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sciencehuman.com 科学人 网站 2014-07-12
国学百年流变：从救亡火种到教育偏方
6月，北京出现一宗“虐童案”，当人们拷问以国学名义举办的培训班的“老师”虐童时，国学也成为了质疑的对象。与此同时，暑假来临，国学夏令营、国学班风行各地，多在景区、名人故居、乡村等僻静处安营扎寨，学生们诵读经典，体验琴棋书画等传统文化，不失有趣。家长们则用高额的学费，来换取应试教育之外望子成龙的一剂偏方。
在更广大的范围内，国学书籍的出版与阅读亦方兴未艾。今年以来，出版有章太炎《国学概论》与《回真向俗：章太炎国学讲义》、梁启超《国学小史》等。当代学者的作品也是很多人书桌上的旧爱新宠。
这是如今“国学热”的表象。在表象之下，国学如同一条河流的河床，河面浪花激荡，河床呼应着浪花，不断延伸向前。从这一角度来说，回溯显得必要，到底什么是国学？百年以来，国学如何流变甚至异化？尝试了解这些答案，不只是理解“国学热”，缓解某种文化乡愁，更是着力于中国文化、教育的现状与未来。
国学、国粹与国糠
东京的天空下着大雨，章太炎面对两千多名留学生，发表演讲。这是1906年7月15日，他刚出狱，被孙中山接到日本，主持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
在现场，章太炎自称“神经病”，因为“古来有大学问成大事业的，必得有神经病才能做到”，他希望在场者都有“一两分的神经病”。演讲中，他呼吁要“用国粹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把国粹与爱国联系起来。
在章太炎看来，提倡国粹，并非要“尊信孔教”，推崇儒家，而是让人们“爱惜我们汉种的历史”：“近来有一种欧化主义的人，总说中国人比西洋人所差甚远，所以自甘暴弃，说中国必定灭亡，黄种必定剿绝。因为他不晓得中国的长处，见得别无可爱，就把爱国爱种的心，一日衰薄一日。若他晓得，我想就是全无心肝的人，那爱国爱种的心，必定风发泉涌，不可遏抑的。”
3个月后，章太炎在东京发起“国学讲习会”，不久在此基础上成立国学振起社，“广告”上说讲课的内容包括“诸子学”、“文史学”、“制度学”、“内典学”、“宋明理学”、“中国历史”等。这意味着，“国学”不仅开始用来指代“我国固有的文化、学术”，在当时的时代环境下，还与爱国保种紧密相连。在今年1月出版的《国学概论》一书中，章太炎对此皆有发挥。
其实，早在1902年秋，梁启超曾有意创办《国学报》，写信与黄遵宪商量，“以保国粹为主义”，使用了“国学”一名。之所以是“使用”，是因为这一名词是从日本传过来的，最初是针对中国学问。“日本人在19世纪晚期用‘国学’或‘国粹’已不再针对着中国儒家，而是与西方的学术相抗衡。但中国人借用这两个名词都是为了与‘西学’互相沟通。”在《余英时访谈录》中，学者余英时说。
梁启超提出保存国粹，其“民族国家的意味更为突出”，救亡保种成为这一时期国学的一个主旋律。1904年，国粹保存运动的中坚人物邓实即已强调国学与救亡的联系，认为“国学不明，大义终塞，将有国破种亡之惨”。许之衡也提出“国学即国魂所存”：“保全国学，诚为最重之事矣。”
针对“国粹”的提法，1909年，学者宋恕认为不存在完美无瑕的国学，提出“国糠”一说。后来，中国人自创新名词，即“国故”。“‘国故’一词在价值上是中立的，就是说中国过去的老东西不一定是‘粹’或‘渣’。”余英时说。
【拓展阅读】
《国学概论》 章太炎
中华书局 2009年
