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薛 涌

　　2010年夏，《南方周末》报道了豆瓣网上一个叫“父母皆祸害”的网络讨论小组。该小组的成员主要是“八十年代后”。他们在一起批评“五十年代后”的父母，甚至发泄自己的愤怒。

　　他们的父母多为小学老师，最爱看CCTV、春晚。在子女眼中，则是一群“僵化的国家教育机器的最末端执行者”，“家是世界上最没法谅解的地方。”但另一方面，这代人的父母为了他们的成长作出了罕见的牺牲，甚至他们大学毕业后在城市安家买房，首付也大多是父母的钱。

　　不听话的孩子领导未来

　　不管我们怎样评论这个“父母皆祸害”小组的言行，有一点至少可以肯定：他们的父母作为家长是失败的。

　　我是1961年生人，差一点成了“五十年代后”，按说也应该养得出“八十年代后”了。只是因为生计漂泊，到1999年小女才出生。从年龄上看，我基本上属于这些“八十年代后”的父母那一代。只是有一点不同：我的女儿才11岁，还没到反叛的年龄，而且从我们现在的关系看，也很难想象她会反叛。

　　在讲自己以前，不妨先复述一下在《华尔街日报》读到的盖茨家的一个故事：

　　盖茨十一二岁时，变得越来越不听话。一次，他在饭桌上和母亲争吵得不像话，从来不参与母子争论的老盖茨顺手抄起一杯冰水猛浇到儿子头上。小小的盖茨把被浇透了的头转向一座山一样的父亲：“谢谢你的淋浴！”

　　老盖茨夫妇因为和儿子的关系危机，跑去找心理医生咨询。医生说：“这孩子正在对你们进行一场‘独立战争’，而且最后肯定是他赢。你们要撤退！”夫妇两人听信了此话，家里算是太平。事实上，不仅是家里太平，他们的退却，导致盖茨成为今天的盖茨。

　　盖茨的成功，在于他开拓了一个前人几乎没有涉足的领域。这种开拓性人才，未必一定要从小不听话。事实上，一个孩子可以在日常起居方面非常听话，但满脑子仍然充满着挑战性的观念。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由于开拓新领域对全身心卷入的要求过高，开拓性人才身上往往有一种“反叛基因”，小时候经常就是不听话的孩子。

　　达尔文则是另一个例子。他性情温顺，从不顶嘴。但是，比起盖茨来，他可能令家长更头疼。他不顶嘴不是顺从，而是任凭父母怎么说，自己只管点头，然后回过头去还是我行我素。事实上，他从十岁左右，就开始了对自然的秘密追求，父母看不懂他的内心。

　　我们必须认识到，在二十一世纪后工业社会的知识经济中，对开拓性人才的依赖越来越大。在某种意义上说，我们越来越要指望那些不听话的孩子领导未来的社会。

　　最近读一本新书，叫《2020年的职场》。作者指出，2020年进入职场的新劳动力，现在正在读初中。看看FaceBook、iPhone、iPad这些发明所代表的时代，现在的父母和老师完全无法预想那时将是一个什么世界。到时候，前一代人或者雇主，不得不依赖后一代人或者新雇员的创意。

　　这将根本上改变社会和公司内部的权威结构。上对下不能像过去那样下达指令，而要小心地倾听下面的声音。为了准备这样的挑战，我们现在的教育制度就必须改变。

　　实质上，这不仅仅是中国的问题。整个东亚儒家文化圈，都应该认真思考这些问题。

　　多年前，被视为用儒家思想推动现代化之典范的李光耀先生带头警告说：儒家那套强调死记硬背的权威主义教育，难以适应当今世界的挑战。亚洲教育应该注重培养创造力。

　　但是，至少从中国大陆的经验看，现在的孩子比起我们在七八十年代时，似乎更是注重听话服从，乃至有学生对老师集体下跪谢恩的闹剧。

　　对“八十年代后”，父母除给他们塞点钱买房子、疏通关系找工作外，对于这个连自己也无法把握的世界根本就无计可施。当你明明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办好、却偏要告诉孩子必须这样或那样时，当你用最确定、最不容置疑的方式教育孩子，而孩子却不得不面临着最不确定、处处怀疑的生活时，孩子当然就会觉得父母剥夺了自己的青春甚至整个人生。

　　所以，我们当父母的，不要一天到晚想着怎么让孩子听话，而要想想怎么让孩子不听话。我们这些过来人，如果说从生活中学到什么智慧的话，那就是我们最知道自己对生活的判断错过多少次、错得是多么离谱儿。如果孩子能学会不听我们的话而自己探索出条路来，他们的前途则光明得多。

　　我们当父母的，不要一天到晚想着怎么让孩子听话，而要想想怎么让孩子不听话。我们这些过来人，如果说从生活中学到什么智慧的话，那就是我们最知道自己对生活的判断错过多少次、错得是多么离谱儿。

　　如果孩子能学会不听我们的话而自己探索出条路来，他们的前途则光明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