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张维迎确实不适合做官，那么退下来未尝不是一种更明智的选择。作为一名独立的先锋学者，他敢于冒犯大多数人的言论，是一种稀缺的资源。如果拿出更多的时间做出实证研究的支撑，那么他对市场经济的贡献可能远远大于做一名院长的意义。

　　不可忽视的被免真相

　　张维迎不再担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这位因为北大人事改革以及诸多鼓吹市场的言论而饱受争议的人物离职，引发了各种互不相同的解读。那位几年前被他开除的经济学家邹恒甫的一名弟子蔡洪滨取代了他。

　　北大官方对外宣称张维迎的离任是正常换届，南都记者询问光华管理学院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得到的也是一样的口径，“既然是正常换届，这个事情就没什么可说的了”。但南都记者多方采访了解到，张维迎本人对留任是有相当诉求的，并为此做了努力。与前任院长厉以宁76岁尚在位相比，年轻的张维迎完全还可以再干一届甚至两届。而他被免职之后，任志强在微博上表示：在和维迎吃饭，李彦宏、丁健、俞敏洪三位北大的杰出校友曾联名就此事致信北大。

　　关于他被免的原因，有一种说法流传甚广。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北大光华管理学院教师表示：“现在的院长选任，民主推荐和组织考察都很重要。维迎在人际关系问题上可能得罪的人多一些。他思想有新意，但很多观点引起了社会争议，好像和管理学院院长的本分有些偏离。这大概是他无法继任的原因。”

　　但这种说法过于含糊，实际上它包涵张维迎曾主政的光华内部问题，又联系了张维迎作为公众人物明星学者在社会上的争议，暗含了因为社会不容张维迎（又或有北大校方主政者难容张维迎）的意思。因此，更多评论者将张维迎的离任解释为“因言获罪”，并与“行政干预了学术”联系起来生发演绎。而因为中国目前分裂的思想现状，张维迎的离任及对该事件的解读，让很多人神经亢奋，挺他的有之，幸灾乐祸者更是有之。

　　南都记者了解到，这些解读均有臆测的成份。多位北大光华学院的内部人士均证明，张维迎的民意基础并不好，当初是因为得到了北大校方的力挺才得以上任。张维迎与北大经济研究中心原同事林毅夫、海闻的紧张关系一直在该校校内流传，一名光华的老教师说，“他们之间最后动用了拳头来解决问题，张维迎是被打出来的。”

　　张维迎的个性再次在光华管理学院得到了证明。他自信、奋力进取又咄咄逼人。邹恒甫试图向南都记者证实，“2004年我因为未投张维迎一票，让张维迎与系主任（注：应是院长）失之交臂”，“心胸狭隘的张维迎”，2007年直接以院长办公会的名义将邹开除。张维迎的程序正义缺陷是显而易见的，开除一个教授，还要经过学术委员会、聘岗委员会的讨论决定。由教授组成的学术委员会本应是对院长权力的重大制约。邹认为，他并不是简单的记恨，自己回北大其实是轻而易举的事情。他于2009年入选中组部“千人计划”，留在中央财大继续办教育，除了光华管理学院的事情，他从不接受采访。

　　南都记者获得的会议记录的文字材料显示，光华管理学院的学术委员会与院长张维迎之间，在很多问题上存在矛盾甚至激烈冲突。在2008年1月9日全院教师大会上，光华学院的开创者之一曹凤岐教授（兼任学术委员会主席），列数了“维迎同志给北大、光华带来了很大的内伤”，“不遵守学院现有的规章制度”，并在邹恒甫事件上表达了学术委员会程序缺失的问题。但曹凤歧“始终认为光华自己的问题应当通过内部沟通，批评与自我批评解决。不希望光华内部问题成为社会公共事件，这样对光华损失太大了！”

　　除了2007年的两次人事事件，张维迎曾在2008年11月29日接受采访提到的一件事也伤害了很多人。他称，“（学校）给了我们三个教授名额，大概说了六个副教授名额，我们严格要求，就提了一个副教授”。张维迎所说的这次教授评审事件，发生在2006年4月12日。这次教授评审事件更是深深伤害了学术委员会，曹凤岐认为这是张维迎不按规则办事，名额是学术委员会评估过各位教员的情况，从学校里申请来的，院长通过临时改变评审规则就抹杀了他们的努力。“4月12日出了这个事以后，我到维迎办公室我大哭啊！”

　　张维迎的性格使得他恨不得一年就把光华管理学院办成国际一流商学院，他在副院长和院长任内大量引进海外博士。他还让光华的老教师们搬进了地下办公室，这让老教师们“很憋气”。

