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振宁纵谈“归根”历程

　　杨：这个我想不是一句两句话所能够讲清楚的。从大环境的立场上讲起来，我当然老是觉得我有生以来八十年，世界所发生的事情很多，可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我觉得从人类长远的历史观点来看是中国的崛起，是中华民族的崛起。我为什么讲呢，我当然还记得七十多年以前，我在安徽合肥的头六年，那个时候的中国的落后不是今天的像你这个年纪的人所能想象的。这个跟今天神舟号上天这个距离是不能想象的。这个我想不止是中国人可以深受可以感觉到这个分别，这个进步，我想从人类的历史上快速的进步也是惊人的是史无前例的。

　　从小范围来讲的话的，我1929年7岁的时候到清华园来，清华园那时候恐怕只有现在1/10。我们家那时候住在西院，西院就是在这个后边，那个房子现在还在，不过破旧的不得了。我在清华念的那四年书，后来在崇德念了四年，可是家还是住在清华园里头，所以我曾经说这是一个非常美丽的一个成长的时代，因为那个时候中国当然困难很多，先是军阀混战，后来又是日本人1931年占领了东三省，到了1932、1933一直到1937日本继续想要把华北给它拿过去，所以在这个地方是动荡不安的。

　　小片2 [清华少年]

　　童年照片，与父亲的照片背后的说明

　　上个世纪30年代的清华大学，大师云集，盛极一时。

　　杨振宁曾说：“在我的记忆里，清华园是很漂亮的。我跟我的小学同学在园里到处游玩，几乎每一棵树我们都曾经爬过，每一棵草我们都曾经研究过。”

　　作为清华大学数学系教授的扬武之先生，也敏锐地注意到儿子杨振宁超人的领悟力。

　　在杨振宁12岁的照片后面，杨武之先生写下这样的话：“振宁似有异秉，吾欲字以伯环。”

　　而在他弟弟眼中，看到的是一个和小朋友骑自行车满校园跑的大哥。

　　主：我看到您弟弟写的回忆当中，他说那个时候您带着他们在清华园里头骑车很厉害，一堆小朋友在一起。

　　杨：我有个弟弟他比我小了八岁，叫做杨振平，现在已经是美国的一个退休教授了。他四岁的时候，我把他带在自行车的前头，从上面冲下来结果有一天不小心蹭了一下边，所以整个我们两个人连自行车都翻下去了。结果把他这儿蹭了一个大口子，出了很多血。我当时脑筋很清楚，赶快把他送到校医院。那个时候的校医院就离那个地方不远，现在叫做蒙明伟楼，现在已经不是医院了。那时候送到校医院，大夫把它给缝起来，然后带他回家、哄他，说不要哭，不要告诉爸爸妈妈，还请他吃了一些饼干之类的东西。他现在还记得，因为他这儿还有一个伤痕。

　　小片3 [杨武之教授]

　　杨振宁的父亲杨武之教授，是最早将西方近代数学引入中国的先驱者之一。

　　1923年，杨武之考取了安徽省官费留学美国。先在美国西部的斯坦福大学学习一年。在1923年斯坦福大学中国会的名单中，第11人杨克纯就是杨武之。一年后，杨武之进入美国中部的芝加哥大学，获得了硕士和博士学位。

　　上个世纪30年代，杨武之担任清华大学数学教授，在那个时期，清华数学系培育出了一批世界级的数学家，其中的佼佼者就是华罗庚和陈省身。

　　2002年，世纪之约记者采访陈省身教授时，他谈到了他和杨家几代的友谊。

　　主：我看您在回忆当中写到，说可能在谈到父亲对自己的影响的时候，可能是这种学识方面的。

　　杨：因为我父亲是念数学的，所以我家里头有很多数学书，这个当然对我有很大的影响。虽然那些数学书很多是英文的，或者德文的，不过里头有图画，其中尤其有一个对我后来的研究工作有相当大的关系的，我父亲有一本书，是一位叫做Groups的，是一个瑞士的数学家所写的，很有名的一本书叫做《群论》。我当然看不懂,可是它上面有图,把它这17种图都印出来,我对这个很发生兴趣.所以我就拿去给我父亲看,我要他给我解释.我父亲我记得是说，这个一时不能解释清楚，你将来你会对这个也许注意。这个话呢后来是兑现了，为什么呢，因为我后来在昆明，在西南联大念书的时候，在四年级要写一个毕业论文。我去找当时的物理系一位教授，叫做吴大猷先生。吴先生后来做了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前几年过去的，90几岁了。他那时候当然是个年轻的教授，他给我了一篇文章，他说你去看看，这个文章你看了有什么心得，这个文章所讨论的是对称跟分子物理学的关系，分子物理学是当时很重要的研究分子的物理学，分子里头有很多对称。所以吴先生要我去看这篇文章。我把这篇文章拿给我父亲看，我父亲不了解分子物理学，可是他对于对称很了解，他说对，对称我是数学里头研究的很清楚的一个观念，所以他就给了我一本小书是讲对称的，那么这个书是我对于《群论》的入门的这本书。这个以后对我一生有决定性的影响，因为我一生所做的有2/3的工作是在叫做基本物理学，而基本物理学在20世纪里头一个基本的一个观念就是对称，你看我写的这个上面有这一句话叫千古三旋律。为什么要讲千古三旋律呢？因为我前几年想了想，说20世纪的理论物理学有什么最重要的旋律，最重要的长远的，有决定性的影响的主题观念，我把它起个名字叫做旋律。我分析了一下，写了一篇文章，做了一个演讲，说是有三个旋律，三个主题旋律，一个是量子化，一个是对称，一个是向外因子。所以你可以看这个对称在20世纪的物理学所占的重要性，那么我搞到对称里头，与我刚才大概所讲的这个经历有很密切的关系，所以回想起来我是在一个我父亲的书房里头长大的一个孩子，当然受到了他对于对称的书的影响。这当然又是我非常幸运的另外一段。

