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大学间的竞争较前远更激烈,可以说已处于一个竞争时代。而其成败,恐怕也就取决于大学领导是否有改革管理模式的远见

　　在打仗的时代,军队里军官的重要性是以能否带兵为衡量标准。看以前的回忆录,副师长下去当团长,多被认为是重用,因为从不带兵的闲职改为实际带兵的要职了。现在承平日久,军事题材的电视剧里,一面努力表彰能从作战角度思考的军官,但无意中常能反映现实状况———团长调师部任副职,明显被视为升迁。这一最不体现战时观念的现象,大概就是和平时期军队里的现实。

　　大学校园里也有类似的转变。在上世纪50年代,或许因为学校的干部也常是转业军人,“战斗”在教学科研第一线的各系主任,是校领导最为重视的。直到1990年代中期,这一状况都基本维持。大约从1990年代后期起,或许因为战争年代的观念逐渐淡出,学校里所谓职能部门的作用和权限都日益增强,在干部编制方面与院长系主任属于“平级”的部处主管,如今渐有成为“上级”的意味了。

　　这里当然有一个重要的变化,即以前大学规模相对小,校领导直接与各系接触,较为容易。实行扩招以后,学校规模日益扩大,校领导不得不越来越多地通过职能部门进行“管理”,与院长系主任的接触,由直接转为间接；对下面院系的情况,也就日渐疏远,甚而至于无所知了。

　　前些年,某重点大学的校长从机关转来,平时基本不接触院系领导。一日在郊外开会,晚上有某系主任前往请安,所谈甚洽；次日该校长乃在大会上号召全校干部向其学习,结果下面一片哗然。原来那位系主任是全校出名的不称职领导,几乎把该系搞垮；如今他成了效仿的榜样,岂不是要把全校都搞垮!这虽像是个笑话,不幸却是真实的事。我相信该校长并不真想把学校搞垮,但正因其平日高高在上,与教学科研第一线的人甚少接触,所以不能分辨优劣,才闹出这样的笑话。

　　这类现象大概已较普遍,几年前张芝联先生在向校领导建言时,便明确提出“当领导要了解你的队伍”。张先生所说的队伍,就是大学的师资；而“抓师资队伍”,就是他眼里的大事。他建议校领导常去找有经验的老师聊天,了解他们的想法。因为这些人好比打过仗的老军人,有经验。各院系的特点是什么,可能就在他们的脑子里。显然,张先生已敏锐地觉察到,那时一些大学领导,已未必了解其队伍了。

　　现在大学间的竞争,已是全方位的,较前远更激烈,可以说已处于一个竞争时代。包括既存的名校,其品牌也面临着竞争。

　　一方面,在相当一些专业领域,真正好的学科,未必就在那些最“牛”的名校(在我们最仰慕的美国大学界,这本是常态。所谓好大学,不过领先的学科总数更多而已。只有那些

　　一心想接轨而又坚持闭门造车的领导,才总朝着大而全的方向努力)。

　　另一方面,各类官办的评估越来越多,影响也越来越大。有些特别“牛”的名校,原来对上级的举措不那么言听计从的,现在也日益顺从。因为现在讲究透明,而代表“社会”的媒体,就最关注这类事,常能迫使大学就范。

　　尤其到了网络时代,空间的分野日渐虚拟化(程度容有不同)。以前地处京沪,接近各大图书馆,便具有天然的优势。如今资源的共享程度与日俱增,地利越来越难起到决定作用了。

　　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不少名校固有的优势或已不再,或正式微。只有人才的核心地位,难以撼动。所以大学间的竞争,也越来越呈现出“以人为本”的态势来。

　　竞争一旦激烈,其实就像作战,指挥员必须了解其队伍。承平之日养成的上下隔膜,极不利于学校的发展,已难再容忍。前些时候到复旦大学出差,听说校领导有了新思维,打算强化院系的地位,而将不少现在被“职能部门”掌握的管理权限释放出来,让其回归到教学科研第一线的院系(听说研究生的招生,现已有较大幅度的改革,从考试方式到录取,院系的“自主权”都大了许多)。

　　不知复旦这一改革能持续多久,因为承平日久,不少正在实施的方式方法,已从仪式化到体制化,并不那么容易被撼动。但竞争时代的大学管理模式,确已到不能不有所改变的时候了。此后大学的竞争,管理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而其成败,恐怕也就取决于大学领导是否有这方面的远见。

　　(作者为历史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