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虎妈”蔡美儿与两个女儿。

　　不久前，耶鲁大学法学院教授、美籍华裔母亲蔡美儿出版了一本育儿书《虎妈战歌》，以养育两个女儿的成功经验为例，大力推崇超级严厉的中式教育方法，对西方教育理念嗤之以鼻，引发了一场国际争议。西方媒体认为，这是因为蔡美儿触及了美国人一个痛处：中国飞速发展，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日益缩小，后者不禁担心自己会逐渐丧失“竞争力”。

　　很多读者对“《小白驴》事件”愤怒不已：《小白驴》是一首钢琴曲的名字，耶鲁大学法学院教授、自称“虎妈”的蔡美儿强迫她7岁大的女儿露露连续几个小时练习这支曲子———“从晚餐一直到夜间”，中间不许休息喝水，甚至不准去卫生间，直到露露终于会弹为止。

　　另外一些读者愤怒的是：当大女儿行为失礼时，蔡美儿居然叫她“废物”———蔡美儿本人还是孩子时，父亲也是这样对待她的。

　　还有一些读者生气的是：当年幼的露露为母亲的生日专门做了一张贺卡，蔡美儿却悍然宣称“我不想要”，说她期待的是露露“经过思考和努力”画的画。她将贺卡扔回给女儿，并告诉她：“我配得上比这更好的东西，所以我拒绝接受它。”

　　1月11日，蔡美儿的新书《虎妈战歌》开始在书店销售。在此之前，美国人就已带着怀疑和愤怒，在操场、超市和咖啡店里热议蔡美儿引以为傲、但又“政治不正确”的“中式”育儿之道。《华尔街日报》节选自该书的一段内容(题为《为何中国妈妈更胜一筹》)引起了激烈争论，在线浏览量超过100万人次，收到7000多条评论。1月11日，当蔡美儿出现在《今日报道》中时，通常阳光快乐的主持人梅瑞狄斯·维耶拉几乎无法抑制自己的轻蔑，大声摘读观众的评论：“她是一个魔鬼”；“她教育孩子的方式令人无法容忍”；“爱和宽容都到哪儿去了？”

　　48岁的蔡美儿身材娇小，穿着女儿(一个15岁，一个18岁)也能穿的短裙，说起话来心平气和。“说实在的，我知道很多亚洲父母暗地里都对西方人教育子女的方式感到震惊，”包括“西方人让孩子浪费了太多时间———数小时沉迷于Facebook或电脑游戏———在某些方面，他们为孩子的未来准备得太差了，”她甩甩长发，告诉维耶拉：“等着他们的是一个艰难的世界。”

　　蔡美儿的宣言令人不安，甚至令人震惊，因为它坦承母性的冷酷。她的书仿佛现代版《亲爱的妈咪》(一部影片，根据女明星琼·克劳馥的女儿克莉丝汀娜·克劳馥的原著改编而成，描述琼·克劳馥在生活中用各种方式虐待儿女，令崇拜妈妈的孩子爱恨交加)。但美国人对于“虎妈”的激烈反应后面还隐藏着其他东西，在网络和电台上被大肆抨击的时候，这本书就已登上畅销书排行榜首位。在美国出生长大的蔡美儿采取了所谓的“传统式”教育方法，这套“中式育儿法”狠狠击中了美国一个痛处：我们害怕败给中国和其他正在崛起的新兴势力，害怕我们的孩子没为未来做好充分准备。蔡美儿不允许孩子的成绩低于A、要求她们每天(周末和假期也不例外)数小时做数学和拼写、每天数小时弹钢琴和小提琴、不准和朋友出去玩、不准在别人家过夜，不准看电视、不准玩电脑游戏，甚至不准参加学校活动。

　　这一切让很多读者愤怒，但也让他们充满警惕。书中暗示，“虎妈”的孩子将来是要统治这个世界的，而那些“意志薄弱”、“纵容子女”的西方人的后代长大后，则无法在激烈的全球竞争中立足。

