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为新阶层人士打开更大“成长”空间
新华网北京１１月１３日电（记者 熊争艳 许林贵
吴晶）知名民营企业家、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梁稳根最近很忙。过去一周连续三个晚上，他都在接受中外媒体记者的集体采访，不仅因为他麾下企业把美国总统奥巴马告上了法庭，也因为他的另一个身份：中共十八大代表。
“过去，别说当代表，连入党都难。今天我能当代表，而且民企代表能有这个比例，这是很大的进步。”梁稳根说。
梁稳根所说的民企代表，按中共官方用语，属非公有制企业和新社会组织党代表。中组部的数据显示，十八大上，这个群体总人数为３６人，其中８人为新社会组织党员，剩下２８人来自非公企业。数据还注明：非公有制企业党员中有２４名出资人。
这个群体另一个广为人知的名称叫“新社会阶层”，这个概念的提出可追溯到本世纪初。２００１年江泽民在建党８０周年的“七一”讲话中首次提到，中国的社会阶层构成发生了新的变化，出现了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新的社会阶层。
一年后，中共十六大修改党章，把党章中党员发展对象里的“其他革命分子”修改为“其他社会阶层的先进分子”。江苏沙钢集团董事长沈文荣、重庆南方集团董事长孙甚林等多位民营企业家也首次作为新阶层人士中的先进分子，亮相党代会。
５５岁的梁稳根见证了这一政策变化，并成为受益者。虽然年轻时就有入党想法，深信“共产党员是有理想、追求上进的人”，但８０年代辞职创业后，民营企业家的身份一直使他入不了党。从写第一张入党申请书到２００４年成为党员，历时１８年。三年后，他当选中共十七大代表。
“来自新社会阶层的代表从无到有，从少到多，这与新时期中共阶级基础不断扩大和巩固有关，也是中共在新的国内国际环境下加强执政的必然需要。”中共中央党校教授谢春涛说。
谢春涛说，新阶层人士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力量。他们中的先进分子参与中共最高议政平台，表达这个阶层的呼声和诉求能为中共治国理政提供建设性意见。
“民营企业家当了代表以后，对发展事业的动力是一个很大激励。”梁稳根说，他所在的集团办公楼叫“党委楼”，党员占员工总数的八分之一，集团每天早上响起的第一支歌是《歌唱祖国》。
追求政治先进是新阶层人士十八大代表的共同选择。
周海江代表领导的红豆集团在国外的分公司建成了中国民企第一个境外党支部。十八大代表、山西沁新煤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孙宏原在集团内部开设了远程教学——“网上党校”，集团党委领导每年都要在网上党校上一次党课。
十八大代表盛莉来自于外商企业云集的上海。在她就职的诺基亚西门子上海分公司，她常将支部组织活动与企业发展战略结合，公司深受其益。外籍老板对中共党组织的态度也发生转变。目前，她所在公司已有９０多名党员，８０％是中高层、研发人员等骨干。
中共十八大提出的一些发展思路，得到了新阶层人士的关注和认可，认为“顺应了他们的诉求”。
梁稳根说，十八大报告一到手，最先看鼓励支持民营企业发展的内容。“看到这个，我就放心了，证明基本政策没有变”。
十八大代表、海南现代科技集团董事长邢诒川说，报告提出“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这让民营企业家“吃了定心丸”。
梁稳根注意到，报告用很大篇幅谈“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对我们企业既是挑战，更是机遇。加大转型升级力度也是未来三一集团实施国际化战略的重要内容，我们要通过加大研发投入，提升产品科技含量，增强国际竞争力。”梁稳根说。
作为党代会历史上第一位民办教育界代表，北京市城市学院院长刘林研读报告时，被１２个字深深吸引：“鼓励引导社会力量兴办教育。”
“尤其是‘引导’一词，不要小瞧了，表述意义重大。”他说，以前对社会办学的表述是“规范”，严格地说就是“限制”。现在是“引导”，包括政策引导、教育资源的配置等，把教育资源向民办教育倾斜。这必将给民办教育带来新的发展契机。
报告强调“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更加注重发挥法治在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中的重要作用”。十八大代表、山东舜天律师事务所主任刘丕峰说，“这必将促进律师行业的大发展”。
作为中国２５万律师中的３位代表之一，刘丕峰说，律师是社会主义法治的建设者。这个队伍在不断壮大，希望未来能有更多律师出现在党代会上。
“新阶层人士完全可以在社会中发挥更积极的作用。”邢诒川说，“希望党在制定治国理政的方略时，更多地把我们纳入到参政议政的平台中去。”
报告强调“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通过国家政权机关、政协组织、党派团体等渠道，就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和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广泛协商，广纳群言、广集民智，增进共识、增强合力”。
谢春涛教授说，随着协商民主制度和工作机制的不断完善，中共将在治国理政中提供更广阔的平台，吸纳上亿新阶层人士的聪明才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