　　小片4 [母亲的影响]

　　在父亲去美国留学的那一年，杨振宁刚刚十个月，母亲罗孟华带著他住在合肥。

　　在以后的6年时间里，杨振宁和母亲相依为命。

　　1928年，即将回国的杨武之给夫人发了一个电报，让她带孩子在上海相聚。

　　在以后的艰难岁月中，母亲将一生奉献给了丈夫和五个子女。

　　杨振宁的弟弟杨振汉后来回忆说：“从我略通人事时始，就感到我身处一个十分美好的家庭之中。父亲是一家之主，他和母亲共同缔造、共同创建了这个美好的家庭。”

　　主：说到母亲您自己讲是精神气质的一个影响。

　　杨：我母亲跟我的关系也是非常之深。因为我父亲在我10个月左右就去美国留学，那个时候我母亲跟我住在安徽合肥。我刚才讲了合肥是非常落后的一个城市，所以我们在那儿住了五年，到我六岁的时候我父亲从美国回来，然后我们才离开合肥。我父亲跟我母亲都是1896年出生的。就是还是在光绪的时候。所以我母亲小时候是缠脚的。到了民国以前几年开始解放了这个脚。可是终其生她的脚还是一个变形了的脚。在当时的社会情形之下，我母亲当然就有些害怕。说是假如我父亲回国不要她了，那个时候我是老大，我是唯一的孩子，那我母亲怎么办呢？在我母亲80几岁的时候她跟我讲，说是隔壁有一个教堂，有一个天主教教堂，天主教教堂那时候要把一些中国人变成教徒。那么合肥把这个叫做吃教。这个名字也很有意思。为什么叫吃教呢？因为你要判依了天主教，它就可以给你在里头有一碗饭吃，所以民间叫这个叫做吃教。我母亲跟教堂里头有位吃教的女人熟了，所以后来在她80岁才跟我说，我父亲还没有回国的时候，她想假如我父亲回国不要她了，不要我了的话，她就带我到那儿去吃教。后来没有发生这个事情。假如发生这事情，我今天不会坐在清华园里头跟你讲话的。这当然又是我一生非常幸运的。我头23年基本上都是跟我母亲在一起的。我母亲是一个旧式的女人，是一个意志非常坚强的。我常常想我父亲跟我，还有我的弟弟妹妹们，在能够坚持，能够有极坚强的意志这方面都远远不如我母亲。比如说是我们在抗战的时候在昆明，前后8年的样子，那个时候经济情形非常困难，因为通货膨胀的很厉害。我父亲的薪水是远远不够，所以那个时候我们一家几口，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兄弟姊妹一共五个人，所以能够撑下来，与我母亲的操劳跟坚强的意志有非常密切的关系。我跟我母亲的关系你也可以说是非常简单。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知道我们彼此都知道我们的关系是绝对的，是没有任何疑义的。现在世界变得复杂了，我在美国住了很多年，我自己的家庭，我看有亲戚朋友的家庭，现在世界变复杂了，人跟人的关系，包括父母跟子女的关系都比从前复杂得多了。我跟我母亲的这种绝对的没有复杂的关系，我想今天很难再有了。这个也是我常常反省，也觉得是我一生另外一个很幸运的一段吧。

　　小片5 [西南联大]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杨武之先生将妻子和四个子女送回合肥老家。只身到湖南组建长沙临时大学。上海沦陷后，杨武之日夜思念妻儿，几周之内，前额头发尽白。

　　1938年，杨武之回到合肥，和妻儿经广州、香港、越南辗转来到昆明，在这里度过了八年抗战岁月。

　　也就在这一年，杨振宁以同等学历直接从高二考入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

　　杨振宁先生后来说：“抗战8年是艰苦困难的日子，也是我一生学习新知识最快的一段日子。”

　　主：我看您在回忆当中写，在西南联大的时候当时跟黄昆，还有张先生，你们三个同学，然后还在昆明的街头的叫茶馆类似于这样，争论不休的这样的讨论学术上的问题当地的当兵的押着犯人走过去，在那样一个环境和气氛当中在学习。

　　杨：是，是。我在西南联大念了四年书，后来又念了两年研究院，完了以后又教了一年联大附中中学的课，所以可以说是跟联大发生了七年的关系。这七年的关系是我一生有关键性影响的关系。那个时候物质生活非常困难，你刚才所讲的我们几个人整天在每天都在茶馆里头坐着喝茶高谈阔论的，这是我这一生里头很重要的一段。事实上我看这是所有的做过研究生的人都有的经验，就是在研究院里头你所学到的东西对于很多的研究生主要不是从老师那儿学的，是从同学之间学的。因为你跟老师的接触到底是时间比较短，而且你不见得能够问的很深，你问了一个问题他回答了以后，你就没有时间或者不好意思再问一下。同学之间你可以继续不断地辩论下去，所以所有的，我所知道的研究生都认为他们在彼此之间所学到的比在课堂里头学到的还多。这个在昆明那一阵子我们几个人尤其是这样，因为我们当时不止是上课在一起，我们住在一起，尤其是高谈阔论的时候也在一起，那么当时我们所要学的是一个20世纪重要的物理学的革命，叫做量子力学。所以我记得这是1942到1943年那一年，我们都是研究院一年级的学生，就通过整天讨论，我们对于量子力学有了一些认识，我想没有通过这种很激烈的，很复杂的讨论，也许不容易完全体会到。今天黄昆我每次来都去看他，他不行，现在身体不太好，半年以前他情形还好，听说现在最近情形差一点，他我很高兴他前几年得了中国最重要的科学奖。

