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特区深圳想要一所好大学。南方科技大学带着深圳大学未竞的梦想，以改革异类的形象闯入中国高等教育界。它的远大理想令公众振奋。然而当理想触摸现实，一张盘根错节的教育体制之网，让它的每一步都迈得异常艰难。

　　一位以推进真正的教育改革为己任的教育家，一所承载一流大学梦想的高校，一场史无前例的教改试验

　　如果可以重新选择，是否仍然愿意接受这份校长任命？

　　南方科大校长朱清时说：“很难说。如果当初知道现在遇到这么多困难，确实不太容易下决心。”

南方科技大学现在的校门还很简陋，而要去掉后面括号里的“筹”字，还有关键的一段路要走。 （方可成/图）

　　万事俱备，只欠学生？

　　10岁的山东男孩苏刘溢，仍然在等待他的同学们。住在南方科技大学30平方米的员工宿舍里，他是这所新大学目前唯一的学生。

　　苏刘溢是今年最小的高考考生，成绩是566分。但他没有选择高校名录上的任何一所大学，而是南下深圳，参加了筹建中的南方科技大学为他举行的单独面试。按照原计划，苏刘溢应该在今年9月入学，成为南方科大的首批学生之一。

　　然而，时至今日，他依然孤单地住在南方科大的宿舍里，陪伴他的只有母亲以及负责辅导他自学的老师。由于迟迟未得到教育部关于筹建学校和招生计划的正式批复，南方科大的招生活动一拖再拖，开学日期也一延再延。苏刘溢的身份，也只能被定位为“预招生”，而非正式学生。

　　经历了三年筹建，南方科大的教师、课程计划、宿舍、食堂等都已到位，万事俱备，只欠学生。

　　最新消息是，教育部已经批准南方科技大学正式筹建。不过按照规章，要想正式招生，还需要等待漫长的三年。

　　智力超群的苏刘溢可以7岁上初中，8岁升高中，10岁考大学，南方科大要想像他一样，用“跳级”的方式实现自己的梦想——一步到位建成亚洲一流的研究型大学，却要困难得多。“我们在做一件现有的教育法规和相关政策根本不许可的事。”校长朱清时对南方周末记者说。64岁的朱清时，2008年从中国科技大学的校长位置上退休。一年后，他被南方科大校长全球遴选委员会相中。2009年教师节，朱清时从时任深圳市代市长王荣手中接过聘书，就任南方科大创校校长。

　　甫一上任，他就提出了“去行政化”、“教授治校”等理念，广受关注。但现在，这些改革的理念却遭遇制度障碍，难以推进。

　　深大前车之鉴

　　南方科大碰到的制度障碍，在深圳已有前车之鉴。

　　深圳特区对一所好大学的渴求由来已久。深圳曾经做过一项调查，发现深圳高等教育规模位列全国计划单列市的倒数第一名，不如青岛、大连，甚至不如宁波。

　　基于这一缘由，三年前，深圳市政府将建设南方科技大学写进了政府工作报告。这所学校的榜样，是一河之隔的香港科技大学。

　　香港科大成立于1991年，是一所真正意义上“一出生就风华正茂”的大学，办学十几年，已在各类排行榜上跻身亚洲三甲、世界前五十。

　　有人将其“速成”的秘诀总结为两个词：钱和制度。这所大学创办资金近20亿美元，庞大的数字让议员们吵了不少架。白花花的银子配以现代化的大学管理制度，最终令教授和学生趋之若鹜。

　　深圳并不缺钱。深圳的财政年收入即将超过千亿，花几十亿人民币建一所大学，不是啥难事。南方科技大学能否成功复制香港科大的成功经验，制度是关键因素。

　　创办于1983年的深圳大学，正是因为无法突破内地的制度束缚，而最终“泯然”众校矣。

　　这所深圳的第一所大学，当年也曾寄托了高等教育改革的梦想。当时深圳财政年收入仅一亿多元，却拿出一半的钱办大学。时任深圳市委书记兼市长的梁湘喊出豪言壮语：“卖掉裤子也要把大学建起来！”

　　大学是建起来了，但却与最初的理想渐行渐远。校长章必功说：“深圳经济的发展坐了特快列车，深大坐的是教育体制的马车。”

　　人事制度僵化，官本位严重，学术泡沫抬头……深大经济学院院长陶一桃曾希望引进一位水平高的新加坡教授，却被人事制度卡住。大一统的学位管理制度，也让深大的发展迈不开步子。直到2006年，深大才获得博士授予资格。此时这所以改革创新为理念的大学，建校已经23年了，“东南亚学术明珠”之梦也付之流水。