　　那些宽容的美国父母中，有一个就是蔡美儿的丈夫杰德·鲁本菲德(也是耶鲁法学院的教授)。他在《虎妈战歌》中偶尔出现，被描述为心肠软的和事老，与蔡美儿的无情形象形成对比。比如，当鲁本菲德抗议蔡美儿在“小白驴事件”中做得太过分，蔡美儿立即指出，大女儿索菲娅像露露这么大的时候，已经会弹这首曲子。鲁本菲德温和地指出，索菲娅和露露是不同的人。“哦，不不，不是这样，”蔡美儿嘲弄地反驳道，“每个人都与众不同，连失败者都有其特殊之处，与众不同。”

　　蔡美儿犀利的笔触令整个美国的父母陷入沉思：我们就是她口中的“失败者”吗？

　　今时今日，美国人有充分的理由这样想，首先就是我们明显低迷的经济。尽管专家们声称最近的衰退已经结束，但2010年第三季度的增长只有可怜的2.6%，很多经济学家说失业率将继续增长，超过9%，原因之一是不少工作外包到了巴西、印度和中国等国家。我们的房价不断下跌，退休和大学基金大幅缩水，我们忙着支付每月的账单，即使愿意改变根深蒂固的消费主义生活方式也攒不下多少钱，与此同时，中国经济以年增长超过10%的速度滚滚向前，中国与美国的贸易顺差高达2524亿美元。中国政府正将挣得的财富投入国家建设，建造高速铁路，开设新的工厂。

　　如果说经济上美国跟中国没法比，中小学教育也是一样。这一点在2010年12月国际学生能力评估计划(PISA )结果公布时表露无遗。美国学生位列中等，阅读能力排第17位，科学排第23位，数学排第31位，总排名第17位。上海学生是2000年PISA设立以来首次参加测试，结果力拔头筹，在三项测试中都轻松拿到第一，把其他参加者远远甩在身后。应邀解读这一结果时，教育专家说得非常简单：与美国学生相比，中国学生更勤奋，更专注，花的时间更长。确实，大上海的孩子不能代表所有中国学生，但这一成绩仍然有象征意义。2010年12月谈及教育时，总统奥巴马忧心忡忡，说美国已经面临“卫星时刻”(指苏联1957年发射人造卫星时，美国受到刺激)，必须意识到在我们惯于领先的比赛中，有另一个国家已经开始跑到前面了。

　　这种焦虑的反思最近在美国各界的评论中处处可见，有时甚至有点古怪。去年12月末，因为东海岸一场大风雪，美国职业橄榄球联盟推迟了费城老鹰队一场比赛，宾州州长爱德·兰德尔大光其火。“我们变成了一个懦夫国度，”他接受一家电台采访时说：“中国人在各个方面都打败了我们。如果这是在中国，你们以为他们会取消比赛吗？他们会照样前往体育馆。他们会步行，而且路上不忘做微积分。”

　　这种国家危机意识并非新鲜事物。20世纪中期，美国对苏联投以嫉妒的目光，患强迫症一般追踪他们的导弹库存、宇航员水平，甚至其体操队表现，把这些作为指标，衡量自己成功与否。1980年代，美国又焦躁地发现，日本人在技术创新和产品设计方面超越了自己(索尼的随声听就是那个年代的iPod)，日本投资者纷纷买入美国企业和豪宅。

　　现在苏联已经解体，成了问题缠身的俄罗斯；竞争对手日本的位置也被另外一个国家取代：去年，中国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美国仍是世界第一，但还能维持多久呢？联邦政府不断借贷，很快就会达到极限，而最大债主就是中国。四面楚歌的美国教育体系目前还能应付迅速发展、要求不断提高的全球市场，但还能坚持多久呢？中国孩子的学年时间本来就比美国孩子要长，而美国孩子坐在电视面前的时间又远比坐在教室里的时间长。

　　最终，迫使美国人把注意力转向这些重要问题的，不是什么堂皇的研究，或者高屋建瓴的政府报告，而是一本薄薄的小书，一位母亲在对付叛逆的青春期女儿之余写出的一本小书。

　　蔡美儿住在康涅狄格州纽黑文一栋颇为宏伟的仿都铎式大宅里，屋顶上饰有滴水兽。房子建于1920年代，原是一名剧团经理的物业。但是沿着蜿蜒的石阶下来、为我们打开木制大门的蔡美儿，却穿着运动衫、牛仔裤，带着友好的微笑。我们在客厅落座时，她大女儿索菲娅和男友(不错，她现在获准交男朋友了)的笑声从二楼传来，一只毛绒绒的白狗不理蔡的训斥，舒服地趴在垫子上。

