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sciencehuman.com 科学人 网站 2011-10-31
“差生测智商”拷问教育评价的智商
简单地将班级考试成绩与教师的绩效考核挂钩，已经是管理上的“庸常的恶”；再规定智商测试较低的学生成绩，可以不计入考核，则是“恶上加恶”。
据《扬子晚报》报道，近期，无锡市测智商的中小学生明显增多。原因是中小学教师实行绩效工资，班级成绩与教师的绩效考核挂钩，如果学生智商显示较低，老师可以向上申请，该生成绩不再计入班级成绩和考核，因此，部分教师要求家长带成绩差的学生到医院测智商。据悉，今年以来已有近500名学生测智商。目前，此做法已被无锡市教育局等部门叫停。
被斥为“比抽教鞭更加恶毒”的西安市未央区第一实验小学的“绿领巾”事件刚刚作罢，学生“智商测试”随即登场，前后两起事件遥相呼应，虽不能据此判定基础教育底线普遍失守，却也表露出了问题的严重性：为了功利诉求，某些地方的教育以及教育从业者可谓“煞费苦心”，穷尽办法。
那些逼迫学生到医院做“智商测试”的老师，固然应该谴责，甚至从职业操守的角度考量，已经失去了起码的自我约束，变得市侩和缺乏教师情商。但是，更深层次来看，班级成绩与教师的绩效考核挂钩政策，才是背后具有驱动力的魁首。老师也好，学校也罢，其在教学管理上的行为选择，无不要以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的评价体系为标准，这是不言自明的现实逻辑。
就此事件来说，如果学生智商显示较低，老师可以向上申请，该生成绩不再计入班级成绩和考核——由此需要追问的是，所谓“向上”申请，是向谁申请？又是谁规定的智商测试较低学生的成绩，不再计入班级成绩和考核？简单地将班级考试成绩与教师的绩效考核相挂钩，已经是管理上的“庸常的恶”；与之相配套，再规定智商测试较低的学生成绩，可以不计入考核，则是“恶上加恶”。
正是有这种制度之恶镶嵌在绩效考核政策中，才最终导致了教师逼迫学生家长带孩子去测智商。所以，与其一味指责相关教师，莫若将着眼点放在教育评价政策上，教育评价政策缺乏应有的“智商”，落实到具体教学行为上，就会有“缺智商”的选择——仅仅半年多，近500名学生被迫去测智商，恰恰是在拷问教育评价政策的“智商”。
“素质教育”已经实施多年，但至今分数依然是老师和学生的命根儿——归根结底，素质教育只是从形式上做改变，但教育评价始终沉浸在行政化和功利化的窠臼中。现在无锡的教师工资改革，都被有关部门套进功利化的教育评价中，可见其已成思维定式，病入膏肓。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出，“要改革教育质量评价和人才评价制度。改进教育教学评价。”“探索促进学生发展的多种评价方式，激励学生乐观向上、自主自立、努力成才。”现在“智商测试”被叫停了，但“低智商学生”成绩不纳入考核的“低智商”政策是谁制定的，有没有被“一票否决”呢？如果制定不合理政策的部门不被问责，教育评价机制没有改革上的具体动作，各种匪夷所思的校园事件还会层出不穷。
[新京报]
逼"差生"测智商的究竟是谁 药下在哪才算合适
近段时间，无锡市儿童医院儿保科变得格外忙碌，原来近段时间，来测智商的学生明显增多。原来是一些老师要求班级里的差生来做“智商测试”，家长们反映多是由于孩子成绩差拖了班级的后腿。无锡市教育局和市政府督导室联合下发通知，严禁对中小学生进行“智商测试”，对存在此类错误做法的学校和老师，在各类评优评先中“一票否决”。（10月30日《扬子晚报》）
这几天，从“绿领巾”到“红校服”，再到眼下的“差生测智商”事件，基础教育之沉疴如同集结展览。善意的舆论将板子全打在执行者———即教师与学校身上，大谈师德与教育理念之过，而全然不顾教育制度“幕后老板”之责任，既有失偏颇、也未必深中肯綮，不过是隔靴搔痒的抒情而已。