　　小片1 [留学美国]

　　1945年9月，经过一个月的海上航行，杨振宁和20几位中国留学生到达美国纽约。

　　曾涛：在中国上了23年的、经过了23年，突然到美国去读大学了，上研究生了，是不是在那个时候您自己就体会到这样一个很深刻的差距？

　　杨振宁：这是所有的中国的留学生都有的印象，就是觉得美国人很热情，那么也很客气，假如碰你一下他就说是对不起，那么你随便给他做什么事情他就说Thank you，可是再过几个礼拜就发现了这只是很表面的，就是美国人好像不容易跟你发生一个比较深入的关系，那么这个我想一两年以后所有的留学生都有一个感觉，觉得这个美国的人际关系跟中国的人际关系不一样，这个我想与我刚才所讲的是有关系，就是中国对于人际关系的永久性在很小的时候就灌注在这个小孩儿的脑子里头，到了美国发现他整个的人际关系不是建筑在这种关系上，所以很多我想去了一两年的中国的留学生，从前是这样，现在还是这样，就觉得好像美国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太冷淡，这个我想是整个社会不一样的地方。

　　小片2 [与大师的交往]

　　1946年，杨振宁注册为芝加哥大学研究生。是因为他仰慕的物理学大师费米在这里执教。

　　曾涛：我知道您曾经在中国当学生的时候，那么对当时世界上的一些科学的大师，比如说爱因斯坦还有费米等等，很多人都是很敬佩的，而当您到了美国之后就真正和他们接触上了，在很多人来看也是非常难得的，那么您在跟这些大师接触上之后，您对他们哪一位的印象是最深刻的？

　　杨振宁：我最熟悉的当然是费尔米，因为他是我在芝加哥大学的老师，我曾经说他这个最使得所有的人佩服的地方，就是他是两个脚站在地下，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是绝对可靠的。他讲出来的话你就知道是不随便讲的，是都是有很重要的根据的，那么他这个学问也是这样子的，凡是他做过这个东西呢，这里头最重要的精华的东西呢，你可以保证都已经建立了，这是他的特点，他不幸是53岁的时候就得食管癌过去了。

　　那么我还另外对我影响很大的呢，是爱德华·泰勒。我跟泰勒念书的时候，泰勒将将40岁的样子，还不到40岁，他最近过去的，他90几岁最近过去的，那个时候他已经相当有名，不过没有后来有名，他后来有名是因为他变成了所谓的氢气弹之父。他有个特点跟费尔米相反，就是他这个主意非常之多，那么我曾经说，泰勒大概一天平均有十个新的主意，其中九个半都是错的，不过在物理研究里头你每天有半个不错的就是很了不起了。那么他还有个特点是我跟他相处了很短的时候就了解到了，他跟中国的传统完全不一样，中国的传统是说你不要乱讲，你这个东西还没想清楚你不要去到处讲。他不然，他主意非常多，而且他愿意跟人讨论，所以你走到走廊那儿他就抓住你，我对于这个分子今天有新的了解，然后他就跟你讲一下子，那么你如果不同意他的话，他也不在乎，而且呢他很愿意接受，假如你有一个正确的批评，然后他就可能跟你再讨论下去就可能写出来一篇有意义的文章。这个而且我还记得他常常讲的一句话,这也是跟中国传统相反的,他常常说,比如说他问你在做的研究工作做的怎么样了,他说(英文),你是不是现在做得很高兴,但中国的话念书是叫十年寒窗的,是在苦苦的念,他不是,他思想非常活跃,很高兴讨论,所以他的这个心态是在一个发扬的方向,这个我想与传统有关系,与他的个性有关系。总而言之我在芝加哥大学，在费尔米跟泰勒那个地方学到很多的东西，不过我曾经讲我在学习的过程里头除了小时候以外，有两个过程，一个是在西南联大的，一个是在芝加哥，这两个过程对我都有极为重要的影响，第一个过程里头呢是照中国从前的办法学到了很多东西，而且学的非常瓷实，比我同时代的美国同学学的瓷实，然后在这个根基上到了美国，在芝加哥大学发现他们不讲究这个，他们所讲究的是当时还没怎么弄懂的东西，对于这些东西特别注意，那么特别去整天在那儿想，那么这个呢给了我一个新的教训，那么我非常幸运呢就是把这两种方法结合在一起，这对于我后来的工作有决定性的影响。

　　小片3 [从实验物理到理论物理]