　　蔡美儿想让别人知道的第一件事是：她不是一个魔鬼。“作为母亲，我所做的每件事都基于爱和关心。”她说。爱和关心，加上苛刻的殷切希望———蔡美儿本人就是这样被抚养长大的。父母虽然都是中国人，但在菲律宾生活多年，蔡美儿出生前两年移民到美国。他们要求蔡美儿和三个妹妹在家必须说中文，每说一个英文词，就要挨筷子打，女孩们的成绩单上只有A才能过关。有次蔡美儿请父亲参加一个颁奖礼，她得的是二等奖，父亲气坏了。“以后永远永远不要让我丢这种人。”他说。

　　经历过极为严格的家庭教育后，一些人会变成宽容的父母。但蔡美儿不是这样。有了自己的孩子后，她决定以同样的方式养育她们。“我认为自己的成长极为成功，”她说，“父母对我们严格要求，教我们学会自律。虽然我小时他们严格限制我们的选择，但成人之后我因此多了很多选择。因为他们所做的一切，我现在可以做自己喜欢的工作。”蔡美儿的职业之路并非一番风顺———她读过医学院预科，也学过经济学，最后才锁定法学院———但她说，父母灌输的工作态度让这一切成为可能。

　　与此同时，蔡美儿承认，父母的教育之道是由他们的生活经历决定的。菲律宾被日本占领期间，他们过着困苦的生活，后来又不得不在一个新的国家学习新的语言，开始新的生活。对他们来说，安全和稳定极为重要。“他们没有顾及孩子的快乐，”蔡说，“他们想的是让我们为未来做好准备。”但蔡美儿说，她首先考虑的就是孩子的快乐。她说，她对成绩的关注只是一种“手段”，为的是帮助孩子像她一样，能在一生的工作中发现真正的成就感。

　　蔡美儿想让别人知道的第二件事是，她所主张的“冷酷育儿法”并不奏效，起码不是完全奏效。“孩子小的时候，我非常自大，”蔡美儿承认，“我认为可以完全控制局面。事实上，我家老大索菲娅非常听话。”然后露露出生了。

　　从一开始，二女儿跟温顺的姐姐不一样。还在妈妈肚子里时，她拳打脚踢，力气很大。婴儿时期，她会每晚大哭几个小时。刚刚长到十来岁，她就抗拒母亲安排的功课和课外计划。两人在学小提琴的事情上斗争尤为激烈。“说是‘全面核战争’也不为过，”蔡美儿写道。最终，在尖叫、摔玻璃杯、公开争吵之后，“虎妈”承认失败。“露露，”她说，“你赢了。结束了。我们不学小提琴了。”此后不久，蔡美儿开始着手撰写回忆录———不是为了展示母亲的威严，而是一种真诚的尝试，想要理解女儿、父母和自己。

　　这都是一年半之前的事了。今天，蔡美儿面对孩子，做出了一些惊人的让步。索菲娅可以出去约会，每天要练一个半小时的钢琴，而不是六个小时。露露获准发展她对网球的爱好(作为“虎妈”的女儿，她在运动方面颇有天赋，进了高中校队———“是初中生里唯一做到的，”蔡美儿情不自禁地指出)。蔡说，她不想限定孩子们的未来。“我心中没有为索菲娅和露露设定什么特殊的职业路线，只要她们自己喜欢，并且尽力而为就可以了。”两个女儿正准备投入新的生活(索菲娅明年秋天读大学)，蔡美儿说自己的教育方式不会因此发生大的改变。更出人意料的是，两个女儿说，她们将来也会成为严厉的母亲———不过她们会让孩子有更多时间跟朋友们待在一起，甚至允许孩子到朋友家里过夜。

