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晚年在一篇题为《新校舍》的文章中写道：“有一位曾在西南联大任教的作家教授在美国讲学。美国人问他，西南联大八年，设备条件那样差，教授、学生生活那样苦，为什么能出那样多的人才？——有一个专门研究联大校史的美国教授以为联大八年，出的人才比北大、清华、南开三十年出的人才都多，为什么？这位作家回答了两个字：自由。”
汪曾祺的母校是西南联大。1939年，他从上海经香港、越南到云南考大学，这一去就在昆明待了七年。汪曾祺数学一般，作文突出，喜欢画画，在中学属于偏科学生，报考由清华、北大、南开合并而成的西南联大，多少抱有一些碰运气的心态。他当时想，一旦落榜，就再去考也在昆明的国立艺专，如此则后来的汪曾祺就应该是一个画家而非作家了。
汪曾祺的同学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不同地区，有一个河南的同学是从老家一步一步走来的，一个西康的同学是买了一头驴一路骑过来的，可见战时上大学，是何等的不易。汪曾祺说：大部分同学是来寻找真理和智慧的，他却这样自问自答：“我寻找什么？寻找潇洒。”
在那个时期，办学条件非常艰苦。西南联大的校舍很分散，有借用昆明原有的学校、房舍、祠堂，也有自建的新校舍，条件确实说不上好。汪曾祺读的是中文系，住在新校舍。学生宿舍在新校舍的西边，土墙草顶，汪曾祺说：“土墙上开了几个方洞，方洞上竖了几根不去皮的树棍，便是窗户。挨着土墙排了一列双人木床，一边十张，一间宿舍可住四十人，桌椅是没有的。两个装肥皂的大箱子，既是书桌，也是衣柜。”
教学区也同样简陋。教室是土墙、涂上绿漆的铁皮屋顶，汪曾祺说：“这些教室方向不同，大小不一，里面放了一些一边有一块平板，可以在上面记笔记的木椅，都是本色，不漆油漆……这种椅子的好处是不固定，可以从这个教室到那个教室任意搬来搬去。吴宓先生讲《红楼梦》，一看下面有女生还站着，就放下手杖，到别的教室去搬椅子。于是一些男同学就也赶紧到别的教室去搬椅子。到宝姐姐、林妹妹都坐下了，吴先生才开始讲。”
很多著名教授已不复清华北大时期的优雅，破衣烂衫者比比可见，汪曾祺提及一个例子：“有一个女生从南院（女生宿舍）到新校舍去，天已经黑了，路上没有人，她听到后面有梯里突鲁的脚步声，以为是坏人追了上来，很紧张，回头一看，是化学教授曾昭抡。他穿了一双空前（露着脚趾）绝后鞋（后跟烂了，提不起来，只能半趿着），因此发出此梯里突鲁的声音。”即使穷到这个份儿上，联大教授的授课质量却没打折扣，这从西南联大培养出的大量人才，便可为证。
汪曾祺回忆说：“联大教授讲课从来无人干涉，想讲什么就讲什么，想怎么讲就怎么讲。刘文典先生讲了一年庄子，我只记住开头一句：‘《庄子》嘿，我是不懂的喽，也没有人懂。’”他在一篇文章中细数几个教授讲课时的风采：“闻一多先生讲楚辞，一开头总是‘痛饮酒熟读《离骚》，方称名士’……他上课，抽烟。上他的课的学生，也抽。他讲唐诗，不蹈袭前人一语。讲晚唐诗和后期印象派的画一起讲，特别讲到‘点画派’。中国用比较文学的方法讲唐诗的，闻先生当为第一人。他讲《古代神话与传说》非常‘叫座’。”
汪曾祺晚年在一篇题为《新校舍》的文章中写道：“有一位曾在西南联大任教的作家教授在美国讲学。美国人问他，西南联大八年，设备条件那样差，教授、学生生活那样苦，为什么能出那样多的人才？——有一个专门研究联大校史的美国教授以为联大八年，出的人才比北大、清华、南开三十年出的人才都多，为什么？这位作家回答了两个字：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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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大“学术净土”里混乱的“政治斗争”
