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sciencehuman.com 科学人 网站 2011-08-26
打工子弟学校乱象缘于政府职责双重缺位
北京近期强行关停20余所打工子弟学校，引发了舆论的轩然大波。在最初这些被关闭的学校赢得了几乎最广泛的同情之后，最新一期《南方周末》披露：多数打工子弟学校不仅办学条件达不到起码的标准，而且涉嫌利用公众的同情心敛财，在盈利冲动驱使下，很多时候社会的慈善救助被学校截留，学生无法真正获益。
因为有了这篇深入的报道，原本单一的打工子弟学校印象变得丰满而生动。是的，对打工子弟来说，有书可读肯定不是最差的选项，但在投资者眼里，这些孩子们乃至学校本身都只是盈利的工具。受教育者被物化的结果就是恶性循环：越是办学条件恶劣，越是能博得同情，可以获得更多的社会捐助，于是越不想努力改善办学条件。当公众把打工子弟及其投资人想象成弱势群体和被打压者的时候，殊不知其中已诞生了创富的奇迹，比如一位办学者讲述办学的辛酸可以催人泪下，而事实是他回老家办贵族幼儿园，一次性投资就超过了3000万元。
一边是依赖道义资源寻求支持，另一边是问题缠身，北京关闭打工子弟学校的行动在这里找到了一定的合法性和合理性。不论是什么学校，教育都不能交给如报道中所指“完全不把教育当回事的人”去办。在办学者与政府部门的舆论战中，尽管因为政府过于强势的地位及其使用的霹雳手段，公众选择站在前者一边并非没有道理，但经过媒体报道的全方位呈现，我们当能发现，在政府政策、投资办学者、教师和学生这三个群体的博弈中，教师和学生才是真正需要得到权利救济的弱势群体。
也许在此之后，打工子弟学校的投资人习惯挥舞的悲情牌不会那么好使了。但是，我们仍然需要追问：如此不尽如人意的打工子弟学校，它们为何能够获得这样一种近乎畸形的发展空间？
这应该是一个不言自明的问题。当政府部门不再对那些打工子弟履行教育产品提供者职责的时候，打工子弟学校就应运而生了，其发展空间实为政府所让渡。而这种让渡于政府部门而言无疑是一种职能缺位。尤有进者，政府部门把教育部分打工子弟的职责交付到民间办学投资人手上，却又不按照教育的规律和要求进行监管，从而导致投资人逐利冲动完全不受遏制，这岂不是意味着双重的职责缺位吗？
打工子弟学校乱象丛生，治理之道无非两个，要么在做好学生安置工作的前提下进行关闭，要么引入竞争，使具备条件者都可以来投资办学。由于不肯放弃严控办学许可证的既定政策，那么只有前面一种选择了。然而，从媒体的报道看，北京市教委在作出这一选择的时候并未打好前提，因为其“不让任何一名随迁子女因学校拆迁而失学”的承诺没有严格得到兑现。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仅仅指责暴露了众多弊病的打工子弟学校，显然无法让得不到权利救济的学生获得足够安慰。
鉴于北京市教委的直线型风格，学者们都喜欢提及打工子弟学校问题上的“上海模式”。对外来务工人员子女，上海已经100%实现了免费义务教育，教师工资也基本都由市教委统一制定标准和发放。其通过政府补贴和监管，使原先的民营打工子弟学校转变为非营利性学校，没有强行取缔过一所学校，经过三年时间至今已实现平稳过渡。
可惜上海模式虽好，恐怕非北京所能接受，因为北京市教委主任早就表示，无度接收打工子弟会形成“洼地”效应，教育办得越好，越是免费，来的人员就越多。其言外之意是，一个城市可以把教育办得很好和免费，但是否能够享受这样的教育却有着先天的资格门槛。如果隐藏着借助关闭打工子弟学校，使打工子弟无书可读，从而达到限制城市人口的深层动机，在这个时候，人们却去与其大谈对外来务工人员子女100%实现免费义务教育的“上海模式”，岂非缘木求鱼？
城市的容载量当然是有限的，但真要让每一个城市和其中的所有居民达成和谐，首先应该使资源尤其是教育资源均衡化，舍此而利用行政力量限制人口甚至变相采取驱离手段终究会滋生更多的负面效应。这一点不能不察。
[南方都市报]
想要什么样的教育公平?起点公平还是过程公平?
