进站后才发现，自己并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

    “可不可以给我一点空间，让我做自己感兴趣的研究？”陈然的问题，没有人能回答他。

    项目数量第一 研究兴趣倒数

    计算机科班出身的陈然，对系统优化领域很感兴趣。前段时间，他研究设计出了一个“飞机旅客登机优化系统”，并顺利发表了相关论文，心里美滋滋的。可很快，在研究所的月底例会上，所长，也就是陈然的合作导师，当着所有同事的面，黑着脸批评了陈然。

    “你发的那篇论文价值不大。要从实际角度出发！不要搞那些不实用的东西！”陈然懵了，其他博士后也面面相觑，不知道说什么好，房间里顿时安静极了。

    明明是很实用的设计，却硬被说成不实用，陈然心里明白合作导师的意思。原来，合作导师手上有好几个城市设计的项目，虽然完全不是陈然喜爱或擅长的领域，却都分配给了陈然。对这些不敢不接的项目，陈然实在燃不起热情，完成进度也比较慢。这下可好，合作导师让你干的还没干完，自己却跑去设计新的发明了，合作导师能不恼火吗？

    可陈然也有一肚子委屈。“博士后是一种工作，我已经不是学生了，按理说我与合作导师之间应该是平等的同事关系。其实从规章制度上来讲，我不仅有权利去做自己感兴趣的研究，而不应该不管三七二十一，埋头为合作导师打工。”

    陈然的遭遇，其实在理工科博士后当中并不鲜见。在一所理工类高校建筑材料研究所的楼下，笔者见到了该所31岁的博士后张洪波。

    张洪波笑称自己是“项目达人”。

    他对此是有心理准备的：“合作导师接收博士后时，肯定会考虑这名博士的专业背景和他自己的项目、课题有多大的交叉。以我们学校为例，导师招一个博士后（海归除外），要自己出4万元，再由学校出4万元，作为博士后两年的基本工资。导师出了钱，当然需要你干活了，所以与导师的项目有交叉是很正常的。”

    但这并不意味着张洪波对研究没有自己的想法。去年，张洪波申请到了一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但直到现在，张洪波都还没来得及开展自己的研究，不是不想，而是没时间。他的时间，几乎全被合作导师占用了。从A城地铁混凝土结构裂缝控制技术研究，到B城某楼盘的商住楼结构优化设计，再到C城地铁基坑施工监测，张洪波马不停蹄地忙碌着。最惨的一次，他大年初三就从老家赶回研究所里上班了，因为“项目不等人”，合作导师每天打电话“轰炸”他。

    显然，这并非张洪波的初衷。“博士阶段要训练研究课题的思路，提高自己思考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但博士后阶段要有把握研究方向的能力，不仅仅是跟着别人做，更需要有自己的研究领域。”张洪波说。

    而在项目接连不断的情况下，博士后很难专注于感兴趣的科研领域，甚至很难专注于合作导师分配给自己的项目。

    在北京一高校工业工程系做博士后的顾良告诉笔者，有一次，合作导师让他和另外两名博士后为某国企做生鲜农产品物流规划项目，企业负责接待的领导见了他们，颇有怨言：“上次你们的人来，我们天天请你们吃龙虾鲍鱼，结果都过了大半年了，项目还没做好！”顾良和其他几个博士后面面相觑，吃龙虾鲍鱼的博士后早已期满出站了，没吃到的却成了挨骂的冤大头。

    “博士后流动性较强，一个博士后负担过多项目，完不成只好留给新进站的博士后继续做。”顾良语带无奈地表示，“遍地开花，别说搞自己的研究了，搞什么都搞不好啊。”

    学者不像学者商人不像商人

    导师把博士后当赚钱工具

    导师拼命拉项目，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钱。

    据张洪波介绍，各个高校的标准不一样，“在我们学校，导师拉到一个横向项目，做项目所得的70％都可以归导师所有，剩余的钱上缴学校。在有的学校，导师甚至可以拿得更多，只需要向校方上缴2％。”而不少项目经费动辄数十万元，这对象牙塔内的教授而言，无疑是一笔可观的财富。

