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大学生“当场质问”，更大的价值，是告诉大学，究竟该怎样定位讲座、报告，以及怎样组织讲座、报告。

　　唐骏在南林大演讲，遭遇南大女学生“踢馆”，事发已经一周，但余波未平。据新京报“京报调查”的结果显示，62.6%的受访者至今认为唐骏去大学演讲“不合适，涉嫌学历造假没有道歉，容易误人子弟”，而与之对应，又有47.7%的受访者赞同“允许唐骏大学演讲，也要允许学生‘踢馆’”，以及37.4%支持“他有公开演讲的自由和权利，别人无权干涉”。

　　这组调查结果，本就显得很“纠结”，依照上述结果，大致有10%的受访者是既选择“不合适，学历造假问题没有道歉，容易误人子弟”，又“允许唐骏大学演讲，也要允许学生‘踢馆’”的。在笔者看来，这比较真实地反映了大家对大学报告、讲座的模糊认知。

　　这次风波，其实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观察分析大学报告和讲座的极好案例。在大家的传统印象中，大学报告应该请各种成功人士，整个报告，也应该洋溢着一片和谐气氛，如此，就皆大欢喜。以此来分析南林大请陷入丑闻的唐骏做报告，就觉得有不妥，而现场出现学生“踢馆”，也让组织者觉得不爽，是不尊重嘉宾。——调查中，29.8%认为女大学生“踢馆”是“没有礼貌，不照顾主办方颜面，可以私下表达意见”。争议由此而起。

　　然而，这本就是对大学报告的错误理解，把邀请做报告视为对嘉宾的认同、认可，也把报告视为对学生的“教育”。但真正意义的大学报告，主要在于给学生提供了解更多事、更多观念、更多人，以及与不同人对话、交流的机会，因此，在大学做报告的，可以是各种人，而且，不同层次、类型的人越多，表明这所大学越开放、越多元。从大学学术自治、学生自治角度说，大学的报告不应限定演讲者的身份、观点，也不能要求所有听讲者配合报告者。

　　如果对大学的报告持上述观念，那么，南林大请唐骏，以及其他任何人做报告，都没有问题，同样，在现场，出现有女大学生质疑唐骏，也根本谈不上侮辱，活动组织者和唐骏本人，都应该对现场出现这种状况，有准备。

　　遗憾的是，从南林大的活动组织和事后对女生“踢馆”的态度看，他们对大学报告的理解是分裂的。在邀请唐骏这一问题上，他们持有的是开放、多元的观念；而在具体的报告组织中，又回到了传统观点，不允许开放、多元。如果他们在请唐骏开讲座时，不预设立场，不回避唐骏的“学历门”，甚至在讲座前主动提及，并允许学生自由提任何问题，这场报告，当不会是这样的走向。其意义，也不是变成唐骏的宣讲，而变为对“成功”的自由讨论。

　　我不大喜欢用“踢馆”这样的词汇，用“当场质问”似乎更好一些。这件事情更大的价值，是告诉大学，究竟该怎样定位讲座、报告，以及怎样组织讲座、报告。当质问“常态化”，大学生的质疑和批判精神就实现了回归，那时，也许不再有争议，而会成为大学的一段佳话。

　　□熊丙奇（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