　　杨振宁在费米的指导下，已开始希望在实验物理方面进行研究。经费米介绍，杨振宁来到艾力逊实验室从事加速器的实验工作。

　　但是他用加速器所做的试验却不成功，在泰勒的建议下，杨振宁转向理论物理研究。

　　曾涛：我看到您在芝加哥大学的回忆当中，有一段是特别有意思的,您说当时在爱里森的实验室里面有一个笑话,凡是有爆炸的地方一定有杨振宁。

　　杨振宁：对,这个的原因是因为我去美国的路上,我自己想我要去念什么呢,那么我知道我在联大念的理论的东西很好,我又知道物理最后的最后是要做试验的,要不然你闭门造车是不行的,而我基本没有试验的经验,所以我说我到那儿去得要做一个试验的论文。那么后来我就到一个叫Allison的实验室里头,到了实验室里头才发现,第一我发现我从前没有这个经验,所以呢美国的同学都是最简单的,因为他们从小就要动手,我都不会弄,所以这个是很不行,而且后来发现比这个更困难的是原来这个有许多事情是他们有另外一个讲不出来的学习的方法,所以我说比如说是有一些电子的仪器,这电子仪器当时很复杂,可是又做得不好,所以常常就坏了,坏了以后怎么办呢,于是我就把图纸拿出来去研究,我发现我那些同做试验的同学,他们踢了一脚就好了,所以我也来踢一脚没用处,这个就是做试验的人他有一个,别说是我们机器上要漏气,要到漏气的地方,我从来找不着,弄两三个钟头还找不着在哪儿,但是我那个叫做(英文)的,他说在这个地方果然就是在这个地方。我问他你怎么知道呢,他也讲不出来是什么,那我想这个就是有些人手巧,他这个还不止是手巧,他对于一个试验的设备,他掌握的程度跟我不一样,所以就有刚才所讲的那个故事,不过他们对我都很好,因为我们可以帮他们做习题,我可以帮他们做好习题做的很快,而且做得很好。

　我说那个18个月,20个月在实验室的生活对我有没有用处呢,很有用处,这在那一阵子我所做的50年代我做的研究工作有决定性的影响,所以这个代表我那十几个月在(英文)的实验室里头并没有白费。

　　小片4 [恋爱]

　　普林斯顿高等研究所，世界著名的数理圣地，集中着当时世界上最知名的学者。

　　大物理学家爱因斯坦当时就在这里。

　　(《诺贝尔世纪》中爱因斯坦的活动影像，VCD中的杨振宁谈爱因斯坦)

　　1949年，杨振宁申请到这里进行研究。一年后，所长奥本海默给他继续研究五年的机会，一次美丽的邂逅，却使他在这里一呆就是17年。

　　曾涛：我看到您在50年的时候当时决定接受奥本海默的建议就留在普林斯顿，是这样吗？50年的时候。

　　杨振宁：是，我是1949年,我是1948年得博士学位,然后芝加哥大学留我在那儿叫做教员,一年以后我申请到普林斯顿。为什么我想要去呢？因为我知道我在芝加哥学了很多的东西,可是那个时候有一个新的方向在理论物理学里头，叫做重整化,(英文),而芝加哥大学没有人在做重整化的东西,而重整化的东西当时做的最热的一个地方就是在普林斯顿,所以我就去申请,那么很快的奥本海默他是,(英文),就同意我可以去一年,那么我告诉了费米,告诉了泰勒,他们说这个很好,不过费米跟我说你只应该去一年,因为他说那个地方的东西太抽象,他说这像是中古的修道院,那么我当然完全了解他的意思,那么所以我就去了普林斯顿，在普林斯顿一年以后,差不多还不到一年,大概半年多以后,费米就给了我邀请,要我回去芝加哥，奥本海默说是他要留我,再留五年,那么普林斯顿当时是做理论物理最活跃的地方,所以你要问在普林斯顿对于做理论物理,从学术的立场上讲起来比较好,可是在芝加哥有两个好处就是学校的位置比研究所的位置稳,长期讲起来稳定。不过最后我决定留在普林斯顿，是因为那时候,1949年我去了,1949年秋天我去了普林斯顿，几个月以后在圣诞节的假日,我在一个饭店里头看见了杜致礼,杜致礼是我从前在联大附中教书的时候学生之一,那么所以后来我们香港的话叫拍拖,在大陆现在date叫什么?

　　曾涛：叫谈恋爱,约会。

　　杨振宁：叫什么

　　曾涛：约会。

　　杨振宁：约会,那个时候正是我要追求date的时候,所以就在1950年的春天我得做决定。那么当然普林斯顿离纽约很近,她在纽约念书,所以后来我就决定留在普林斯顿。这个我想也是我一生很重要的一个转折点,我们那年到8月里头结婚的。

　　杜致礼是著名将领杜聿明的女儿，婚后，他们在普林斯顿度过了一段美好岁月，养育了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

　　小片5 [诺贝尔奖]

　　1957年，是中国人在人类近代科学史上具有特殊意义的一年。这一年，首次有两位中国科学家，以革命性的深邃理论成就，获得了在世界科学上有至高地位的诺贝尔物理奖，而且到现在为止，这也是诺贝尔奖正式记录中，仅有的两位登记为中国国籍的得主。

　　杨振宁和李政道的名字从此成为全球华人的骄傲。

　　曾涛：在2001年的时候我们栏目转播了诺贝尔奖的百年盛典,正好是100周年的时候,在准备资料的时候我们就发现57年度的物理学奖的获奖,就是您当年获奖的成果和它最后获奖的时间特别短,因为诺贝尔奖一般可能会需要几十年以后这个成果才会发奖,那么只有一年的时间,那当时为什么会这么快获奖？