　　不做体制的乖孩子

　　从一开始，南方科大就带着深圳大学未竞的梦想，以异类的形象闯入中国高等教育界。它的远大理想令公众振奋。

　　2007年，深圳市政府开始筹建工作。次年，校长选拔工作开始，一下子吸引了全球目光的关注。这是一场动用了猎头公司的全球遴选，和“教授家中坐，校长天上来”的传统体制比起来，意义不言而喻。

　　不过，猎头公司并非遴选过程的全部，也无决定性作用。一位参与组织遴选工作的负责人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准确步骤是：由猎头公司和同行专家同时筛选推荐名单，择优形成10人名单后，交由遴选委员会投票决定。委员会主任，是市委组织部部长王穗明。“遴选委员会不是市委常委会，更不是科长处长组成的，里面专家学者的比例超过70%。”这位负责人说。

　　最终，委员会选择了朱清时。这似乎是理想与现实“接轨”的最佳选择。朱清时是信奉改革的教育家，任中科大校长期间，他曾以坚决抵制扩招、无视教育部本科教学评估等赢得声誉。同时，他是一名中共党员，“政治上靠得住”。

　　朱清时本人也懂得利用这种身份推行改革。上任不久，他就提出兼任南方科大校长和党委书记。这样，就不会违背高等教育法规定的“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

　　事实上，当时朱清时并不愿意出山，最终打动他的是一位院士的话：“我们这一代人，追求教改这么多年，条件总是满足不了，到退休都很遗憾。现在深圳这些条件都具备了。”

　　在朱清时眼中，“行政化”是中国高等教育的严重弊病。为了“去行政化”，他决定利用特区立法权，以现代大学管理思路，制定一份《南方科技大学条例》，为学校以“教授治校”运转保驾护航。

　　具体而言，条例中将设计理事会、学术与教育委员会、校务委员会、顾问委员会等机构，明确政府、学校、社会、学生、行政、学术的权界。

　　这在内地尚无先例。香港科技大学正是通过地区立法，拥有了自己的条例。在条例保护下，香港政府虽然对学校建设斥以巨资，但对学校的干预却几近于零。“有了条例作为法制基础，就能保证不管我后面来的是什么人，都可以朝同一个目标走。”朱清时说。

　　南方科大之难

　　朱清时学实验物理出身，信奉“一个改革的行动，胜过一打改革纲领”。他希望在南方科大这张白纸上，推行一场没有历史负担的改革试验。

　　但试验的难度让他始料未及。“一年中，我有数次陷入不知道该怎么办的状态，觉得我可能真的做不到，心有余而力不足。”朱清时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第一个险些迈不过去的坎，是学校如何得到教育部的承认。

　　办南方科大，不过是深圳市的“一厢情愿”，没有得到教育部的认可，甚至被一些人认为“胡闹”。

　　朱清明一次一次地通过媒体，告诉公众自己的改革设想，同时也积极疏通各方关系。2009年12月底，他利用在横琴岛参加澳门大学新校区奠基仪式的机会，与新任教育部部长袁贵仁作了沟通，争取他的支持。

　　从去年底至今，教育部长袁贵仁、副部长鲁昕等人，都表示支持南方科大“做中国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试验”。鲁昕还说：如果事事都要上级批准，那就不可能有改革。

　　但中国事情的复杂性就在于，得到上级批准，难；但上层领导表态了，也并不意味着事情可以变得顺利。朱清时说：“后来的实践使我认识到，部长的态度，不等于教育部批准。”

　　2007年深圳市已和教育部进行沟通，一直没有结果。对于设置大学的申请，教育部一年只开一次会讨论。在朱和深圳市多方努力之下，今年9月，教育部为南方科大“开先例”，专门开会研究南方科大问题。“这是他们对我们的照顾了。”朱清时说。

　　不仅仅是与教育部，南方科大与深圳市也在碰撞中磨合。

　　今年初，在深圳市政府协调下，南方科大从南开大学金融学院接手了一个校区，不料存在建筑物漏水问题。按规定，修缮工程要经过评估、审批、立项、招投标、拨款等繁琐的步骤，几个月后才得以动工。同样，朱清时想给办公室配一台电脑，也要走至少两个月程序。