联大不是学术净土，内部存在着严重的国共政治斗争的裂痕
1937年七七事变后，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和私立南开大学内迁长沙，组成“长沙临时大学”，1938年西迁昆明，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5月在滇开课，至1946年5月复员。
西南联大有“内树学术自由，外筑民主堡垒”之美誉，其历史面貌，反映在在各种回忆录和小说中：“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在中国大地的西南角，汇聚了这个民族最伟大的心灵，他们‘颠沛必于是，造次必于是’，接续着中华文化的星火，也延续着中西方文华碰撞后的火种。”西南联大也在口口相传中逐渐被神话化，与历史真实面貌相去甚远。
片面的描述难免给人留下错误的印象和认知，以为西南联大师生们一直与国民党作对抗或者国民党宽容大度让西南联大成为一方净土。共产党在西南联大内部的积极发展已是众所周知，国民党其实也没有对西南联大听之任之，同样努力试图加以控制。1938年陈立夫出长教育部，贯彻蒋介石“战时教育平时看”的方针，对青年学生进行“党化”教育，国民党组织部长朱家骅，执行与陈立夫致相同的路线，即通过教授，在大学开展党务和团务的工作，以求统制师生。联大教授、史家姚从吾曾建议朱家骅，在教职员与学生中分别组织党部与团部。姚从吾认为，教授利害观念太重，不易组织，加之身家牵累，活气已竭；而青年学生，则英俊济济，思想活泼，可吸收入团。“青年团若欲成功，应以吸收纯洁好学之英秀分子为主旨。故选收基本同志，实宜以勤学能文为最要。才智之士皆集于吾党，则一切成功可期矣。”对姚从吾提出的教师与学生分别入党、入团的主张，朱家骅亦同意：三青团中央干事会最近已修正团章，将团员年龄改为16—25岁，此后大学党部，自可专以教职员为对象，党员年龄当在25岁以上。
蒋介石1940年4月9日给蒋梦麟、梅贻琦的一封电报，颇能反映西南联大内部严重的国共斗争裂痕。电报说：“根据昆明西南联合大学中共负责人姚圻池、张际尚(女)(姚张二人均系陕北抗大派往)、侯仁仲等在校活动日趋激烈，于三月五日煽动该校工役三百余人全体罢工，要求增加饷，校方允每人月加五元(每人月饷自二十二元至三十元)，膳费缴半数，始于十日复工。现复出版壁报，谩骂政府腐化、国民党专政以及陕北、河北国军开始剿共，减削抗日国力等荒谬言论。现该校中共党员已有二百七十余人，当地政府及学校当局不甚径意等情，特电知照，即希注意。”
联大的“学术自由”，与其已成为国内各派政治力量的秘密较力场有很大关系
西南联大的学术自由最为后世称道。人们倾慕教授们恪守学术自治，也赞美国民党对学术自由的尊重。实际上，这个问题甚为复杂。如1941年考取西南联大的原中共鄂西特委书记马识途所说：“当时在联大的政治力量十分庞杂，有特务的力量，有云南的地方势力，有张国焘的所谓非常委员会的特务势力，有托派的势力，还有鼓吹第三条道路的美国的隐秘活动。”正因为联大实际上已成为各派政治力量的秘密较力场，故而从外观看来，即貌似有充分的学术自由。