　　杨振宁：是这样,不错,我的印象我当然没去调查过,恐怕,因为诺贝尔奖给的时候一定要是有发表了的文章,我们得奖的那个文章是1956年10月1号发表的,结果在第二年,57年的1月,吴健雄他们宣称他们证实了我们所提出来的宇称不守恒,所以这个时间是三个月,然后又过了9个月,到1957年10月底他们就宣称给李政道跟我诺贝尔奖,这个之间距离是很短了,我想这是破纪录的,而且我想到现在这个纪录还没有被打破过,我不敢讲我这句话一定是对,到那个时候为止是空前的,那个以后是不是有更短的我不知道,不过有的话也是很少有的,那么你问出为什么缘故,这个道理其实很简单,因为第一宇称不守恒是当时大家都很难相信的,因为受很是比较对称的,大家自然而然就觉得是更喜欢对称的,可是还不止这个,因为在那以前所有的试验都是对称对称对称,我们的提议是说在一个小的范围之内,也不是小的,在一个很弱的情形之下它不对称了,这个好像讲不出道理来,为什么要不对称呢,觉得自然界不会有这种稀奇的现象,这个是所有的人当时都有这个想法,包括我们,我们所以是大胆的提出这个的原因,是因为那时候有一个叫做(英文)谜,那个谜大家都不懂,所以历练套跟我去研究了一下,觉得好像假如是宇称不守恒在弱相互作用里头就可以解释这个谜,我们不相信这个一定是真正的解释,因为我们也跟别人一样,觉得宇称应该是守恒的,可是我们觉得这个应该去研究,而且大家以为过去已经有实验证明宇称是守恒的,那些想法是不对的,这是我们真正的贡献,就是我们的贡献是说大家想当然觉得宇称应该守恒,而且这个事已经有试验的根据,这一点我们的文章指出来是错误的,所以就是说宇称在弱相互作用守恒。我们指出来是当时没有试验的根据,所以应该做试验,所以我们就提出来四五种试验,那么结果吴建雄做出来试验做出其中的一种,他这一做出这一种以后,哇一下子打开了一个门,所以大家都去做剩下的那些种,所以就发现所有的这些弱相互作用不是一种,很多种,都是宇称不守恒,这个就是等于把它不是物理的一种试验,是很多方向的东西全面的要重新来估价,这个事所以当时震惊,所以你要说是50年代,最在基础物理学里头最震惊的贡献恐怕就是那个,所以很显然,到了那代,到了10月他们开会的时候就觉得要给这个,所以当时并不觉得稀奇,就是那个事确实是振动了整个物理学的一个发现,很多人本来做别的试验,都放弃了,赶快也都来做这个宇称不守恒,所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几十个试验都做出来了。

　　小片7 [吴健雄]

　　为杨振宁李政道的质疑理论提供实验依据的，是另一位华裔实验物理学家吴健雄女士。

　　在华盛顿的国家标准局，吴健雄和那里的科学家于1957年1月完成这个著名的实验。宣告宇称定律已经死亡。

　　1月15日，杨振宁给正在度假的奥本海默发了一个电报，告诉了他这一结果。奥本海默回电“走出门了。”物理学家终于走出了困扰他们的黑屋子。

　　美国媒体大篇幅报道这一科学上革命性发现的三位中国科学家。但是，吴健雄没有同时获得诺贝尔奖，却成为诺贝尔奖历史上的一个至今未解之谜。

　　曾涛：当时吴建雄教授为什么能够在那么快的时间之内迅速就把这个试验做成了？

　　杨振宁：这是这样,是吴建雄的试验并不那么快,做了,从开始到做出来半年的样子,是这个他后来有些描述,因为那个时候一个试验要做半年已经是一个复杂的试验了。那个时候跟现在不一样,现在实验室越来越大,人越来越多,动不动做好几年的试验,在100年前试验通常就是一两天的,到了50年代的话,做半年的试验已经算是比较复杂的了,那么所以这个吴建雄大家都认为他们那次应该给他,也给他诺贝尔奖金,为什么没给到现在并没懂。再过三年,到2007年就是1957年以后50年了,那诺贝尔奖金委员会有一个规定,说是一个奖给了以后50年,他那个时候讨论的经过记录可以,研究科学史的人可以调查,所以那个时候就可以了解到为什么他们那一年没有给吴建雄,吴建雄我曾经说他的厉害的地方有两点,一点这个试验相当难,是用了两个从前没有合在一起的技术,他把它合在一起做了,那么第二个呢是大家都以为这个试验做出来以后一定是宇称守恒,就好像没什么特别惊人的地方,而又不那么简单,所以大家就不肯做。我说吴建雄独具慧眼,就看出来了。他也相信做出来以后宇称是守恒的,可是他认为即使是守恒的,既然从前没有做过试验,而物理里头重要的定律必须以有试验来做最后的根据,所以这个试验还是值得做的,这是他过人的地方,结果是出其不意的,是出所有人的意外,包括我们,包括吴建雄自己是一个振动整个物理学界的一个结果。这当然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件事情,美中不足就是美国没给他诺贝尔奖。

