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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冶金和晶体学家郭可信眼中的艺术世界http://www.sciencehuman.com 科学人 网站 2004-08-06
这是郭可信眼里的金属微观世界，也是他的艺术世界。 曾涛：现在在您带的这一大批的学生，做这个准晶的研究，在国际上现在都属于一个很领先的位置。 郭可信：在合金学上我们可以说做的不错的，因为我们这个准晶有五重旋转对称，这 个过去认为不允许的，在我们晶体学上讲叫禁止对称，不允许有这个，所以一旦发现了准晶，发现了五重对称，那就等于把过去几百年来建立的晶体学推翻了。 曾涛：完全？ 郭可信：不是说推翻吧，现在叫要把它扩大，把准晶也包含进去，所以引起比较大的重视。就是它又硬，又有良好的韧性，你比如现在飞利浦斯的那个剔须刀，现在也都是用的准晶的一个材料，因为它又硬又耐腐蚀，所以外科手术刀啊，缝的线啊，现在开始用这种合金了。 曾涛：您刚才讲到这儿我就在想，作为一门还没有完全广泛应用的一种基础科学的研究，那么在一般人理解应该它就是说是很难想象或者一般人会说它是枯燥的，但是我想在一个专业的研究人员眼里面 ，那么在您看来这个是非常之美的而且是兴趣无穷的。 郭可信：五重对称在自然界里是存在的，花，绝大部分的花都是五瓣的，一个苹果，你把它从一半削出来，你看它的苹果核也是五瓣的，还有很多自然的，海里面的海星肯定是五重的，五次的大部分单颗粒病毒也都是五重对称的，那么至于很多建筑，现在这个穹顶建筑我们北京也建了不少，也是五重对称的，因为你要变成一个球面你非得有五重对称不可，而球呢认为是一个和谐的美，上古希腊文化到现在，艺术家始终对这个五重对称呢是很钟爱的，所以包括达芬奇也好，达利，近代的画家达利也好，都做了不少五重对称的图案，画了不少这种图案，那么我们准晶呢，有五重对称，所以你要看它在生长出来也很美。 1931年，年仅七岁的郭可信跟随父母来到东北哈尔滨。不久，918的炮火，就让少年的郭可信开始了不断的逃亡生涯。 郭可信：我父亲在黑龙江修铁路，所以我们家就在安在哈尔滨，“ 9-18”事变首当其冲就是东北了，之后我父亲就先回来了，等到他稍微工作有点儿头绪之后，我妈妈就带着我们几个年轻的兄弟还有我妹妹一起就先到天津，因为天津是我妈妈的娘家，所以在天津住了大半年，后来他们又，我妈妈又带着我年弱，比我小的弟弟妹妹到四川去了，因为我父亲那时候在四川修铁路，1937，14岁就把我留在天津念中学了，那么又赶上七七事变，日本人在1937年呐，我们都记得很清楚，七七是芦沟桥事变，天津是七二八，就7月28号晚上它占的天津，那么就是一夜的这个炮响啊，当时我住在我的姨姨家里，正好我还有两个哥哥也在天津，北京念书，就我们一起就从天津跑出来了，坐英国船，那时候安全起见嘛坐英国船，从天津到塘沽，然后从塘沽又到了青岛，然后坐火车经过济南，南京，武汉到了重庆，那时候一路上都有这个。 曾涛：全都是逃难的人是吗？ 郭可信：逃难是逃难，但是那时候都有平津流亡，平津学生流亡同学会，因为那时候有大量的北京，天津的学生逃出来，所以各个地方啊都有组织的，我们住在学校里，吃饭都不要钱的，这样子一路跑到后方去，那么跑到，跑出来之后就分两路了，有一路就到陕北去了，有一路呢就，因为我家在重庆嘛，在四川，所以我们就到四川去了，那么这个也不是我一个人有这个历史，当然我这跑的一路是挨着日本人打。 1938年底日本人占了武汉，当时还没有事儿，因为重庆市，你这应该知道，雾重庆，一冬都是笼罩在屋里面。 郭可信：等到39年春天，雾化了，三峡天气比较明朗，日本飞机就顺着长江就进来了，那么一连几个月吧它老在那儿炸，你可能也听过535，5月3号，5月4号，日本人。 曾涛：重庆的那个大轰炸 郭可信：日本人四十多个小时，连续轰炸，结果重庆烧光了三分之一大概那样子，满天都是红的，那时候我们跑警报，我们叫跑警报，也是常事儿，警报一来…… 曾涛：是不是都跑出经验了？ 郭可信：对对，警报一来立刻就怕铺盖一卷，外面弄个铜油布，因为重庆潮湿就跑到，走出去三里地，三四里路吧就找到一个田坎儿然后铺开就睡觉，因为第二天还回来上课，尽管日本人天天炸我们，学习没有中断 。 曾涛：好象至今背上都有一个炮弹的伤痕是吗？ 