　　好在市政府全力支持，决定“网开一面”：给南方科大每年一千万元机动经费，校方可以不走程序，自由决定将这笔经费用到需要的地方。

　　校址确定后，需要制定教师队伍薪酬制度。朱清时制定方案，学校领军教授的年薪，从115万元人民币起步，舆论迅速热炒。

　　这个薪酬数字，在国际人才竞争中并不是特别有吸引力。但作为深圳市政府全资建设的公立大学，南方科大的“出格”薪酬，直接影响了深圳市的整体薪酬体系，一时间议论纷纷。

　　几个月后，这一薪酬标准才得到政府各部门的认可。

　　招生路上多坎坷

　　校区准备好了，教师来了，学生呢？

　　招生问题，成为过去的一年里南方科大迈不过去的槛。

　　第一个拦路虎，是国务院一份名为《普通高等学校设置暂行条例》的文件。这份文件发布于1986年，到现在已“暂行”了24年。《条例》第17条规定：“设置普通高等学校的审批程序，一般分为审批筹建和审批正式建校招生两个阶段。”

　　朱清时在中科大当了10年校长，还是第一次听说这个条例。开始他以为教育部批准后，就可以招生，没想到教育部批复“筹建”。而从筹建到正式建校招生，需要一到五年时间。“不亲自去组建一个学校，就根本不知道中国有这么多教育的规章制度，不知道卡得这么死。”朱清时感叹。

　　他有些后悔：早知如此，南方科大应该坚决跳过筹建步骤，申请正式建校招生。

　　然而，想要“跳级”，也没那么简单，得满足条例所设置的许多严格条件。例如，在校学生计划规模不能少于五千人，图书不能少于六万册，等等。

　　南方科大永久校区刚开工，年初得到的启动校区内，仅有四栋建筑物，第一年招生计划仅50人。要想获批正式建校，可能性微乎其微。

　　但是，对于南方科大来说，只有招生了，试验才能真正启动。经过争取，教育部允许南方科大与中科大联合招生。这已经是为改革试验开绿灯——以往，尚在筹建阶段的学校，连联合招生的资格都没有。

　　南方科大计划从报考中科大少年班落选的苗子里，挑选可塑之才。这时，另一道政策“紧箍咒”传来：联合招生的学生，都必须是中科大学籍。

　　这让朱清时再次感觉“掉进了坑里”：“我们如果只是对中科大的学生进行异地教学，改革试验的意义就很小了。”

　　被逼出的冒险改革

　　朱清时决定不再等待。他要进行一场史无前例的冒险——跳出现行教育体制，探索一条全新的道路。

　　最重要一步是：从教育部手中要回招生和授学位的自主权。也就是说，苏刘溢们将获得由南方科大授予的学位。

　　原因很简单。如果南方科大按照现行制度，从专科开始办学，升到本科，再一步步申请硕士点、博士点，要办成一所研究型大学，至少要二三十年。

　　这并不是一个容易的决定：教育部是否承认此学位，尚是未知数，万一不认可，学生们毕业后能被社会接纳吗？家长们能放心让孩子来吗？但在朱清时看来，这是唯一的解决办法。

　　现在，招生工作已经展开，学校希望从完成高二学习的学生中，招收50名左右的学生，寒假考试，春季开学。然后，再马不停蹄开展新一轮招生，第二届学生将在明年秋季入学。

　　为了吸引学生参与这场试验，朱清时承诺：南方科大的课程设置、教学内容、教学方法都将是世界先进水平，即使基础课，也都请最优秀的大师级人物来讲。“除了学位没有得到教育部承认外，我们的学生在其他方面，都会比其他学校学生收获更多。他们读完后，会觉得上这所学校不是损失，而是一种荣幸。能参加这场改革的试验，也是他们一生的骄傲。”

　　南方科大希望全国知名中学的校长们推荐学生来考试，开出了优厚的条件。不过，在深圳的一次座谈会上，校长们的担心很现实——

　　“学生只完成了高二学业，我怎么给他发高中毕业证？起码体育课就没修完。”“如果推荐了一个本可以上北大清华的学生，中学岂不更是少了一个成果？”

　　家长们则担心，没有教育部的学籍，学生户口、医疗保障如何解决？南方科大的学生如果没有拿到教育部学位，报考其他学校研究生如何解决？

　　一年多的坎坷，令朱清时苍老了许多，他被层出不穷的难题困扰，经常失眠到靠大量服用安眠药才能入睡。以前，他每半年会做一次体检，就任南方科大校长以来，他一次体检都没做过。“反正我现在也没时间休息，看到体检结果反而影响心情。”他说。

　　如果可以重新选择，是否仍然愿意接受这份校长任命？朱清时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很难说。如果当初知道现在遇到这么多困难，确实不太容易下决心。”