　　曾涛：杨先生,您今天还能够给我们讲述一下,就是当时您得知到就是自己获得诺贝尔奖的,当时的情景吗？

　　杨振宁：是这样,当时是10月底,1957年10月底,忽然瑞典一个新闻记者从纽约打电话来,我也并不认识他,他说他要到(英文)来访问我,要到我家里头,把我太太跟我,那时候我唯一有一个孩子,给我们照相,就约好了说好,我跟我太太就猜想这个可能与诺贝尔奖有关系,因为我们知道诺贝尔奖是瑞典人搞的,当然并不准知道,后来他来了,他给我们照了相,那个相片我还有,结果我就问他,他说是他听说我跟李政道可能得诺贝尔奖,他也去照了李连道他们,所以等到后来公布我们得奖那一天,立刻报纸上都登出来了,因为他已经预先照了照片,这里还有一个故事是这样,到那个时候以前都是这样的办法,就是他们奖金委员会讨论,基本已经达到最后的决定,不过还没有最后投票,于是就告诉了新闻记者,然后呢所以新闻记者准备,然后呢他们,因为最后要由瑞典皇家科学院投票,等到投票的时候是给这几个人以后,他们赶快就登出来,后来有人指出来说这样不好,因为假如皇家科学院否决掉了,把这个消息已经露出去了,所以他们就说是告诉了他们,可是不准他们泄露,就是告诉了,是这样,后来就发生一个现象,是有些报纸的还没有投票的时候他就给登出来了,这当然是不好,所以于是就警告他们了,我可以告诉你,对你将来有方便,可是在没有投票以前你不可以登出来,然后就发生一个什么现象呢,他们就把那个现象露到南美洲去,然后南美洲的一个报纸就登出来了,然后瑞典的报纸上就说南美洲的某某报纸上登着,这就是所谓的外销转内销还是什么,所以最后呢他们改了,近年来呢他们现在完全改了,他不告诉新闻记者,投票,投票完了以后立刻公布,所以现在得奖的人都是临时,假如那人在美国的话,因为瑞典中午的时候美国还是在清早,常常是一清早得到一个电话,说是你得到诺贝尔奖了,不过我们那是有好几天,预先就猜想到是怎么回事了。

　　曾涛：当您得知到这个消息之后,自己是什么样的感受呢

　　杨振宁：你也可以说因为那年在1957年1月的时候,李政道跟我都知道我们这个工作极为重要,所以是说要迟早要得到诺贝尔奖金我想是大家都认为是必然的事情,有没有一点惊讶的地方呢,有一点,就是来得那么快我们并没想到,因为一般要一两年的时候,尤其是诺贝尔奖的提名是2月1号截止,吴建雄他们宣称他们做出来宇称不守恒是1月中,所以中间只有两个礼拜的时间,所以这个很可能并没有被人提名,所以为何这么快，是谁提名的，当时都不知道,这要到2007年的时候才知道

　　小片8 [诺贝尔奖宴会上的讲话]

　　1957年12月10日，在颁发诺贝尔奖的祝贺宴会上，杨振宁发表了一篇具有强烈情感色彩的讲话。

　　“今天我站在这儿向你们叙述”

　　曾涛：我那天在书里面看到了您在诺贝尔的颁奖的典礼上的发言,那么这段发言我觉得看完之后非常的震撼。我非常想知道当时写这样一个发言稿的时候,您想到会站到诺贝尔颁奖的典礼上对全世界说您要讲的话,当时您是怎么样来考虑这样一个讲稿？

　　杨振宁：我觉得那个里头讲的几句话是第一是真心话,第二是我觉得讲的很好,因为是反映了我当时的心理状态,而且你也许知道我后来在香港有个电视台访问我,不是电视台,无线电台问我说是杨教授,您觉得你一生最大的贡献是什么,我说我最大的贡献是帮助中国人克服了自己觉得不如人的心理。这个与我在1957年所讲的话是有同一个道理。换句话说就是站在诺贝尔得奖的那个典礼上的时候,我深深的觉得到得奖这件事情不是我一个人的事情,正因为我想我曾经经受过20世纪初年中华民族的沉沦的状态,通过我自己的经验,通过我父亲母亲的经验,感觉到很深,所以我完全了解到当时这个典礼有远远超出去我个人的意义,我想这个与我今天回来,定居在清华也都有很密切的关系。我想这个我这一生很多的事情,好像在每一个转折的点的话都促使我走到了一个方向,所以就变成了今天这个状态。我有时候在看你刚才讲的我那个演讲,我觉得有几句话是写的还不坏的,就是我那几句话讲的确实是我当时非常深的,而且是长远的感受。

年轻时的杨振宁。

北京电视台《世纪之约》栏目采访著名科学家，诺贝尔奖得主杨振宁先生。

　　小片1

　　日内瓦会面

　　1957年，就在杨振宁获得诺贝尔物理奖之前的几个月。他在瑞士日内瓦见到了离别12年的父亲。

　　以后与父母的多次相聚，杨振宁不仅感受到天伦之乐的极大满足，也从父母那里得到了许多中国的消息。

　　主持人：在1957年吧,应该是,在日内瓦第一次和父亲母亲见面.

