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sciencehuman.com 科学人 网站 2012-05-09
“论文博士”是权学合谋的怪胎
现今当官，不是博士都不好意思出来混。经常收到官员的名片，一些人官衔之后特别缀着“XX学博士”，令我等收受之人肃然起敬：此官乃学问之人！印象中，显然与一般政客拉开一大截距离。
但最近山东某位厅级官员的微博走红，让我恍然大悟。此人被他的清华博士生“同学”曝光，说同学们从未见过这位清华大学法学院在读博士。随后校方回应称，这位厅级博士生并非全日制，而是“论文博士”——直接参加博士学位论文答辩，通过即可获博士学位。难怪我公务员队伍博士如云——原来如此？这让我先前的敬仰之情顿失大半。
很多人口诛笔伐，建议大力整治“论文博士”。我以为，当整！不过整治之前，先搞搞清楚这个怪胎存在的来由甚为必要。
据说，论文博士在国外也是有的，不过要求甚高，申请论文博士的人往往是在教学科研工作中获得了出色的学术成果（水平高于一般的博士生），向授权学校提交论文，申请博士学位。按照这样的要求，我们的大多数官员怕是要打退堂鼓的，起码是不够资质的。
当然，我们是认真不起的。据说有教育部官员决然表示，对待“论文博士”是“决不手软”的，但很多大学争相招录却是一贯事实。一些大学对官居高位的“论文博士”有“穷家女盼嫁”的感觉，巴不得哪位高官拜倒在自己的石榴裙下，所以哪还顾得了学术水准和矜持。在有的大学里，“论文博士”成了“人情博士”、“权力博士”和“金钱博士”，有的大学甚至主动拉官员来读博，以显其桃李不凡。一位身为副市长的全国政协委员就曾向媒体记者坦言，曾有几所高校邀请他读博，甚至告诉他连考试都不用。所以有时候你也怪不得人家当官的，某种意义上讲，人家也是“扶贫”。
官员自不必讲，当然也是乐乎其成的。对官员而言，用权力换取一顶“博士帽”，便有机会获得更大的“乌纱帽”，不戴才是傻帽呢。这决非我之臆测，揆诸周遭的人事变动，“不看能力看学历”比比皆是，在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工资标准、职称评定等诸多政策仍流行以文凭为准绳。有媒体就“发现”了一份“学位——官员级别换算表”：学士相当于科员，硕士相当于科长，博士相当于处级，博士后相当于厅级……简单明了，人事部门干部倒是省事了。
“论文博士”显然是权学合谋的怪胎。只有真正剥除了附着文凭之上的种种名与利，切断“权学交易”“钱学交易”者的上升通道，才可能让类似“论文博士”这样的怪胎淡出官场和学界。
这位“厅级博士”如今正在等待处理，还有多少“X级博士”躲在网络后面窃笑？该好好查一查了！（张显峰）
《科技日报》（2012-5-8 五版）
职称评审恶俗化究竟如何形成
5月4日，有微博爆料，湖南高校教师职称评委名单刚确定，参评教师即开始送钱。一名刘姓评委为方便老师送钱，在酒店开了套房并广而告之。5日，湖南省教育厅已终止刘姓评委本年度高校教师系列职称评审专家资格，有关情况正在进一步调查核实。
如果职称评委“开房收钱”基本属实，那么可以说，职称评审已堕落到彻底恶俗化的地步，也就是说不可能有比这更坏的了，不下猛药加以治理绝不会有起色。
虽说十数年来，职称的社会声誉远不如从前，一些拥有高级职称的人因他们种种不堪表现往往成为人们讥讽的对象，但职称毕竟是现代社会不可或缺的评价机制，而职称的晋升又意味着待遇的上升，因此，除了少数人“看破红尘”，绝大多数从事专业技术工作的人于此不能忘情。但职称要人来评，评委也是人，总不免有主观性，关键是把主观性控制在合理的程度。不能自控的评委，在同时缺乏有力控制机制的环境中，主观性就会极度膨胀泛滥，以至于压倒客观性，评委资格便由公器沦为私物，职称评审就随之演变成人情交易甚至权钱交易。