章太炎认为研究国故要从自国自心发出来，这一本《国学概论》便是从他的自心出发而与自国之内在需求相呼应。此书不仅收录章太炎的国学论述，更选入多篇国学演讲，是一本经典的国学入门书。
《中国学术通义》 钱穆
九州出版社 2012年
钱穆虽然认为学术本无国界，“国学”之名恐不成立，但他一生耕耘于斯，正是受到国学的驱使。在这本书中，他强调中国学术的独特性，在如今连思维方式、话语方式都显西化的语境下，读此书，若能再次审视中西文化，最终平视西方，当善莫大焉。
存废之争到书单之争
1918年11月，鲁迅在《新青年》杂志上对“保存国粹”表达质疑，认为一国独有的事物未必是好东西，不一定值得保存。他讽刺道：“譬如一个人，脸上长了一个瘤，额上肿出一颗疮，的确是与众不同，显出他特别的样子，可以算他的‘粹’。然而据我看来，还不如将这‘粹’割去了，同别人一样的好。”
在新文化运动前后，学者们对国学时有论争，简单来说，是传统与反传统的立场的对立。鲁迅反传统，自然有人拥护传统。其中，“书目之争”横跨数年，胡适、梁启超、吴稚晖、梁实秋等人加入论争，最具有代表性。
应《清华周刊》记者的邀请，1923年，胡适为即将赴国外留学的清华学生列出“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以便学生在短时间了解国故常识。他开出的书目分为“工具”、“思想史”、“文学史”三个部分：14种工具书中甚至包括《世界大事年表》、《佛学大辞典》；思想史书目有92种，以先秦诸子、佛经、理学为主，时人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等人的作品也收录其中，还包含胡适本人的著作《中国哲学史大纲》；文学史书目有78部，其中“历来被视为俚俗低下的元曲、杂剧、传奇、话本、小说也占据了近一半的篇幅”。胡适认为，这一书目不仅私人可用，“还可以供一切中小学校图书馆及地方公共图书馆之用”。
没想到，胡适列出的书单，连邀请者都提出质疑，认为所涉国学范围太窄，“思想史与文学史便是代表国学吗？”，转而邀请梁启超。梁任公批评胡适开列的书单“文不对题”，更惊讶胡适的书目里竟然没有史书，“不见《尚书》、《史记》、《资治通鉴》的踪影”，而梁启超认定“史部书为国学最主要部分”。他新开了一个国学入门书目，范围广，说明精要，不仅在当时反响热烈，时至今日，仍然极具价值。
吴稚晖则把国学和小老婆、吸鸦片联系起来，认为国学乃臭古董。他表示，整理国故尚不到时候，当前之要务是发展物质文明。“……人家用机关枪打来，我也用机关枪对打，把中国站住了，再整理什么国故，毫不嫌迟。”吴稚晖写道。
在学者余世存看来，无论是胡适，还是梁启超，对国学书目的理解皆偏狭隘，“他们忘了进入国学有四万八千法门，如何让普通的中国人感知中国的心灵，是知识人应该考虑的”。余世存进一步解释道：“直到今天，国学书目在我们大众心中仍是繁难的，例如一部《论语》，每一代学人中都会有无数人在上面盖自己的名章，国学却没能完成社会化、大众化。这正是当代人仍不能不面临的历史任务。”
中西通才的涌现与衰微
在晚清民国，即便某一段时间西风强盛，甚至主张“全盘欧化”，也有学者提出“与西学互相沟通”，融合中西文化。可以说，这是百年国学的又一个主旋律。
王国维认为，中西二学盛则俱盛，衰则俱衰，风气既开，互相推助，“且居今日之世，讲今日之学，未有西学不兴，而中学能兴者；亦未有中学不兴，而西学能兴者。”
即便如此，西学占据主导地位，深刻影响着中国。在西学的冲击下，过去的经史子集四部之学，正一步步退出历史的舞台，从晚清开始，新的学科体系基本上是按照西方的标准建立的。中国传统讲求博通之学，培养通才，已无落脚点，影响持续至今。