以国民党对联大学术的控制为例。关于学术与政治的关系，姚从吾主张“以学术领导党务”，“寓宣扬主义于研究”，“党与学术配合，团与教育配合”，藉学术确立区党部在联大教师中的信用和地位。而举办学术讲座，是联大区党部开展“学术党务”之首途。联大区党部共计举办了一百多场次学术讲演。报告人以党籍教授为主，有时也邀请党外教授加人。讲座本身确实学术性的，没有明显“党化”意味。但所谓“寓宣扬主义于研究”，并不那么清高、纯粹。国民党此举并非出于对学术自由的尊重，说到底还是出于笼络之需。姚从吾坦承其举办学术讲座的目的，对学生重在安定人心，对教授重在“联络感情”。前者重精神，后者重物质。讲座的学术性，受到多数学生的欢迎，而对演讲者而言，“联络感情”的关键，实际上并不在“学术”，而在演讲报酬。1941年开始，昆明物价骤涨，二三百元讲演费，对于演讲者来说，不无小补。
姚从吾“以学术领导党务”的办党方针，在联大收到了相当的效果。他在担任区党部书记一年后自我总结说：“一年前联大教授多以名列党籍为讳，今则自承为党员者日多。联大党务已引起各方之注意。”1944年姚从吾第二次连任区党部书记时，认为“党与团在联大信用已著”，“党在联大之基础，已大致稳定。”
国民党一度控制学生自治会，并拉拢过半教授入党；中共则坚持“荫蔽精干，长期埋伏”
国共两党在联大内部的斗争，可分为争取学生和拉拢教授两个战场。在争取学生方面，联大1939年12月12日成立了三青团第十直属分团，有团员百余人，后发展至500余人，并长期控制联大学生自治会，直到1944年该阵地才被中共攻陷。据1941年考取西南联大的原中共鄂西特委书记马识途回忆：“（1941年）到昆明时，联大，云大一片沉寂，到处冷冷清清，联大墙上只有三青团的壁报，叫嚷什么‘军令政令统一’，‘反对封建割据’等等，看不出这里是有‘一二九’那样的革命传统的大学。当时党中央的方针是‘荫蔽精干，长期埋伏，蓄积力量，等待时机’，党组织好像在学校里看不到有什么活动。……一九四一年下半年，学生自治会选举完全被三青团包办了，当选出是他们的人，名叫周大逵，我看了很气愤。……在四四年学生自治会改组以前，学生自治会，系会、级会，几乎都是三青团把持的。当时我们的进步壁报在群众中很有威望，因此我们就搞了一个壁报联合会，来抵制三青团的控制。……我们在有群众支持的基础上，进一步夺取那些合法的系会、级会的领导权。一个一个级会，一个一个系会，逐个争夺，做了很多工作。”
拉拢教授入党方面，表面看来，国民党似乎成效显著。王奇生在《战时大学中的国民党》一文中估计：联大教授党员为85人，而当时教授总数为155人，超过一般教授加入国民党。半数教授加入了国民党这一事实，除了证明国民党的拉拢工作有力之外，也意味着联大教授是一个多元分化的群体，其中既有闻一多那样的“民主斗士”，亦有姚从吾这样的“坚贞党员”，更多的可能是介于两者之间。这些教授并非完全沉潜书斋，不问政事，至少在抗战时期，他们中不少人对国民党实际抱有相当的同情和支持，这种情形在联大理工科教授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譬如华罗庚在西南联大时重新入党，他主动请求赴重庆中央训练团受训时说：“溯罗庚自民十四折节读书以来，久违党教，凡百举措，类多隔膜，自去年先生重介入党以后，每思有以报党之道，但常有不知从何处努力及如何努力之感，是以苟能来渝聆训，饱识时宜，或可为党尽一分力量，而不致徒为挂名党员而已也。”但联大教授中，并不信仰三民主义，而仅出于个人前途而加入者，也不乏其人。姚从吾在私下里曾一再批评联大教授“大半”志在利禄，“利害观念太重”。他致信朱家骅说：联大教授“大抵学有专长，各有独见，均愿与政府及党国中枢要人私人发生关系，以言党务，则均事规避，故党务工作推行实难”，教授入党数目上的优势，似乎很难转化为政治上的优势。
联大不但深陷国共斗争的泥潭，也是国民党内部各派系争夺政治权力的战场