人们在现实生活中不难发现，一些获得高级职称的人名不副实，而那些有真才实学的人却每有“英俊沉下僚”之叹。这大概就是职称评审并非以专业水准为依据，而改为“凭关系”的结果。主管部门对此类现象未尝没有耳闻，也未尝不三令五申，比如不得送礼（在评委自是不得收礼）、不得请吃（在评委自是不得吃请），否则将如何如何。但上不得台面的事，从来都秘而不宣，所谓天知、地知、你知、我知。然而，有禁令比无禁令强，三令五申比放任自流好，至少，职称评审还能因此保有一点廉耻感。
到了把评委资格明目张胆、明码标价地变卖，则成为赤裸裸的权钱交易，与公然买官卖官没什么两样。如果一个地方或一个单位到了职称评审的时节，便意味着“一年一度的疯狂送钱活动开始”，那么，职称评审早已斯文扫地，风气溃败到无以复加的程度。但人心的变坏有一个过程。给评委送礼的人，未必全是为了实施不正当竞争，而是担心成为不正当竞争的牺牲品。评委“开房收钱”明白无误地证实这种担心并不多余，钱已然成为职称评审的主宰，送了的未必有把握，没送的则绝对没希望。如果任其发展，那么职称评审就一定会异化为腐败竞赛。
人们很难洞察职称评委“开房收钱”的心理成因，而从一般情理来推论，一个人晋升职称倘若花了“血本”，那么，待到他取得了评委资格，产生从别人身上找回“血本”的补偿心理便不奇怪。由此，职称评审的彻底恶俗化就可能进入非经外力不能突破的自我循环。仅此一点，职称评审所涉腐败范围虽小，也不应等闲视之。（滕朝阳）
[新华网]
职称评审丑闻为何公然上演？
4日，有网友爆料称，湖南负责职称评审的评委名单刚刚确定即遭泄露，有评委专门在宾馆开房收钱。对此，湖南省教育厅表示高度重视，已终止当事者刘一兵2011年度高校教师系列职称评审专家资格，有关情况正在进一步调查核实。
这是最近一周中，爆出的第二起高校职称评审丑闻。前一起是武汉大学法学院的一名副教授竟对该院的一名教授大打出手，其打人原因是“没能评上教授职称”。
这两起事件，让大学教授斯文扫地。公然上演的丑闻，令大学和教授的公众形象一落千丈。
职称评审专家可以明目张胆地开房接受贿赂，而送礼者也没有任何顾忌，居然排着队去送，这表明大家已经没有学术底线，就认为职称评审，不是评学术贡献，而是比权力的大小、金钱的多少以及胆大妄为的程度。不知那些排队送礼的教师们怎样看待自己的行为，是庆幸自己能收到短信消息，赶在“窗口时间”前把贿赂送上去，还是为自己在职称评审面前丧失人格尊严，干这种勾当而羞愧？
估计鲜有人会感到羞愧的。曝光此事的网友因揭露行业潜规则，受到一些同行的埋怨。一位女同行带着哭腔对他说，“我们的红包白送了，一年的辛苦白费了，你能改变什么？”
说到底，在当前的学术环境中，一些地方的学术理想与学术尊严，在现实的学术利益面前，已经迅速贬值，越来越多的人在“你能改变什么”的怀疑中陷入群体无意识。坚持理想，维护自身尊严者，在现有的学术体系中，将被边缘，这是一种学术“逆淘汰”，而那些迎合“潜规则”者，反而成为红人。值得注意的是，送钱评职称的事情在当地并非近年才有，“早在七八年前就已经开始了”。那么，为什么直到现在，才被揭露？那些身处其中者，为何视而不见？如果索贿者的行为可耻，那么，每个送礼者与目睹这一现象无动于衷者，也是同谋。
目前，湖南省教育厅已表示，要进行调查。在笔者看来，这起事件，不能只是进行行政调查，必须进行学术调查和司法调查，司法机关应在第一时间介入。如果只有行政调查，对当事人的处理，可能只是取消其评审专家资格，而不能根据学术不端事实，取消当事人的其他学术头衔；另外，如果没有司法调查，将放纵当事人的违法犯罪行为——评审专家公然索贿，按照《刑法》应当追究刑责。除此之外，湖南还应该以此为线索，展开对高校职称评审的全面调查。
高校职称评审的变异，是学术不端、学术腐败的冰山一角，起因于学术管理的行政化。出现在职称评审中的“跑要”行为，也出现在我国其他学术评审、评价领域，包括国家科技成果奖励报奖、两院院士最高学术荣誉评审等等。因此，要遏制这种异化趋势，必须改革现有的学术评价体系，建立学术共同体。就职称评审而言，应该把评聘教授的权力交给高校——一校聘请某人为教授，其就是这所学校的教授，不聘任就不再是教授，而不像现在，职称评审带有行政许可的性质，成为身份的象征、流动的障碍——在高校内部，则必须将这一权力交给独立的教授委员会、学术委员会，而不应该由行政机构操作。