　　杨振宁：朝鲜战争发生了以后，当然美国跟中国的关系就断绝了，所以对于中国发生什么事情也没有什么报道，所以对于中国的情形很不清楚。那么我跟我家里头呢一直是采取一个政策，是说我们不要害怕，还是继续通信，所以至少我对于家的情形是有一些了解。可是信里头对于整个的局势当然不能够有什么描述，所以第一次我对于中国多了一些了解，就是那次是我父亲去，我们一块儿住在一个公寓里头，那是第一次，那次很好，我父亲也很高兴。所以后来我们在日内瓦又聚会过两次，一次是1960年，一次是1962年，后两次我母亲都去了，那么通过这些接触以及后来在1964年，在1971年又在香港接触，使得我对于中国多了一些认识，这个对我有很大的影响。

　　小片2

　　1971年回国

　　1971年夏天，杨振宁乘坐法航飞机回到了阔别26年的祖国。成为中美关系解冻以来第一位访问新中国的著名华裔学者。

　　在北京他受到周恩来总理的接见。

　　8月4日，他登上长城，留下了这张历史性的纪念。

　　这是他当年回国时留下的一些记录镜头。

　　主持人：那个时候应该说从学术界来讲，从美国到中国可以说是绝无仅有，而且很多人都认为当时您敢于选择这样一个机会，这样一个时间回来可以说是非常有勇气和胆识的。

　　杨振宁：是，俄国大革命以前有一个俄国的物理学家到剑桥去念书，叫做卡皮查。卡皮查后来得了诺贝尔奖金，他是在70年代得的诺贝尔奖金。那么俄国大革命以后他就常常，他后来太太也在剑桥，他就常常夏天的时候度假就回到苏联，那么这个很多年了，结果30年代有一天他回去被斯大林扣住了，不让他回到英国去。这是很有名的一件事情，尤其在物理学界大家都知道这件事情。后来我1971年要想去中国，我的很多华裔的或者非华裔的朋友说你绝对不能去，你知道卡皮查被斯大林扣住了，你要去的话你是不是也会被扣住。我很有信心，我说中国的作风跟斯大林不一样，我为什么有这个信心呢，就是因为我跟我父亲我母亲的接触，所以我当时的看法是完全对的，我说假如我去了，我跟中国的领导人说，我要定居在中国，那我相信中国一定欢迎，我要不提这件事情中国不会跟我讲这件事情。我这个猜想完全正确的，所以我那时候我想是比较有名的华裔的科学家第一个到新中国来的。

　　主持人：我非常想知道，因为您是1945年离开中国去了美国，虽然后来跟家人见过面，但实际上到1971年回到中国，中国有20多年的时间，就根本没有再回来过了。那么当你第一次着飞机说要到中国了，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

　　杨振宁：这个感受我想是不是我一句话两句话能讲清楚，是一个真正也可以说是“触及灵魂”的感受。最重要的感受是我所看见的工作跟1945年我离开的中国完全不一样了，我对于我所看到的中国的这个大的改变有了一个极深的感情上的振荡，而这个振荡从今天看起来是应该有的，所以我并不后悔，我记得我回到美国去再实习给了一个演讲，那个演讲是满座，因为那个时候中国非常稀奇，现在有一个他们认识的杨教授去了中国一趟，要来讲新中国，大家都来听，听了以后有人写下了个记录，那个记录的标题是因为我讲了一个故事，我说我在北京住了差不多一个礼拜，住在北江饭店，我还记得那时候的北江饭店是很蹩脚的一个房子，我住的那间屋子很大，墙上挂了一个对联，“唯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我说我日夜对着这个我对于新中国到底在干什么有了一些了解，这句话我想是对的。

　　小片3

　　杨振宁与邓稼先

　　第一次回国的时候，杨振宁就见到了老同学邓稼先。此前，杨振宁已经从国外报纸了解到邓稼先参与了中国的原子弹和氢弹工作。

　　在上海的离别晚宴上，杨振宁收到邓稼先从北京派专人送来的一封信，告诉他原子弹完全是中国人自己完成的，那一瞬间，杨振宁热泪盈眶，不得不离席整容。

　　1986年7月，邓稼先逝世，在给邓稼先夫人许鹿希的电报中，杨振宁说：“稼先为人忠诚纯正，是我最敬爱挚友。他的无私的精神和巨大的贡献是你的也是我的永恒的骄傲。”

　　主持人：我想在1964年的时候中国的原子弹爆炸当中有一位很重要的一个功臣，就是邓稼先。那么他是您的同学。您在1971年回来的时候也见到了他。那么我记得您问过他很重要、您非常关心的问题，就想知道在中国的原子弹的建设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外国的人参与过，当时是您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

　　杨振宁：是，中国1964年试爆原子弹以后，立刻美国的报纸有种种的报道，其中就讲中国对原子弹有贡献的有些什么人，上边就有邓稼先的名字。另外又有一个报道呢是说韩春，毛主席派了一架飞机到陕北，把韩春飞到北京，帮助中国做原子弹。这些都看见了这些消息。所以我看见邓稼先的时候我知道这个有些问题不应该讨论的，我只问他说你在什么地方工作，他说在外地，我就没有再问下去了。后来我临上飞机回上海的时候，我憋不住就问他，说是我没有讲韩春，我只是说中国这个原子弹是不是完全是中国人做的，那么他说他的印象是完全是中国人做的，不过他说他最好再去证实一下。那么后来，我后来听他的太太说，他后来写了一个报告，大概好像是说一直达到周总理那儿，周总理说应该讲出实话来，所以邓稼先就写了一封信，可惜现在这封信我找不着了，他写了一封信跟我说，这信上是说除了在最早的时候有一些苏联的帮助以外，主要的工作都是中国人自己做出来的，这个信是我在离开上海……