　　各种消息源都证明，张维迎伤害了很多教师的感情和利益，民意基础的缺失使得最后北大校方面临着“秀才造反”的局面。在一封《光华管理学院教师建议书》上，南都记者看到了教员群体的诉求：

　　“成立学院教师委员会，教师委员会由全体教师选举产出，由一定比例的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组成，学院行政班子决定的重大事项，需经教师委员会审议，通过后生效。”

　　“保持学院学术委员会的相对独立性，增大学术委员会的代表面，增加学术委员会的非行政领导人数，行政领导在学术委员会中的比例不得超过20%，以保持学术委员会的相对独立性。”

　　教师建议书还要求推广北大化学学院的改革经验，在光华管理学院施行院长轮值制度，教学研究人员兼任的学院院长和副院长实行轮值，任期4年不得连任。

　　教员的不满积蓄了太多，以致那些他引进来的海外博士很多人也没有投他的票。这与他发表的观点如何关联不大，北大看起来并不在意这些，在光华管理学院，与他一样的市场派更彻底的人很多。如果从校方对张维迎的态度来看，当初提拔张维迎做校长助理，也表明了对他的认可，直到今天，张维迎还保留着这一职位。

　　回归先锋学者更有意义

　　因为北大校方没有对学院院长考察任命的程序公开，公众还没有看到完全的真相。甚至对真相并没有太大的兴趣。事实以及真相如何，是人们进行评判的基础。

　　但现在，因为没有公开，或者因为没有对真相太多的兴趣，人们所拥有的事实可能是被选择过的事实，甚至不过是自己立场的注脚而已。因为不喜欢张维迎的一些媒体言论，就对张维迎的下台莫名亢奋；因为服膺张维迎的市场改革，就对他的被免失落甚至恼火，这些都是转型期的焦虑症。

　　已经有多少人成了“迷失的羔羊”？每个进入官场的学者都是迷失的。朱苏力如此，张维迎也是如此。在权力与学问之间，在官场与教员之间，他看起来并没有做到游刃有余。即使抛开个人性格、私人品德的因素，或许任何一个想大有作为的人，都难以在夹缝中找到多少腾挪移转的空间。张维迎的从政之路，是不是一开始就是个错误？好的学者不一定就是个好官。蔡元培、蒋梦麟没有好学问，但他们确是一个好的行政官员。一方面，他们有海纳百川的胸怀，而且他们还把自己定位成一个服务者。

　　但这样的定位以及胸怀，在现在的高校行政化体制之下实在是太理想化了，我们已经把行政等同于权力，即使在高校也不能例外。人们可以从光华管理学院中看到，院长对学术委员会的虚置是一种更真实更沉重的存在。厘清行政者与教授教员之间的职能角色，让行政任免的院长不再集中那么多资源，掌握那么大的权力，才能使得教授教师与院长之间关系简单清晰。

　　正是因为行政权力掌握了过大过多的学术资源，本是为学术发展服务的院长定位，成了让人打破头争抢的要位。这种行政主导的权力格局，只能在教授群体集体有意识去改变的情况下，才有实现的可能。一名独立而有影响力的教授，对行政权的制衡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如果大学里的教授这厢痛斥着行政化的弊端，那厢又赶着想去做官，如果在获得权力之后，与那些官僚一样摸钱摸官，忘记了“教授治校”的理想，那损失的不仅仅是一个优秀的学者，还有人们对改革派的信心。就以张维迎曾主张推行的北大人事改革而言，虽然他强调教师的工作效率，强调了淘汰制和流动性，但“学术自治、教授治校”的理念并没有得以真正体现，至少在他主政的光华管理学院是如此。

　　所以，如果张维迎确实不适合做官，那么退下来未尝不是一种更明智的选择。作为一名独立的先锋学者，他敢于冒犯大多数人的言论，是一种稀缺的资源。如果拿出更多的时间做出实证研究的支撑，那么他对市场经济的贡献可能远远大于做一名院长的意义。他的那些不好听的真话，也会对持有强烈阶级意识的民众，形成一轮轮“头脑风暴”，让更多的人真正理解市场经济的意义。

　　对于光华管理学院新任院长蔡洪滨，按照邹恒甫的评价，他是一个比张维迎学术水平更被国际认可的经济学者。但目前蔡院长身兼四家大公司的独立董事，他将来会不会同样与官商走得太近？邹恒甫在接受南都记者采访时说，张维迎之后的光华管理学院要回归学术，还是要解决“教授治校”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破解行政干预学术的命题，对北京大学以及光华管理学院，依然是成立的。

　　南都评论记者 张传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