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sciencehuman.com 科学人 网站 2013-11-19
取消高校行政级别还需回归教育本位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推动公办事业单位与主管部门理顺关系和去行政化，创造条件，逐步取消学校、科研院所、医院等单位的行政级别。深入推进管办评分离，扩大省级政府教育统筹权和学校办学自主权，完善学校内部治理结构。鼓励社会力量兴办教育。
对于此前舆论高度关切的高校行政化而言，“去行政化”的提出，应该是一次积极的回应。循此路径，困扰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行政化症结，有望得以破解。
不过，这一规定的真正落实，仍有赖于后续改革的持续推进，有赖于各项制度的综合发力。
其一，必须尽快改变高校经费主要依靠政府划拨的现状。目前，国内高校的经费来源大都要靠政府，这就使得高校既受制于政府行政权力的约束，打下很深的层级制烙印；却也高枕无忧，并不特别担心办学的质量和效率。尽管也需要向有关部门乃至国家负责，向纳税人负责，但很多时候这种责任因为出资主体缺乏特定指向而被虚置。
而一旦经费来源多元化，有社会力量加入，比如成立校董事会，学校的日常运行乃至远景发展就有了更为明确具体的目标，权责也更为明晰，不至于过度依赖行政权力。这样，也容易释放出高等教育应有的活力。
其二，也要改变目前以行政级别作为获取资源依据的现状。仅仅取消行政级别，还远远不够。在一个讲究层级的权力生态里面，行政级别往往意味着地位和资源配置的能力。什么时候高校不再靠行政级别行走江湖了，则什么时候高校也就拥有了办学的自主权。
此外，具体到学校内部的行政化，南方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就曾说过，取消大学的行政级别只是“去行政化”的第一步，因为没有行政级别的人，他还可以有行政权力，可能还会阻碍教学科研的自主性。
这就要求，从中央到地方，包括大学内部，各级各部门都要放权，放权给学校、放权给教育者，改变目前的唯权力观念。
从2010年7月底国家颁布《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高等教育去行政化改革以来，政府、社会和公众已经逐渐形成了“去行政化”的共识。如何在下一步的全面深化改革中落到实处，构建一个界限清晰、权责明晰的教育新格局，对于政府、高校都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一句话，高校去行政化的关键在于回归教育本位。
□胡印斌（媒体人）
[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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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为何变得“最不敬业”了？
大学生趋之若鹜报考公务员，图的是有保障、无风险的“铁饭碗”；竞争清洁工，奔的也不过是“体制内”和上升“跳板”，未必就是对职业的真爱。在时下人们将“就业”视为“谋生”、“饭碗”和“挣钱”的语境下，又何谈发自内心的职业“热爱”与“敬仰”？
□张玉胜（职员）
全球员工的敬业比例仅为13%，而中国远远低于世界水平，敬业员工只有6%，其中办公室员工的敬业程度更是仅为3%。近日，盖洛普公司公布其2011-2012年对全球雇员对工作投入程度的调查，结果显示，敬业员工比例最高的国家为巴拿马、哥斯达黎加和美国。
尽管与盖洛普公司2009年公布的调查结果相比，中国员工的敬业度上升了4个百分点。但“全球垫底”的现状和仅为美国五分之一的巨差还是不免令人担忧。对于该数据的科学性与真实度，多数网友选择了认可。相关专家更是给予了“非常有可能”和“比较真实地表达了中国就业者的心态”的正面回应。面对“中国员工最不敬业”的尴尬，人们需要的不是急于撇清关系或以“勤劳”辩解，而是要勇于直面、深刻反思、务实矫正。