1925年，吴宓出任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主任。当年9月，面对入校学生，他发表开学演说，提出国学院“非为某一校造就师资，乃为中国培养通才硕学”。在当时的情境下，提出培养“通才硕学”，而不是某一领域的专门学者，无疑需要极大的勇气。
吴宓聘请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担任导师，世人誉为“清华四大导师”。在短短的四年时间里，清华国学院招收74名学生，其中涌现出陆侃如、王力、谢国桢、蒋天枢等大批名家，成为一个“学术神话”。
钱穆一生秉承对中国传统的坚守，致力于培养通才。在《中国学术通义》序言中，他提出：“中国传统，重视其人所为之学，而更重视为此学之人。中国传统，每认为学属于人，而非人属于学。故人之为学，必能以人为主而学为从。当以人为学之中心，而不以学为人之中心。故中国学术乃亦尚通不尚专。既贵其学之能专，尤更贵其人之能通。故学问所尚，在能完成人人之德性，而不尚为学术分类，使人人获有其部分之智识。苟其仅见学，不见人。人隐于学，而不能以学显人，斯即非中国传统之所贵。”
陆懋德是清华大学历史系首任系主任，他提出要造就“中西并重”的全才。1942年，对于国学，他却大失所望：“民国以来，治国学者，多循一时之尚，而入于琐碎考证之学，故三十年之结果，竟无全才可用。”
这一文化失落，从未停止。2009年，新清华国学院成立，对于“专才”与“通才”，该院副院长、学者刘东在《道术与天下》一书中痛陈道：“打个比方，如果人类的知识构成，在任何堪称正常的传统社会，其所谓‘专’和‘通’或‘约’与‘博’的比例，大概都只会是三七开，那么，到了工业革命以后，这两种学识间的比例，就率先从西方开始滑坡，逐渐发展到了五五开、甚至六四开；按说，这样的一种现象，已经是够不正常的了——而我们竟还要变本加厉，基于对西方文明的偏颇总结，继续朝一个明显的偏向滑落，终于滑到了七三开、八二开，甚至九一开！”
被异化的“国学热”
1949年至80年代，可以说是“国学冷”时期，国学、学人或被批判，或被边缘化，个中滋味百感交集。上世纪八十年代，空气相对自由开放，“寻根热”应运而生，其中，探寻中国传统文化者不乏其人。至九十年代，用国学家楼宇烈的话说，“‘国学热’从夜里悄悄升起”。
余世存重新感受到“国学热”，是在2004年。前一年，被称为“权利之年”，民生、民权被着力强调。到了2004年，突然停顿、转向，文化活动活跃起来，其中更重要的文化事件是“甲申文化宣言”，9月由季羡林、任继愈、杨振宁、王蒙等人发起。
对于这一宣言，余世存认为缺乏交流的对象，“是自我表演作态”。他同年写下《老调子不会唱完》一文，“今天看来，那篇文章几乎是一篇预言”。2011年，在回顾“新世纪国学热的发展”时，清华国学院院长陈来则认为，这一宣言“反映了政府、专业学者、学术界、知识界、文化界一种面对全球化挑战的对于中国文化的‘共识’”。
与此同时，更多“国学热”的因子从民间开始聚拢、发力。2005年前后，依托央视《百家讲坛》，通过易中天、于丹、阎崇年等人的讲述，孔子、老子、曹操、清朝十二皇帝，进入人们的视野，相关书籍、影像制品畅销一时，由此引发的“国学热”余波至今未歇。有学者认为，这“契合了现代社会压力下人们突破浮躁社会风气、从古代思想精华中寻求自我心灵平静、平衡生活的心态”。
国学班、国学夏令营、现代私塾也层出不穷。家长们花高额费用，送孩子学国学，诵读经典，体验传统文化带来的乐趣，试图找回应试教育中所缺乏或被压抑的部分。在企业管理层面，国学同样被视为偏方，管理者不只想求得个人内心的平静与充实，更着眼于用国学来管理企业。
