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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家传记：从完人到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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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人
网站 2004-06-30
在刚刚出版的《展演科学的艺术家——萨根传》中，暴永宁先生有一篇相当精彩的“译者前言”，谈到了国外科学家传记从古典向现代的转化，也就是从完人向常人的转化。恰好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同时也推出了一批中国科学家的传记，记者受到启发，展开了对中国科学家的传记的调查采访——中国科学家的传记是否也经历了，或正在经历这样的转化呢？
《哥德巴赫猜想》以后
我国科学家的传记，应该说从１９７８年才起步的，从徐迟的人物通讯《哥德巴赫猜想》开始，经历了第一个高峰，１９５３年参加工作的《科技日报》记者郭梅尼说，在此以前，科技报道数量都很少，更不用说科技人物的报道。从《哥德巴赫猜想》以后，一批描写竺可桢、杨乐、张广厚等人的通讯报道，相继问世。
这批作品，以记叙张广厚的《勤奋出天才》为代表，大多描写科学家勤奋刻苦的事迹。这是一个特定的时期，当时的传记作者面对的是被文革耽误了青春和学业的青年人，他们从张广厚这样勤奋的科学家身上，看到了自己的道路和前途。《勤奋出天才》的作者郭梅尼说，她以后的很长时间，常常碰到读者对她说，她的作品给了自己极大的鼓舞，并最终学业有成。
此后很长一段时间，我国科学家的传记，一直停留在通讯的篇幅上，几乎没有能独立成书的传记作品。
１９８４年，杨振宁曾对中国的传记作品提出过批评，他对两位提出要给他写传记的中国记者说：“在徐迟写了《哥德巴赫猜想》以后，我在大陆看到很多科学家传记，不是说他们往树上撞，就是往墙上撞，不是累了往头上浇冷水，就是饿了啃干馒头，科学家都是这样的吗？那么科学的乐趣在哪里？”
２００２年《中华读书报》曾发文探讨中国科学家传记原创匮乏的问题。其实，在２０世纪末、２１世纪初，中国原创科学家传记经历了第二个高峰，以华罗庚、杨振宁、吴健雄等人的传记为代表，科学家的传记从通讯发展到了图书的水平。单从数量上看，进步是相当大的，今年上半年仅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就出版了两本中国科学家的传记：《吴汝康传》、《张香桐传》。而去年出版的《钱三强传》更是原创传记中的佼佼者。
打造《哥德巴赫猜想》的历史条件已经过去，年轻一代的读者已经不满足于“陈景润式”的偏执，他们需要更丰满的“人”。目前出版的传记作品能满足他们的需要吗？
科学家是怎样一个人
记者曾在一位酷爱传记的读者那里看到满满一书架传记图书，其中科学家的就占了四层，翻译与原创比例为３：１，他明确向记者表示，更爱读翻译的作品。
从书名上看就暴露了原创作品在风格、个性上的不足，大多原创作品被简单地冠以传主的名字，而翻译作品则丰富得多，《别闹了，费曼先生》、《会思想的萝卜》、《奇异之美》、《星云世界的水手》这样的书名，很容易吊起读者的胃口。
目前，国内传记大都采用——童年—求学—科研，或者再加上出国与归国——的相同格式，在哈佛大学研究了两年传记的学者、北京大学世界传记中心主任赵白生说，国内的科学家传记，读过以后，知道了传主的生平、科学成果，却不知道这是怎样一个人。
暴永宁在“译者前言”中谈到国外科学家传记发展时，举了伽利略的例子说，国外的传记作家曾回避他对宗教势力妥协的一面，他们从完全回避，到断然批判，到客观评价，经历了相当长的阶段。
综观我国科学家的传记，目前还处在回避负面因素的阶段。赵白生以著名华裔科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李远哲 为例，解释说，李远哲在美国求学时，实际上是经历了相当大的挫折的，花同样的时间，别人写了２００多页的论文，而他只写出了四十几页，还充斥着文法的错误。他读过的好几种李远哲的传记，对此一节都略去不谈。