■ 公民议题之沈洪溥专栏
时值开学季，有心人统计了重点高校学生生源成分，于是关于“寒门难出贵子”的现象成为时尚话题。有人借题发挥仇富情绪，认为“富人孩子成绩是用钱堆出来的，穷人孩子输在起跑线上”；有人认为是“招生过程有黑幕，穷人孩子参加自主招生考试难度更大”；有人甚至将之与“知识无法改变命运”联系在一起，强调“即使上了重点大学，找工作也是拼爹游戏”……
民意看似得到宣泄的同时，最重要的问题却并未得到充分关注，即“寒门出贵子”就代表完整的教育公平吗？如果不是，我们到底是起点公平，是过程公平，还是结果公平，抑或是一个不少地全都要。
直观地看，“寒门出贵子”是要穷人的孩子在重点高校中占据相当比例，这该算是结果公平。可是，以重点高校作为参照系，则无异于将接受高质量学历教育作为唯一目标。要这样设定教育公平目标的话，最终只有将中国所有大学合并为一所“中国大学”，然后让所有人都成为校友，才算彻底实现公平。而从资质禀赋的起点上看，教育的结果不大可能强求一律。且不说教师素质各地各异，在我国，不少省市区的教材都不相同，教学大纲也有差异。又何况，西部省区不少地方的学校还在推动“双语教学”，有些学生需要“一心二用”，这又何谈公平呢？
同时，在早期教育、基础教育、高等教育等不同领域，还具有各自不同的规律，其间，对何谓“公平”的理解，差异将更为明显。因此，不妨适度修订对结果与过程的“公平”内涵，将重点放在让每个人通过公平的选拔，接受适合自身的教育内容，最终培养造就满足需求、层次多样的人才队伍，或许才是务实的目标选项。
首先，公平的选拔至关重要，它是确保结果差异被大众接受的最重要的条件。当前，最主要的选拔性考试包括高考和中考，公信力不容有失，杜绝舞弊事件是维护公众对教育信心底线的关键。其次，教育的过程不应根据内容性质区分三六九等，确而言之，不能认为学历教育较之职业教育就要高贵，进了大学就是成功，而进入职业院校学习劳动技术就是失败。第三，教育的结果是满足社会经济发展需求，社会经济发展对人才的需求是多层次的，不可能所有的人都去搞学术研究，不可能所有的人都去从事管理工作，因此，教育的结果是让人各得其所，找到适合自己的发展路径，接受适合自身条件的教育与培训。
此外，在讨论有关教育公平问题时，还需要避免无限上纲，甚至将社会其他领域的各种不公平现象，任意投射到教育领域中来。从现实分析，富裕家庭的孩子成绩好，更可能是一个合情合理的结果。因为富裕家庭或许更加重视教育，或许投入的精力和资源更多，或许教育方式也更得法，这样自然会带来子女成绩更好的结果。这并无可厚非。
就事论事，真要让穷人孩子的成绩迎头赶上，乃至帮助弱势群体在社会生活各个领域争取更公平的竞争环境，还需要在设定明晰目标后，做许多扎实工作，绝不能仅停留在成绩好的富人孩子指指点点。(作者系经济学博士)
[南方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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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不怕孩子长大成“月光族”？“月光族”带坏孩子
开学在即，有些家长为孩子买这买那，新衣服、新鞋子、新文具、教辅书、托管班，再加上几个培训班，转瞬间就成了“月光族”。不由得替他们担心起来，不是担心这些家长以后没钱养老，而是担心他们这种生活方式会带坏孩子。
爱子心切，人之常情。重视教育也是华人社会的优秀传统，但是教育岂止是学校、课堂？父母的一言一行都是在教育孩子，其影响甚至比课堂教育更大。我女儿上一年级的时候，班主任推荐了一本家长读物《妈妈是最好的老师》，内容很不错，就是书商为了哄家长开心，把书名起得太简约，准确的说法应该是“称职的妈妈才是好老师”。现实中太多不称职的家长，将教育孩子的责任完全托付给名校、名师，自己却在不称职的道路上越滑越远。