任何抽象的辱骂或人身攻击都不应该忘记哈耶克在《自由秩序原理》中的那句名言：一种坏的制度会使好人做坏事，而一种好的制度会使坏人也做好事。毋庸讳言的是，我们的素质教育是只存在于“皮毛”之上的、我们善于折腾的“课改”也是令人失望的———根源既不在于我们缺少教育模型或理论、更不缺少先行者与实践家，缺的还是新教育背景下的制度环境。不当教师，不知讲台苦；不上讲台，不知分数重。还原一个最基本的常识：教师，首先是一份生存发展的职业，然后才有树人立人的使命。当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将“教学质量”硬生生等同于分数的时候，公众在教育理想上漫无目的地抒情，显然不如饭碗的约束力来得更有效。即便不是身在基础教育界，只要留心，不难看出其间的悖论：一面谈素质，一面狠抓成绩；一面谈课改，一面搞形式主义。而一切的取向，不过指向教育政绩的考评机制。
逼“差生”测智商的究竟是谁？表面看，是学校和老师成了“恶人”，但事实上，必有一种诡异的动力在推动或怂恿行为的发生。为什么老师的概念里有“差生”之说？社会对“好老师”与“差老师”的评判标准又是什么？基础教育对好坏学校的定义是如何厘清的？……想通这些问题，就知道其实所谓“万恶”的老师或学校不过也是一颗迫不得已的棋子———尽管他们没有如同提线木偶一般被别人拎去“测智商”，但其实他们早已在“另类智商”的烤架上，尊严或羞辱，全无做主的权利。
如果成绩影响不了老师与学校的资源配置，如果应试窠臼不会成为教育均衡上的一道现实门槛———多已为人父母的教师，又怎会顶着骂名逼别人的孩子“测智商”去？这个问题的另一面就是：解决“测智商”等问题，药下在哪里才算合适？
□邓海建
[南方都市报]
寒门子弟如何上大学 三代之内有大学生就不行?
前一段时间关于“寒门学子难进名校”的报道似乎多少有了一些回响，最近中国人民大学公布的自主招生政策中，特别安排了一个专门针对在县和县级以下中学就读的农村学生的“圆梦计划”。(《南方都市报》昨日报道)这项措施的本意是让欠发达地区的学子们能有更多机会接受最好的高等教育，然而，考生资格中“家庭中三代之内无大学生”的要求却引起了诸多的争议。
首先，人大能够采取向农村学生倾斜的招生政策，在推动教育公平上无疑是一个进步。这一点，我觉得没什么可争论的。在美国，大学招生一直都有针对少数族裔和贫困家庭的倾斜政策，而有研究表明，这些入学成绩不那么好的“被照顾生”，毕业时的表现却完全不输他人。这足以证明很多“寒门学子”，缺的只是机会而已。
中国的高等教育改革，成果如何，我并没有评判的资格，但不能回避的一个血淋淋的现实是，中国最好的大学里来自农村的学生越来越少。根据媒体较早的报道，北大在1998年以前来自农村的学生占三成左右，而现在只有一成左右。这只能说明，在过去10多年中，我们的教育体制，并没有更多地为那些一开始就“输在起跑线上”的孩子提供向上流通的机会，相反，教育资源越来越向社会上层倾斜。“知识改变命运”已逐渐成为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而如今人大的倾斜政策，正是对这一状况进行弥补的尝试。
不过，说到“家庭三代之内无大学生”的要求，就真有些让人摸不着头脑了。大致可以推测，这个要求的用意是优先照顾来自最弱势家庭的学生，而且一个三代都没有出过大学生的家庭里，如果能有一个成绩能在学校里排在前10%之列的孩子，大概多少能说明这个孩子或者非常用功或者天资过人。
然而，这都仅仅是推测和假定而已，家里有没有出过大学生，既无法衡量一个家庭是否贫困弱势，也不见得就表明孩子接受教育的条件就更好一些。设想一下，如果有孩子因为自己早已去世的爷爷是大学生，就没有资格“圆梦”，这岂不是太过荒唐了吗？
一项政策不可能解决所有问题，人大自己说得非常清楚，圆梦计划是“探索解决基础教育区域发展不平衡与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稀缺之间矛盾的新途径”。也就是说，这个政策的目标是要给那些因为教育条件落后而无法充分发挥潜能的孩子一个接受优质高等教育的机会。既然如此，考生资格标准就应该着眼于两点：一是学生的能力，这一点在政策里已经有所规定，必须是所在学校成绩前10%之列；其二是就其接受教育的环境。人大或许可以把家庭因素纳入考量，但绝对不应该以如此教条的规定把同样在艰苦的环境中拼搏、同样对未来有梦想的孩子完全挡在门外。□杨米
[南方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