    在这种情况下，博士后们往往也成为了导师们赚钱的工具。

    “但是，这并不是高校招收博士后的本意，更不是国家设立博士后制度的本意。”张洪波说。

    张洪波这样解释了他的逻辑：他做博士后的工资里，有一半是由高校财政支出的，也就是国家支出的；既然这样，作为某种“公共资源”，他也就不应该只为导师工作。国家的初衷，是希望博士后能开展自己的研究，尽快成长，而很多合作导师，实际上是在利用国家培养博士后的钱，来为自己赚取利益。

    “博士后进站前都会向学校提交一份研究计划，阐明自己在博士后阶段的自主研究思路。可是，有几个博士后在出站的时候能完成自己的计划呢？”张洪波感叹，“反正我是没指望了”。

    既然合作导师的目的就是钱，那么很多时候，“赶鸭子上架”的情况就在所难免了。

    陈然告诉笔者，有时候合作导师甚至会去拉一些研究所里根本无人精通的项目回来，然后一通乱“点将”。

    有一次陈然导师从某市拉了一个旅游规划项目，派给了陈然。陈然傻了说自己不懂。导师意味深长地笑笑：“不懂可以学嘛。”瞠目结舌的陈然只好从图书馆借了一堆有关旅游规划的书籍临时抱佛脚，看了三天三夜，然后硬着头皮上马了。结果这个项目陈然至今都没能结题，一边是被项目甲方催，一边是被合作导师催，搞得陈然焦头烂额，苦不堪言。

    尽管博士后们做的项目很多，但他们并不能“分得一杯羹”。陈然的一个同学在国家某科研院所上班，平时所接的项目，与陈然手上的类似，但收入却是陈然的四到五倍。多出来的钱哪儿去了呢？自然是进了合作导师的腰包。

    “学者不像学者，商人不像商人！”这是陈然对身边合作导师的评价。

    导师不疯狂圈钱就只能穷酸到底？

    面对合作导师的类似行为，博士后顾良却表示：“其实我也能理解，导师他也有苦衷。”

    顾良透露，在他的学校，教授的死工资也并不算高，“也就7000元左右吧”。如果只皓首穷经，埋头学术，踏踏实实带着博士后搞研究，那么教授在经济上就肯定会有压力。

    顾良的导师是1952年生的，如今都快退休了，但还是没日没夜地干，全国飞来飞去地拉项目。“他儿子在美国读书都5年了。靠导师那点工资能行吗？还不是拼了老命拉项目。有时候想想，我觉得他也挺可怜的。”顾良叹了口气。

    陈然回忆起他美国的导师很是唏嘘：“为什么发达国家的教授能够安心治学呢？因为人家的教授衣食无忧，有安心治学的环境。我以前的博士导师，年薪在13万美元左右。你说他还有必要一天到晚出去拉项目赚钱吗？”

    难道中国的教授，只有“穷酸到底”和“疯狂圈钱”两条路可走吗？

    笔者在走访中发现，仍有相当一部分教授恪守着治学的本分，不忍，或者耻于利用博士后为自己赚钱。

    张晓辉老师是北京一所一流学府土木系的副教授，也担任着两名博士后的合作导师。虽然带的博士后不多，但张老师却很愿意花时间在他们身上，每周都会同这两名博士后探讨学术上的心得。“作为老师也好，前辈也好，我都觉得指点他们、培养他们是我应尽的责任。”张老师淡淡地说，“很多导师还是珍惜人才的”。

    “你所说的那些科研老板，的确存在，但只是一部分。”张老师认真地对笔者说，“我觉得这样的事不应该出现在大学，更不应该出现在一流大学、顶尖大学。可是它出现了，而且有蔓延之势，这可能是我们这个转型的时代里必须面对的问题吧。”

    张老师直言不讳地指出，学校对“科研老板”们也是纵容的。

    “学校也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因为这些科研老板会上交一部分收益给学校，而学校会把这笔钱再分配，支持安心研究但又缺乏经费的教师们。”这个理由很充分，也让张老师觉得很无奈。

    有了学校模糊不清的态度，博士后们的“科研”也就成了一个模糊不清的选项。

    在人们的普遍印象中，博士后是国家未来科技创新的领军群体。不过陈然觉得，不是每个博士后都能奢望在科研上有所成绩。“就我个人来讲，其实还是有挺大差距的。还有一年我就要出站了，忙了一年项目，自己感兴趣的研究还没怎么弄，就又要开始忙着找工作了。在这样的状态里，两年的博士后生活能让我在科研上有多大提高，我觉得真不好说。”

    （为保护当事人，文中采访对象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