　　主持人：是1971年吗？

　　杨振宁：他们是派一个人专门当面拿这个信送到那里交给我的，我看了以后我有一个极度的感情上的振荡。这个我后来写的文章上讲了，这个我想也与我这个人整个的对于我是什么人这一点有一个很深的，与我整个人的对于世界的认知有密切关系的几点结合在一起，所以当时变得非常感情冲动。我想这个也是因为这是很复杂的事情，所以我想中国在19世纪所受到的“欺负”这件事情，对于我父亲那一代的知识分子，到了我这一代的知识分子，有一个灵魂深处不可磨灭的印象，这个印象与我当时的反应有密切的关系，当然这里头还有一层是因为我知道邓稼先在里头有很重要的工作，而邓稼先是我儿时的非常熟的朋友，所以这些都纠缠在一起，不过总而言之这是一个真情流露的事情。

　　小片4

　　杨振宁与中国

　　1964年，杨振宁加入美国籍。

　　在《中国根与美国籍》一文中，他描述了这个艰难的过程。

　　主持人：杨先生您刚才也提到了，在您的或者说灵魂深处或者很多自己去思考的一个地方，中国根和美国籍的问题，您以前在文章中也提到过，这个问题是不是您一直以来思考过很多的，您一直在提到中国的中国根和美国籍？

　　杨振宁：是，这个你也许看见过我写的这篇文章。我想这个事情对于每一个或者说对于绝大多数的要换一个国籍的人都必须要经过一个挣扎，这个不止是中国人，我在1982、1983年写的有一篇文章上面描述这个，那上面还讲了我在电视上看见罗伯特·佛罗斯在肯尼迪就职美国总统的时候，他请佛罗斯特念了一段诗，那个诗写的非常之好，他所描写的是一个从外国来的人要想放弃他原来的国籍所要经过的一个挣扎。假如我是诗人的话，我应该今天再写一首诗，我想是描写我今天的心态，不能讲我今天的心态是跟这个心态是向不同的方向，不过情感上是在另外一个方向，这是没有问题的。

　　小片5

　　杨振宁与中国

　　1966年，杨振宁成为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爱因斯坦讲座教授。

　　作为一位伟大的物理学家，杨振宁对理论物理学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自1971年回国后，杨振宁为中国和美国两国之间做了大量的工作。

　　1977年，杨振宁担任全美华人协会首任会长，积极促进中美建交。

　　1979年初，邓小平访问美国，中美建交。1月31日，全美华人协会在纽约希尔顿饭店举行盛大宴会欢迎邓小平。

　　主持人：实际上您整个青少年时期的成长都是在中国，所以应该说东方的价值观对您有深刻的影响。您23岁之后就去了美国，在美国呆了这么长，60年的时间，这么长的时间这种西方的文化和观念也给您带来了非常深刻的影响，那么您觉得这种变化对您来说有多少？

　　杨振宁：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因为这个问题所包含的内涵太多。这个西方的文化里头有，可以说是非常重要的元素。刚才所讲的，说是一个小孩儿从小就让他一个独立，这个就是其中的一点。我想这不止是我今天回到清华园来，事实上我在美国这几十年也随时都在想这个问题。我想这两种文化是都有非常重要的特点，而各有短长。你也许知道大概十年以前美国哈佛大学一个有名的教授叫做塞缪尔·亨廷顿，他写了一本很有名的书，是认为以后的世界是一个文明的冲突，这个书赞成的人很多，反对的人也很多，我觉得他里头有些地方讲的是对，不过有些地方是不对的，不过不管怎么讲，说是今天整个世界的发展方向是走到一条非常清楚的道路，这个道路就是西方的文明。以美国为首，到了21世纪将来是要跟新崛起的中国文明，变成一个对立的状态，这个我想是没有疑问的。为什么在众多的文明之中今天崛起的是中国的文明，这个我想最简单，你也可以问说印度也有古的文化，伊斯兰也有重要的古文化，可是没有人会认为21世纪印度的文化或者伊斯兰的文化会能够跟西方的文化达到一个对立的地步，没有人会这样子，为什么，这个当然就是代表说中国的古文化里头有非常重要的元素。这些元素使得到了20世纪，使得中国的文化能够崛起，能够高速的崛起，而且是势不可当。这个是我常常反省的一件事情，当然这是非常大的题目，为什么这么古的文化到了明朝以后变得这么落后，而到了20世纪又能够有一个可以说是新的文艺复兴。这个我想都是值得大家研究的问题，我回来了一两个月一个很高兴的事情就是发现，再再你可以发现文艺复兴，可以说是文艺复兴的现象。

　　小片6

　　80年代初，杨振宁在纽约大学石溪分校设立了CEEC奖金，自美国和香港捐资支持中国各大学、各研究所人员到石溪作访问学者。

　　在香港，杨先生创立中山大学高等学术研究中心。

　　在南开大学数学所，杨先生应陈省身教授之邀，组织理论物理研究所。

　　在北京清华大学，他创立了清华数学高等研究中心，为中国培育高级研究人员。

　　主持人：您对现在中国的这种科学和教育有一种什么样的看法？

　　杨振宁：我对于中国的经济社会，科技的发展前途基本上是很乐观的态度。当然里头问题多得不得了，不过你如果看从一个世纪的观点来看，或者你从20年发展的观点来看，你就知道中国一定有非常强的，内在的道理能够使得过去所有的这些转变能够实现。单讲科技的发展，第一今天因为世界科技的发展产生了一个人类历史上所没有过的一个机会，就是可以用多种方法创造新的财富，这个是19世纪以前没有的，那么20世纪催生了这个可能，到21世纪可能开花结果，并不是每一个社会都会利用这个时机，而我认为中国社会是很会利用的。（北京电视台《世纪之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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