　　也许对于蔡的反对者来说，最令人吃惊的是她的教育方法有很多元素得到了心理学和认知科学研究的支持。比如她认为美国父母过度保护孩子，让他们远离不适和不快，中国父母恰恰相反，他们“认同坚强，而非脆弱”，“结果孩子的举止非常不同”。在2008年出版的《懦夫国度》一书中，《今日心理学》编辑哈拉·埃斯特罗夫·马拉诺罗列了一系列证据，表明蔡美儿是正确的。“研究表明那些受到保护、未曾与困难搏斗的孩子不能发展出心理学家所谓的‘支配经验’。”马拉诺说，“具有良好支配感的孩子更加乐观，更有决断力，他们明白自己可以克服逆境，达到目标。”马拉诺说，从未测试过自身能力的孩子会变成“情绪脆弱”的年轻人，更加容易被焦虑和抑郁所折磨。

　　蔡美儿质疑的美国人另一种育儿方法就是他们惯于赞美，就像她说的，“因为孩子完成最低级的任务就大肆表扬———比如歪歪扭扭划了一条线或者挥了挥小木棒。”她说，西方人经常表扬孩子“有才华”或“有天分”，而亚洲父母更强调努力的重要性。事实上，斯坦福心理学家卡罗尔·德莱克研究发现，父母表扬的方式会影响到孩子的表现，甚至是他们对自己的评价。

　　德莱克曾以数百名刚刚踏入青春期的学生为对象进行研究，要求他们完成一套IQ测试难题，然后表扬其中一些人有能力：“你肯定很聪明。”表扬另外一些孩子够努力：“你真的很勤奋。”相对而言，那些被表扬“聪明”的孩子更倾向于拒绝接受有挑战性的任务，虽然他们可能从中学到更多。“他们不想做任何可能暴露自身不足、可能让别人质疑自己聪明的事，”德莱克说。然而，在被表扬“勤奋”的孩子中，90%积极要求接受新的测试。

　　“虎妈”还有一点和西方父母有所不同：她乐于练习。当索菲娅在学校的乘法速算考试中拿到第二后，接下来整整一个星期，蔡美儿让她每晚做20道题，用秒表计时。“顽强地练习、练习，练习是达到优秀的关键，而美国人看不上死记硬背，”她写道。弗吉尼亚大学心理学教授丹尼尔·威灵汉姆说，在这方面，蔡也是对的，“没有反复练习，任何脑力工作实际上都不可能达到精通的程度。”

　　此外，威灵汉姆指出，“如果不停重复同一项任务，最后它就会变成自动化过程。大脑真的会发生变化，让你不假思索地完成这项任务。”这样大脑就会给更高级的活动留出空间，比如分析文学作品，而不只是读懂字句，探索一段音乐的情感含义，而不只是弹出音符。当受试者按要求进行一连串动作时，对他们的大脑进行扫描，会发现当受试者重复这串动作时，大脑中与运动技巧相关的部分不再那么活跃，大脑活动转向与更高级的思考和反射有关的区域。

　　换句话说，认识神经学证实了“虎妈”们一直掌握的智慧。“在中国父母看来，任何事情如果做不好，就不会觉得有意思。”蔡美儿说。这可能有点言过其实———但是如果擅长阅读、数学或音乐能让人更加投入、更好地表现自己，确实令人向往。

　　但是，话说回来，心理学家一致谴责威胁或辱骂的做法(这都是蔡美儿经常使用的武器)，认为这对孩子的个人发展和亲子关系都有危害。那么，蔡美儿本人对于书中所写的那些臭名昭著的段落怎么看呢？

　　关于“小白驴”：蔡美儿现在承认，强迫孩子弹那么长时间也许太严厉了。不过，她依然认为，让索菲娅和露露知道自己的能力是非常重要的。“这听上去很苛刻，但孩子真的不应该轻松过关，”她解释说。“如果一个孩子有过这样的经验，哪怕只有一次成功地完成自己以为不可能胜任的事情，那么她一辈子都会记得。”不久前，露露告诉她，在学校一次数学测验中有一道题不会做。“露露说，‘然后我脑袋里似乎出现了你那烦人的声音：再想想！你知道你能做出来的！’——— 然后答案就冒出来了！”

　　关于骂索菲娅“废物”：“有些事情让我感到后悔，希望能够改变，这是其中之一。”蔡美儿说。但是，她指出，父亲也曾用类似的词儿骂她。“而我知道那是因为他看重我，相信我可以做得更好。”蔡的父母现在70多岁了，她对他们只有敬和爱。“我们家关系很密切，三代人都是，我认为这是因为我家教很严，我的孩子家教很严。”