[广州日报]
重科学轻技术:中国亟需去除职称歧视
2012年2月，中国国家最高科技奖（包含500万元人民币）分别授予90岁的建筑学家吴良镛和92岁的物理学家谢家麟，以表彰他们在各自的领域所做出的杰出贡献。
但是，自从2000以来，中国的国家科技一等奖在今年已经是第八次轮空了，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中国缺少长久且有影响的科技成果诞生。一种可能的解释认为中国的科研人员只关注发表科研论文而忽视了论文本身对技术的推动作用。
中国的科学和技术发展极不平衡，基础科学研究的科研人员常常忽略他们科研论文对技术发展的意义，同时，工程技术人员对科学研究的重要作用也常并不被重视。
论对科研项目的贡献上，技术人员（如工程师等）应该得到与科研人员同等的待遇或者奖励。
科研人员称霸
孟子曾说：“劳心者治人，劳力者于人治。”用这句话用来形容中国目前的科研环境太贴切不过了，例如，在科研单位里，人们重科学而轻技术，科研人员一般处于主导地位，他们的待遇也相应地高于处于从属地位的技术人员。
但是，我们却不得不承认技术人员通过实验等对科研人员的想法提供了必要的支持，如果没有工程人员的支持，科研人员的科研想法将不可能实现，与此同时，工程技术人员的工作也需要得到科研人员的正确引导。
工程技术人员对科研的贡献常常被忽略了，长期以来，这种科研文化导致中国科学与技术发展的极不平衡。
技术投入缺失
在2010年，中国大约有13万篇科研论文被SCI期刊收录，在数量上处于世界第二位，但是这些文章的被引用次数却只处于世界第八位。这种数量与被引用次数的不对等让我们深思中国究竟有多少原创性的科研成果被人们应用或者认可。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在大多数科研项目中，其中一部分开支是用来购买实验仪器或者试剂的，但是中国“重科学轻技术”的文化使得中国技术的发展远远滞后于发达国家，也就是说，我们的科研想法要借助于国外的科研平台才能实现。
其次，一个科研团队制造一些实验仪器其实并不难，但是在现行的科研评价体制中，写一篇高水平SCI的意义比徒手制作一个仪器要深远得多。从而导致中国的大量的科研经费流入国外的仪器或者试剂公司。
最后，重科学轻技术的科研文化导致一些技术人员工作积极性并不高，一些技术岗位的人力资源常常流失。
在现在的科研环境中，人们更看重发表论文的数量与质量，使得科研人员发表一篇科学文章的难度小于技术人员制造一台新的实验仪器，这种环境对科研人员晋级是有利的，但是对工程技术人员却很不利。此外，各种福利是与职称挂钩，许多高级工程师在感觉进一步晋级困难后逐渐失去了工作的积极性。
技术人员需平等对待
事实上，科学和技术互相促进，相得益彰，技术推动科学发展，科学促进新技术诞生。就拿1986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电子显微镜来说吧，它的诞生让人们能清楚地看到更精细的植物结构，这大大地促进了科学的进步。
世界上的大多数国家已认识到技术对科研文化的重要意义。例如，在加拿大汤普生河大学，技术和管理人员可以与科研人员得到同等的奖励和认可。
但是现阶段在中国，我们很难想象将一个研究员和一个工程师的待遇和地位相提并论。这实际上是封建思想影响的社会福利制度的产物，这种思想导致的职称歧视也是不公平的。
因此，中国缺少长久且重大影响的科研成就，而这样的科研成就需要科研人员和技术人员互相配合。例如，科研人员的科研想法需要技术人员的新方法或者新仪器的验证。
将职称去福利化，给每个有能力的人进行合适的地位是中国科研评价体系中最重要也是最容易进行的改革。
（王华锋 作者为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工程师）
[科学与发展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