对于国学的现状与未来，作为清华国学院的副院长，刘东甚为焦虑。他描绘了理想的国学教育：“比如孟子故里，拨多少亿，盖更大的楼堂馆所，有意思吗？要恢复国学，就是要恢复这里的琅琅读书声，恢复整个文化生态，孩子长大知书达理、诚实守信，让当代的孟母们一看，想搬过去。”
【拓展阅读】
《道术与天下》 刘东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年1月
篇幅所限，探讨国学时，未涉及“汉学”。其实，二者可谓双生花，即使旁观者视之，也会滋味杂陈。学者刘东面对海外汉学的专业、扎实、广博，不免心生焦虑。当然，这本书不只是谈汉学研究，其中“传统研究”和“教育研究”皆有独到见解，值得细读。
《国学开讲》 范曾
中信出版社 2014年6月
范曾虽争议不断，但宣讲国学，“在国学的普及这一方面，有积极作用”。他认为国学的当代意义，是“抵达人类心灵的快乐与自由”，确实如此，这正是社会所需，亦是人心所求。
采写/新京报记者 吴亚顺
[新京报]
7月3日，是陈寅恪的生日。记者走进清华大学国学院，脚步声在木地板上回响。“很安静，这就对了。”学者、国学院副院长刘东道。楼外的草坪上，毕业生纠结于用何种姿势拍毕业照。
我们谈到“国学热”引发的种种乱象，刘东一再提到国学师资的培养困境，教育部没有“国学”学科代码，国学院正常招生无法开展。校长曾提议办国学少年班，刘东以沉默作为回答：“人心坏了，做起事来就难了。你想想，如果你9岁就被宣布是清华大学学生，是什么诱惑？我都没办法做学问了，后门要被踏破，收谁，都会被骂不公平。”老清华国学院有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四大导师，书写了教育史上的神话。前者已不可追，如今，清华国学院重在承续一种学术精神。“国学像空气，污染了，才知道重要。如果没了，那要命。”
“国学热是功利滔滔的反弹”
新京报：现在谈论国学，有一个时事背景，新闻爆出国学班的孩子受到“老师”虐待，与此同时，暑期国学班、国学夏令营十分火爆。
刘东：这非常不像国学所要求的，教国学要循循善诱。国学班打孩子，你得看是不是以国学的名义在打人。想想看，非国学班就没打过孩子吗？“礼失”之后，大家想起中国文化的好处来。“国学热”和其他的热不同，是从民间自己生发的，甚至是老爷子老太太看完《百家讲坛》，有兴趣去重新了解国学。如今社会功利滔滔，反而使得人们觉得国学很有道理，国学热是功利滔滔的一个反弹，不过，反讽的是，正因为利欲熏心，各方面人士都像苍蝇见血一样参与进来，国学本应该用于对这些功利心理进行“冷处理”、反思，而不能让国学也被糟蹋成功利滔滔的一部分。清华大学国学院刚成立的时候，不断有人呼吁开门招生。如果国学院能够正常招生，我想“国学热”的一些问题会被消解，但是，在现行的学科代码之下，不能培养正常的国学师资，那怎么应对社会对国学强大的需求？
新京报：还有一些成人参加的比如总裁国学班，是什么样的状况？
刘东：对于总裁班，也应该两面地看。我偶尔被拉去上课，有一个感觉，反而是那些总裁们最早知道国学的妙处，哪怕是人生意义这样的题目，他们都很有兴趣，放下繁忙的业务，掏出重金，参与进来。当然，他们毕竟从商业打拼的间隙中投入进来，很急，希望一块“压缩饼干”吃完就知道国学是什么，这也会产生一些问题。心沉不下来，学国学还是不行。
新京报：这可能也反映出人们对国学班的某种认识或期望，觉得那里是传习传统文化，不会打孩子。