　　那么露露的生日卡呢？在这一点上蔡美儿坚持己见。“我的女儿知道努力和敷衍的区别，”她坚定地说，“她们知道我珍视付出努力完成的画作和诗歌。”

　　最重要的是，是蔡美儿作为母亲的自信(她在选择这种育儿之道时毫不犹豫)激起了许多读者心中的敬畏和愤怒。该书出版之后，无数电子邮件从全世界飞来，一些怒气冲冲，甚至语带威胁，但也有很多表示向往或感激。“许多人在邮件中说，他们希望自己小的时候父母曾经这样督促他们，这样他们的生活可能更有成就。”蔡说，“还有一些人说，读了我的书后，终于明白了父母的苦心，理解了他们的做法。有个人说他给母亲送了鲜花和感谢卡，她后来给他打来电话，泣不成声。”

　　那么，我们是不是都该学蔡美儿呢？她写的是回忆录，而不是指导手册。她明确指出，所谓“中国妈妈”，不一定都是中国人：“我认识一些韩国、印度、牙买加、爱尔兰和加纳的父母，他们也符合‘中国妈妈’的定义。”她写道。“虎妈”之道没有族裔之分，它是一种哲学：期望孩子做到最好，不满足于较低水准。

　　在那些断然不肯遵循蔡美儿方法的人中，有不少就是中国的父母和教育者。对受过教育的中国城市父母而言，目前的潮流是远离严厉的传统模式，趋向于更加宽松的美国模式。与此同时，中国政府也希望改善公共教育体系，正把目光投向西方，寻找灵感———原因之一是他们意识到，要想让经济往更高阶段发展，必须培养出更有创造力的学生。一句话，远香近臭，无论你身处何地，总有看上去更好的育儿之道。

　　马拉诺也认为，我们不应该马上跟着蔡美儿高唱战歌。“孩子在很多教育模式下都能茁壮成长，”她说，“美式父母如果做得好，可以将较高期待、爱的氛围与尊重孩子个体差异、父母灵活操作结合起来。不用蔡美儿写的那些极端方法，你也可以在家里给孩子设定高标准，帮他们实现目标。”西方父母在激励孩子学习方面也有自己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比如自由游戏———这些蔡美儿根本没提过。从全国范围讲，美国经济可能受到重挫，但离崩溃还很远。美国中小学教育也许陷入危机，但高等教育依然令全世界羡慕。我们从未停止发明创新，无论是在硅谷还是在底特律。

　　毫无疑问，蔡美儿的方法是极端的(尽管她暗示说，为了追求效果，她的叙述可能有点夸张)。但在上海孩子取得了令人紧张的高分之后，她的观点给美国创造了一个难得的机会。有时候必须有戏剧性的事件才能唤起足够的注意。1957年苏联发射人造卫星后，美国奋起迎接挑战：不到一年，国会通过了《国防教育法案》，向美国教育系统投入数十亿美元。五年之内约翰·格伦进行了轨道飞行，不到十年，我们就把人送上了月球。

　　美国剧作家、众议员克莱尔·布思·鲁丝把苏联卫星飞行时发出的哔哔声称为“太空洲际嘲笑”，是对美国“坚定的民族优越感”的讥讽。我们不妨把《虎妈战歌》视为对美国自大情绪的一种嘲笑。我们总以为美国永远是第一，但如果不努力，事情就会改变。我们可以继续就蔡美儿书中那些恼人细节纠缠不休(她是不是真的威胁要烧掉女儿的填充玩具？)，也可以把她的观点当成一种鞭策，促使自己向前。

　　尽管蔡美儿宣扬“中国方式”的好处，但她讲述的却是典型的美国故事。这是一个移民奋斗的故事：在一个梦想可能成真的国家，一个男人决心为自己和家人争取更好的生活。“我记得父亲每天工作到凌晨三点，我记得他一双鞋穿了八年，”蔡美儿说。“知道他和妈妈为我们所作的牺牲，我决心高举家族的姓氏，让父母感到骄傲。”

　　勤劳、坚持、不容推脱———不管是中国人还是美国人，这些都是成功秘诀，这一点毋庸置疑。

　　编译：Daw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