就像报道中所说的家长，孩子开一次学就弄得自己“月光”，如此言传身教，就不怕孩子长大了成为“月光”一族？让孩子与同学比名牌鞋子，比iPad2，比出国旅游，比豪华派对，还愁孩子学不会攀比吗？小小年纪学会了攀比，今后还愁不“月光”吗？试一试与郭美美比包包、比车车？如果有家长说不怕孩子也做“月光”一族，我只能说你对未来的社会保障太乐观了。
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带孩子出去旅游拓宽视野，给孩子买些高档消费品，未尝不可，只是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做父母的现在给孩子过惯了不切实际的奢侈生活，等于缩窄了孩子今后的人生道路，将自己这一代人的焦虑传染给了孩子。自己不是大款，就别逼迫孩子成年之后变富翁。
最好的教育是让孩子成年之后，哪怕只是作为社会上默默无闻的普通一员，也能过上幸福生活。世界上大多数人过着不能出人头地的生活，这是大概率事件。
让孩子与同学比奢华的家长最不称职的地方，还不是理财无方，而是未能发现自己孩子的闪光点，帮助孩子树立自信心，所以只好靠外在的商品来包装。我相信这样的家长自己也是缺乏自信的，所以她送孩子参加这个那个培训班，不如自己报名参加一个家长培训班。
孩子是上苍赐给我们的精灵，无时无刻不在给我们花钱买不到的惊喜。这就在我写稿这会儿，即将上三年级的女儿，拿起我放在一边的电子书，看我从网上免费下载的《荷马史诗》，看得入神。这种纯文字的东西，我看着都吃力。我不知道她能看懂几成，但我相信那一定会在她的小脑瓜沉淀下来一点点印象，也许未来会生根发芽，也许不会，这有什么所谓？热爱阅读，这本身就是很健康的、可以伴随一生的生活方式。 □余以为
[南方都市报]
柔弱的肩膀难以承受歧视之重
一位年仅11岁、学习成绩很不错的福州女生，仅因“顺”了超市25元的货品，在被“偷一罚十”、当着家长面写下“自愿罚款”纸条并按下手印后，写下“我很贱”的遗书跳楼身亡。（8月22日《海峡都市报》）
此前的2007年，16岁的沈阳贫困少女因饥饿偷拿一袋标价仅两元的面包，就因恐惧店主“必须告诉学校”的警告而服毒殒命。
两位轻生少女出事前，当事店家都威胁要“告家长”，福州的一例则已经叫来了家长，她们轻生的一大诱因，正是担心在家长面前丢人现眼，觉得自己“很贱”，认为这种行为公之于世，将给自己和家庭带来众人的白眼、指戳，成为丢不掉的包袱。其中，沈阳的服毒少女系寄人篱下，对此更敏感。
她们的心理负担并非毫无根由，传统上，中国人讲究“三岁看大，七岁看老”，喜欢念叨“小时偷针，大时偷金”，这些方式方法，可以从小塑造孩子的道德感，但片面理解这些规矩，用粗暴方式惩戒偶犯小错的未成年人，并在其不当行为停止后不依不饶，留下“案底”，打入“另册”，从而让孩子柔弱的肩膀难以承受歧视之重。
古代哲人虽强调从小处抓起，但也强调“人恒过而后能改”，“浪子回头金不换”、“惟颜回能无贰过”，认为对有错认错的人必须给予宽容和尊重。在这方面，今天的我们做得并不够，许多犯有过失的未成年人，重返社会的道路格外艰难，而且还会被周围的人当做反面典型不断宣讲，久而久之，偶犯小错的孩子又如何不对“告诉家长”、“报告学校”恐惧莫名？
未成年人的自尊心如玻璃般脆弱，需要成年人细细呵护。所以，面对这些悲剧，成年人更应该反省自己何以如此粗心乃至粗暴，而不是批评孩子的脆弱。 □石在田（学者）
[新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