　　南“科”一梦？

　　南方科大的英文名缩写是SUSTC，朱清时喜欢将其与英文单词“sustainability”联系起来，意思是“持久、永续”。

　　然而，一些评论者将这一试验视为“南‘科’一梦”。他们认为，要在中国内地建起这样一所理想的大学，不过是一场白日梦而已。同济大学教授朱大可甚至断言：“南方科技大学的努力必定要失败，因为它无法跟庞大的行政体制对抗。”

　　其实，朱清时也将南方科大视为一场“梦”。不过他说，不是白日梦，而是一代人的梦想。

　　尽管未来难以预料，好在梦想仍在生长。除了来到南科大的院士、学者外，一些大洋彼岸的华人学者，也为南方科大的改革梦想所激动。

　　朱清时在北京开会时，好几个大学校长告诉他，自己学校的教师队伍，尤其是海外回来的教师们，开始有些“军心不稳”了。一些海归不适应国内大学体制，想投奔南方科大。

　　10月30日，朱清时在北京见到诺贝尔奖得主李政道，后者欣然为南方科大题写了校名。写完之后，李政道特意题了四个大字：“敬祝成功”。

　　（作者：方可成）（本报记者姚忆江、实习生周冠诚亦有贡献）

　　现代意义上的大学发端于欧洲中世纪。1088年，意大利建立了博洛尼亚大学。随后，办大学之风开始兴盛，巴黎大学、牛津大学、剑桥大学等相继诞生。有人认为：在人类的种种创造中，很少有什么东西比大学更能经受住漫长的、吞没一切的时间历程的考验。的确，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大学是各种社会组织中最具独特魅力的机构之一。大学之所以能经受住时间考验，具有独特魅力，大学精神在其中起着关键作用。

　　大学精神是大学在发展历程中经过长期历史积淀而形成的一种精神，是大学对自身角色定位的集中表达，体现了人们对大学存在价值和意义的思考；同时它又以价值观念、文化规范等形式，指导和约束着大学的行为。虽然大学精神是柔性的，需要通过大学师生员工内心的自觉才能发挥作用，不如刚性的规章制度具有强制力，但世界上许多大学的发展历程都证明，这种柔性的力量反而对大学及其师生员工的发展具有更重要的意义。大学精神的重要作用，要求每所大学都应将培育自己的大学精神作为重要任务。一般来说，培育大学精神应注意到历史性、时代性、民族性等要求，其中尤为关键的是要把握大学精神中的个性。虽然大学精神需要体现人们对大学的共同价值期待，但除了这种共性要求，它还应体现一所大学个性化的资源、能力、传统和风格。当下，我国众多大学在大学精神培育方面往往容易忽视个性定位，不能张扬应有的个性。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我国大学的发展。

　　我国大学缺乏富有个性的大学精神，是有其历史原因的。近代中国的大学兴起后，也曾形成了各具特色、富有个性的大学精神，这从其丰富多元的大学章程、多姿多彩的校训中就可看出。但后来受各种因素影响，大学精神逐步从张扬个性转变为强调共性。比如，1939年，国民政府教育部把各级学校的校训规定为“礼、义、廉、耻”四字。其后在国统区，大学校训出现了惊人的一统格局。新中国成立后，大学采取政府高度集权管理的模式，对大学作为社会文化组织的性质认识不够。在这种情况下，体现大学办学定位、思路、理念和发展战略等的大学章程，其制定的必要性与可能性几近失却，大学的规章制度只是政府相关政策、条令等的具体化。体现在大学校训方面，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大学大多以“团结、紧张、严肃、活泼”为校训，改革开放后则多为“团结、勤奋、求实、创新”之类的四词八字。时至今日，我国大学的校训也多为“四词八字”的口号式表达，含“求实”、“创新”、“团结”、“严谨”、“自强”等字眼的大学校训比比皆是。虽然大学精神并不等同于大学章程、大学校训，但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我国许多大学在大学精神培育方面还很不成熟，很多都流于形式，缺乏个性。

　　当前，我国大学规模不断扩大，资金投入不断增长，基础设施日益完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还提出要“建成一批国际知名、有特色、高水平的高等学校，若干所大学达到或接近世界一流大学水平，高等教育国际竞争力显著增强。”但总体而言，我国大学关注比较多的是各种硬指标的建设，而对大学精神等软环境的培育重视不够。即使一些大学开始注意到大学精神的培育，也是共性的东西强调得多，个性的东西讲得少。这并不利于我们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事实上，不同的大学在办学的目标、类型、形式及规模等方面都有不同的选择和规划。因此，每一所大学都应充分发掘各自的传统、特色和优势，张扬自己大学精神中的个性，使其成为自身独有的标识、气质和品格。在这方面，我们应该有“和而不同”的精神，有“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的理念。

　　(原载昨日《人民日报》，作者金家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