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谢韬

　　筹备中的南方科技大学再一次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这一次不是因为它招收的第一批学生集体拒绝参加全国统一高考，而是因为它的第一次理事会议。据报道，参加此次会议的理事共有20名，其中有一半是厅局级以上官员，包括深圳市长(任理事长)、市委副书记、广东省教育厅副厅长，另外还有6名大学校长和4名企业董事长。于是很多人开始纳闷了：以“去行政化”为办学核心理念之一的南科大，却让这么多官员参与学校管理，这难道不是自己扇自己的耳光吗？

　　这样一个理事会，恐怕不是高举教育改革大旗的朱清时校长所期望的。作为中国科技大学前任校长，他应该知道，很少有现任政府官员出现在世界名校的董事会名单上。斯坦福大学的校董几乎是清一色的企业家。普林斯顿大学的校董会不仅有本校的知名教授，还包括一名2010年毕业的本科生。一般来说，校董会的成员以商界领袖为主，同时还包括社会名流以及本校的杰出学者和学生代表。这样的格局，一是为了保障大学在经济上的独立性；二是为了提高学校的社会知名度；三是为了让教授和学生参与学校管理。

　　南科大的理事会名单，再好不过地反映了有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体制，那就是行政管理第一、教学科研第二。在这样的体制下，学生不是享有各种权利的高等教育的消费者，而是各种行政人员管理的对象。怎么可能期望学生对母校有强烈的认同感？又怎么可能期望他们今后飞黄腾达后回报母校？在这样的体制下，教授不是独立思考、潜心科研的学者，他们要么被行政管理体系所异化，要么就是各种行政职位的后备队伍。怎么可能期望出现世界一流的学者？

　　如何改变中国高等教育的现状？很多人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废除高考，这也是让南科大出名的一个重要原因。然而，仔细一想，废除高考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世界上无论哪个国家，它的高等教育招生都有考试要求。只不过在中国，高考分数基本上是唯一的录取标准，而在其他国家，类似高考的标准化考试只是影响招生决定的众多因素之一，其他因素还包括学生的自我陈述、高中成绩单、推荐信、社会实践经历、个人特长等。中国高考把学生简化为一个个在电脑上闪现的分数，而西方国家的招生过程则让每个学生都有机会从各方面展现自我。更为重要的是，在人情世故大于规章制度的中国，一旦废除高考，招生录取多半会变成钱权交易的另一个重灾区，让很多家境贫寒的学生从此没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

　　既然以高考为代表的现行教育体制在短期内不可能发生根本性的改变，于是像朱清时这样的教育改革先行者不得不妥协，最终接受一个以行政领导为主的理事会。很多人认为，这种妥协意味着南科大所代表的高等教育改革的彻底失败。其实不然。不管怎样，南科大“自主招生，自授文凭”的办学理念犹如一颗重磅炸弹，对中国现行高等教育体制造成了极大冲击。尽管有种种局限，但是它毕竟在中国高校中第一个成立了理事会。这些都是不能抹灭的重要改革成就。

　　直到今天，南科大还仅仅是一个筹备中的大学，没有获得教育部的招生许可。朱清时校长也从最初的“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进入到了今天的“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但愿那“灯火阑珊处”不会来得太晚。

　　(作者为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