回避人际关系中的矛盾，是科学家形象塑造的另一个误区，一个同行曾告诉记者，他采访一位著名科学家时，提到了一位和他同样有名的同行科学家，这位被采访者马上表示出完全的不屑：“他连大学都没有上过，有什么资格做学问。”当时这位记者很震惊于对同行的诋毁，事后他才知道，这是他的常态，几年后，这位记者看到了这位科学家的传记，对矛盾固然只字未提，对传主的品格更是一味褒扬与赞美。
而国外的传记对这种矛盾却相当坦诚，在莱得曼的自传《上帝粒子》中，他公开承认自己对丁肇中的偏见和敌意，以及丁先他数年拿到诺贝尔奖时，他那种酸葡萄心理。
记者在采访几位传记作者时，有一种感受，他们大多对传主有一种很崇敬的心理，谈到对传主的印象时，充满激情和景仰。他们的景仰之情相当的真诚感人，而或许就是这种景仰，使他们有意或无意地回避了人物的性格缺陷。《阿西莫夫逸闻趣事》的作者在序言强调说，自己崇拜阿西莫夫，但力求实事求是，“我相信，阿西莫夫的过失和伟大一样，都是他自身的组成部分”。
翻一翻传记的写作经过，还可以看出大多作者只采访传主的亲友，很少有人采访和传主有矛盾的人，这也是一个普遍现象。
另一个原因，则在传主身上，赵白生认为，中国科学家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不善于表达个性，也不善于鼓励别人表达个性。《吴汝康传》的作者李路阳谈到的采访体会，或许可以印证这一点，她说，吴汝康不善修辞，很少用夸张的字眼，细节常常叙述得并不仔细，需要反复追问，甚至查找资料才能补齐，对生活事件不太精心，对自己在文革中的磨难，叙述得非常淡然，而对学术问题却很有兴趣。这其实也是中国科学家的性格。因此在中国科学家传记中，也很难看到像在《上帝粒子》中写到的，莱德曼跑到列车员那里要座位时说：“我是诺贝尔奖获得者。”而被当成疯子这样的生活趣事。
没有钱谁来写
尽管中国的科学家传记创作不尽如人意，而传记作者们的精神却相当感人，为了采写３万字的通讯，郭梅尼只身跑到宋健家乡采访，为了掌握更多的资料，她在自己家中招待宋健的同学住，３万字前后写了２年，最后得到的报酬用她自己的话说：“不能叫赚钱。”李路阳则更是个忙人，能写书、能写剧本，做什么都比写传记赚钱。“人情”两字是她们的支撑和动力，“应该为这些杰出的科学家留下点儿什么。”说起来最让李路阳欣慰的是，在采访期间，吴汝康两次中风，直至失语，她终于在他有生之年，为他“抢救”了一生的事迹。
然而单靠“人情”很难支撑整个传记创作行业，按目前的稿费标准，一本２０万字的传记，不过几千元，而记者认识的一位专门给企业家写文章的业余作者，稿酬都能达到一个字一元钱。
去年刚刚庆祝过从业５０年的郭梅尼已经年近７０，她说一生最大的憾事，就是没能把她策划的一套传记“通向科学之路”做下去，最大的原因就是没有钱，没钱就没有人肯来写。
“职业化、专业化程度不够”是赵白生对传记创作的客观评价。他说对比起来，我们的传记创作无利可图，相比之下，国外的传记作家，几本书下来可以在繁华地带买房子。利益的诱惑，使很多文人等着给传记做“枪手”。
目前国内的传记作者，除了少数像郭梅尼这样在金钱上相当单纯的老一代科技记者，或者像李路阳这样因为感动，偶尔“票”一把的作家外，清一色的是传主的亲人、秘书、学生，传记写作对他们来说是“非功利”的，熟悉传主是他们的长处，写作经验不足，考虑市场不够是他们的短处，他们中几乎没有人，会继续写下去，从“处女作”吸取的经验也再无用武之地。
科学家传记不可能像国外那样靠传主掏钱，要想发展下去，市场是唯一的经济来源。目前，国内公众的科学素养偏低，在同样水平的传记中他们首选的并不是科学家的传记。赵白生主编了“布老虎丛书”的一个传记系列，其中有思想家、艺术家、企业家、军事家、科学家、冒险家，卖得最好的是思想家和企业家的传记。(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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