中华民族的“勤劳辛苦”有目共睹、世界公认，但缘何难以赢得“敬业”的美誉？其实，所谓“敬业度”反映的是员工对公司投入的智慧、感情和承诺的程度，透视的是劳动者发自内心的忠诚度、归属感与责任感，其外在表现包括乐于宣传、乐意留下、全力付出等多个层次。也就是说，只有把从事的“职业”做到忠于“事业”的极致境界，基于认知自觉的“敬业”才会油然而生。
在现实生活中，“敬业”往往与“爱岗”相提并论，因为“热爱”是最根本的执业驱动力。只有干一行爱一行，才会干好一行、成就理想，成为某个职业领域的行家里手、业内精英。而在时下人们将“就业”视为“谋生”、“饭碗”和“挣钱”的语境下，又何谈发自内心的职业“热爱”与“敬仰”？大学生趋之若鹜报考公务员，图的是有保障、无风险的“铁饭碗”，竞争清洁工，奔的也不过是“体制内”和上升“跳板”，未必就是对职业的真爱。
当然，导致中国员工敬业度较低的原因，并非只源于国人金钱至上的功利思维，更有管理体制和生存环境的现实国情。僧多粥少的就业现状、入不敷出的生活压力，让人们只能体味“养家糊口”的打拼辛苦，难有热爱岗位的归属与快感；习惯于“指挥控制”的企业管理，压抑甚至泯灭了员工的主动性和灵活度，难以激发其职业认同感；而源自困于“天花板”的升职无望，更会消弭员工的成就感与创造欲。没有归属难言忠诚，不具忠诚何来敬业。
劳动力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员工的敬业度事关企业发展、社会进步和国民幸福。没有敬业难有企业真品、行业精品，更奢谈把“中国制造”升级为“中国创造”。全球垫底的敬业度排序警示我们，提升国民敬业素质乃大势所趋、势在必行。期待透过政府改革、企业改制、国民内修的多管齐下，让中国员工的敬业度排行与“大国地位”同步提升。
[新京报]
“高材生”的人生可以精彩亦可平淡
1991年，他是长沙县高考理科状元；1996年，他是清华大学优秀毕业生；2000年，他是广州外企的高薪白领……现在，他是长沙马王堆陶瓷市场的一名普通保安，他叫张晓勇。在理想磨灭之后，他选择了尽孝床前。有人为他感到可惜：“照顾父母也可以从事更能发挥才智的工作。不是保安工作不好，只是感觉他可以学以致用，干出一番事业。”
高考状元、清华大学毕业、外企白领，当这些身份信息叠加在一起，确实容易给人许多的联想与艳羡。不过，张晓勇最后的选择是一名保安，于是，一次正常的职业选择行为，就成了新闻事件，备受社会各界关注。
古人云，“百善孝为先”。能在父母身边尽孝，也未必不是值得敬重的选择。但考量张晓勇的人生轨迹，恐怕也不能说是为了尽孝而牺牲了大好前程。从外企白领到地产公司，再到小区保安，与其说是高材生在选择命运，不如说是命运无时无刻不在对高材生的能力与际遇做出残酷的选择。我们无法抹杀张晓勇的人性之善，但也没必要为了放大这种“善”而刻意扭曲其价值选择的真实轨迹。说得更直白一点，如果张晓勇当年在外企能实现他的“研发梦”，还会有今天的“高材生保安”吗？
每个人的人生都是无可复制的故事，高材生的人生也未必就不能平铺直叙。往深处说，这不是缺憾，恰恰是进步。开放而多元的人生通道，不会为你安排按部就班的生活，能力与学历、常识与素养、情商与实践，都可能随时跳出来考验你、折腾你———至于纸面上的分数，固然有“成王败寇”的逻辑，但终究不再是人生的“最后一役”。从这个意义上说，高材生也有“非高材生”般的命运，谁说不是这个时代在理性地向前发展呢？
真正值得思考的，倒是下面三个层面的内容：一是我们害怕代际固化，却又见不得“例外”的人生，这算不算叶公好龙？比质疑“高材生当保安”更值得警惕的，是对一切领域里“龙生龙凤生凤”的盲目认可。冠军也可能沦为乞丐，高材生也会有不风光的命运，官员子女也会沦为阶下囚……这些都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二者，大家都希望职业平等，但在骨子里，舆论的价值天平上还是会将职业分为三六九等。这当然不能怪民众市侩的眼睛，而是不少劳动要素集中的职业，没能收获对等的尊严与幸福。劳动力价值被低估、劳动保障权益被虚置，保安才会在公众认知中有不光鲜的色彩。三是社会对“成功”的定义仍然是片面而单维的。薪资福利固然对应着某种生存能力，但一些人安于淡然、甘守平静的生活，也不能说是失败的事情吧？只有看得起每个大写的“人”，阶层与阶层之间、群体与群体之间，才不会有那么多的对立与成见。
在“高材生”们大多光鲜亮丽的时候，理解“张晓勇们”的寻常幸福，也许才是一个真正多元社会的美好姿态。
[新华网-重庆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