刘东：打孩子的事，比如学体育的孩子，挨打的少吗？当然，如果以国学之名打人，认为国学就是这么专制，那就是错了。中国过去的社会，之所以还能够被容忍，并不是因为有一个专制的政体，而是有很多专制政体的劝谕者、警戒者、讽喻者，他们是以儒学为代表的士大夫，不断教育皇上和大臣，和专制的代表共治天下，比如尚贤、使能、纳谏、考试、监察，各种制度，其实是其他国家在同样的发展阶段所没有的。事实上，国学是中国传统社会比较人性的那一侧面的代表。
“国学是保证中国发展的动力之一”
新京报：那么，“国学热”到底对中国社会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刘东：我不是“国学热”的参与者，我对于学问一直是“恒温”的。不过，我也观察到，“国学热”中还有很多问题值得玩味。首先，传统的义利之辨，至少能够约束五分之一的人类——中国人，因为我们是一个无宗教而有道德的国度，不能用宗教的办法来约束人心，只能用道德的宣讲来确立做人的标准。对于中国人来说，这无疑是最有效的。当然，这个道德并非无懈可击，否则，就不会出现“五四”运动，不会产生对传统社会的批判了。不过，正如我多次说过的，中国的古代史和现代史加在一起，才更加全面地告诉我们，一方面，即使有了儒家这个社会也不是无懈可击的；但另一方面，如果失去了儒家的制衡，这个社会就简直是一无是处了。更重要的是，人们还是深陷在功利之中。比如，有人来请你讲课，不听你讲“四书”，一开口就说什么“曾国藩的管理学思想”，还是想要挣钱。其实，应该从挣钱这件事脱离出来，从国学的角度来反观它。
新京报：这种乱象，正反映出文化价值的混乱无根，需要价值重建。从国学的角度来说，能提供什么资源？
刘东：太多了。你平时想到的价值，比如西方基督教，信徒向耶和华祷告、忏悔，这算是很高的道德了。但是，从国学的角度来说，这是很低的境界，孔子说“仁乎远哉！我欲仁，斯仁至矣”，“仁”在我心中，由此就足以不欺暗室，自在充满，而如果非要上界有神灵看着，才能不违反十诫，那已经是不道德了。另外，国学同样强调个人自由，只是在国学的价值体系中不是最高最主要的，它还要强调人和社会、人和自然包括人和自我的和谐。
你回过头来看，儒家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而子说“天下之言，不归于杨，即归墨”。杨指杨朱，墨指墨子，都是讲“利”，如果失去宗教的制约，又没有道德的正面引导，那么，有多少中国人，就会产生多少杨朱。现在的中国人可以说是十三亿个杨朱，都有吃好点过好点的愿望，中国的GDP冲上去了。但是，这十三亿个杨朱，失去儒家的制衡，产生了道德困境，相互之间缺乏关爱，整个社会不是一个有机体。其实，老祖宗的东西很重要，以往把国学看得太被动，现在来看，国学才是保证中国长治久安甚至是发展的动力之一。
【链接】
名片
刘东，学者、清华大学国学院副院长，著有《西方的丑学》、《理论与心智》、《道术与天下》等，与人合编有《审问与明辨：晚清民国的“国学”论争》。日前两本新书《再造传统》和《思想的浮冰》由世纪文景出版。
书介
《审问与明辨》收录了1902年至1947年以国学为对象的学术论争，包括梁启超、章太炎、马一浮、胡适、鲁迅等人的文论。在国学问题上，这种“前贤与后辈的相通”，能够引起我们的警醒，不仅对于国学的误读、自以为是，还能在前贤的基础上，对于国学的现状与未来，付出心力，获得升华。
故事
我小女儿三岁时，上清华幼儿园，老师批评说：“只有你们家小孩还没有学会背《三字经》，别的同学都会背了！”我太太给我压力，说你这还是国学院的副院长呢。我回答，这不要紧，真正能讲《三字经》的老师还没有被培养出来。
采写/新京报记者 吴亚顺
[新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