国共两党之外，国民党内不同派系在联大的角逐同样激烈。譬如：1945年5月国民党召开六大；为了争夺大会代表席位，国民党CC系与朱家骅系在西南联大展开了一场明争暗斗。在此之前的1942年，河南大学改为国立，朱家骅曾推荐姚从吾任河大校长，被教育部长陈立夫婉拒。姚对CC系难免心存芥蒂。陈立夫转任中央组织部长后，试图将CC系势力打入西南联大。国民党六大召开前夕，CC系笼络联大政治系教授崔书琴，然后以崔书琴为桩脚，发展CC系在西南联大的组织基础。在CC系的经费支持下，崔书琴在联大法学院举办讲演会，每次付给讲演者优厚酬金，以此笼络党员教授。姚从吾对此十分警觉。他告诉朱家弊：CC系想打入联大，不惜运用种种力量，其目的“自然是想另在联大立一‘龙头’”。为了抵制CC系势力的侵人，姚从吾建议朱家骅：由朱家骅以教育部长的名义每学期津贴联大文史讲演会或国际学术研究会七八万元，仍在文、法学院举办讲演会，以资对抗。鉴于CC系每次每人送讲演费4000元，姚从吾建议将讲演费提高到5000元至6000元，每次聚餐15000元，同时编印党员教授讲演集，以此吸引和笼络联大师生。（《战时大学校园的国民党：以西南联大为中心》，王奇生）
联大内部云南地方势力与国民政府中央势力之间的对抗，所产生的影响力更大。据马识途回忆：“到抗战相持阶段后，云南地方实力派的政治处境愈发复杂，特别是龙云这个曾经独据一方的“云南王”，也深感处境不妙：在政治上，国民党党部和特务组织不断渗入云南，与云南地方统治集团争夺政治控制权，龙云则极欲摆脱国民党中央插手云南的这种政治上的束缚；在军事上，同民党中央军嫡系不断调集云南，与龙云势力争地盘，加剧了双方的磨擦，亦加重了云南地方的军供困难，以致民怨载道；在财政金融方面，国民党四大家族的官僚资本不断渗入云南，中央几大银行与云南地方银行互相争夺对云南的经营权，从根本上引发了云南地方实力派与国民党中央的利益之争。处在政治困境中的龙云，不得不在政治旋涡中另做打算。龙云经过与中共的秘密接触和长期了解，使这个靠枪杆子在军阀混战中登上云南政坛第一把交椅的云南王，逐渐体会到了要坐稳这把交椅光靠枪杆子非长久之计，而中共为全民族前途着想的政治考虑和统战宣传似乎比枪杆子更能令人着迷。于是，逐渐接受和认同了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龙云之子龙绳武在接受台湾中研院近史所口述访谈时，曾矢口否认联大学运与“云南王”龙云有直接关系。龙绳武说：“今天，外面有人怀疑西南联大的民主教授同云南有什么秘密关系，这并不是事实”；但他同时也承认：龙云“跟大谈民主的教授不但不对立，甚至反而与教授接近”，并解释原因在于：“这是因为政治思想的原因。我老太爷主张三权分立、多党思想，认为地方与中央应均权，……这也是他和蒋委员长谈话不投机的地方。”龙绳武还说：“当时西南联大的教授为老太爷所器重，但是他们却经常发表反中央、批蒋的言论，使特务认为情况严重。另一方面，美国人支持云南也让中央深感不安”。龙绳武否认龙云曾资助过联大的民主教授，但也承认，“倒是教授的太太们常和我家女眷来往”。联大在中央与地方政治斗争中的位置，于此可见一斑。
结 语
不可否认，联大确有“学术自由”；同样不可否认，这种“学术自由”，建基在各种政治势力互相争斗的罅隙之中，甚至这种“自由”本身，就是这种纷繁芜杂的政治斗争在学术层面的反映。当政治罅隙消失，“学术自由”也即无从依附。从这个意义上讲，联大的“学术自由”，还不是真“学术自由”。真的“学术自由”，当摆脱对政治罅隙的依赖，成为全社会之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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