郭可信：1940年一个夏天，一个晚上，我们跑出去了之后，那时候我们也都习惯了，出去立刻就睡，有时候日本飞机声音来了我们就醒了，听到日本飞机轰轰轰的就醒了，然后炸弹下来呀我们也习以为常了，就听到它声音就沙跟“末期”声，那比较远，那你还可以不理它，但是那一次就不一样了，那个声音是很尖的，刺耳的声音，尖叫声当时觉得不好，这飞机，炸弹就在头上一样，那么我年纪，还有一个比我小的一个，一个同学在跟前，我就把他摁在地下，我当然也趴下了，然后炸弹就，就落在我们三十米附近吧，三十米，那时候就感到地呀，地动山摇，就好象地震一样，人就，人趴在地上都跳起来了，就是震起来了，然后我觉得背疼，我以为是个弹片扎到了，等后来一看呢是一块泥巴，就是弹片飞起带着很热的泥，掉下来，把衣服烧个洞，把身上也烧个疤，那附近的树都是这么斜的，都剔个光头，所有的树都砍掉了，幸亏我们当时趴在那个弹片飞起来那个死角里面了。 湄潭是云贵高原上的一片世外桃源，抗战时期，浙江大学几经迁校来到这里，后来这一事迹被誉为“中国近代史上一次文军的长征” 四十年代，世界著名中国科技史专家李约瑟博士访问这里，称之为“东方的剑桥”的大学。后来从这里走出了四十五位院士。 郭可信：那个湄潭的确是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但是因为它很偏离，离遵义还有七八十公里，所以浙大去了对他们当地文化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那么浙大竺可桢校长啊，竺可桢是我们国家的，在气象学他是开山鼻祖一样啊。他是礼贤下士，请了很多有名的教授到浙大去的，有的是才回国的，二十几岁的他就登门去拜访去把他们请来，你比如王淦昌，大家都知道，搞原子弹有功勋的，他当时就是从德国回来不久就，就到浙大去的，在物理系教书，那么数学系苏步青，还有苏步青的老师陈建功，生物系有谈家桢教授，现在在复旦大学搞摩根的遗传学派的一个，还有贝时璋，贝老，现在一百岁了，在科学院里，很多的这些，还有一些年轻的，比如钱定西教授，他才二十几岁，刚从欧洲回来，竺可桢，有一次我问他，我说你怎么跑到浙大的，他说我住在贵阳的旅馆里头，朱校长有一天就来了，当面就跟我说你到我这儿，到浙大来教书。还有钱钟韩，钱钟书的弟弟，那时候不是二十几岁，三十岁不到，从英国回来就把他请过来了，所以朱校长是，他不但自己是个很好的科学家，他也慧眼识人，他请来很多教授，特别是很年轻的，二十几岁，不到三十岁的，而这些人呢是给浙大带来很好的学风的，也培养了很多好的学生。 曾涛： 跟这样一些，你说的很，有年轻的，有更老一点的，这样一些学者在一起的时候，那时候给您的这样的启示是什么？ 郭可信：那上，上课听他们讲课也是一种享受啊，反过来说吧，那时候生活很艰苦，而这三个地方，包括遵义，那时候都没有电灯，我们都是点着桐油灯，用个灯草芯，现在人可能都不大，不大知道了，灯草芯，我们一个月发给我们板进桐油，所以两根灯草芯我们都舍不得点，因为油，怕油不够，就是一根灯草芯桐油灯还冒着烟在那底下读书，包括遵义那时候电灯也没有，所以我们那时候生活也比较艰苦，学习条件也比较差，但是热情还是比较高的 曾涛：那么在那样一个战乱的这个学习，对您在这种学术上或在精神上这样的一种影响是什么呢？ 郭可信：那肯定有影响在那么一个战争的条件下，出来的人，肯定他的民族意识要强一些，他的国家概念要强一些，所以像我们这一批出国的，就是四十年代出国的，他总是想着自己国家，过去受欺负，就是因为我们国家不强盛，不管他对共产主义有多少理解，他对要在中国搞，富强起来他觉得他有责任的，这也是这么一个，一个基本认识吧，使得我们这批人在解放以后陆续回来。 浙江大学化工系毕业后，郭可信得到了留学瑞典的机会,当时的瑞典与战后的中国有着极大的反差。 曾涛：您当时从一个四十年代的中国一下飞到了这个欧洲的瑞典。 郭可信：我是46年刚从山沟里出来考了公费，47年就去了瑞典，所以典型这个土包子当时看到什么都比较新鲜。 曾涛：实验员还嘲笑说你们连煤油灯都不会点是不是？ 郭可信：煤气灯，因为那时候我们做实验要点煤气了，他的煤气灯那时候我们没听说过煤气，在那个后方里哪有煤气呢，当时我是没见过，就问那个英国实验员，一个小青年，他还嘲笑啊，他说你连这个都不懂，那我得承认我是不知道，我没见过，那时候没见过的事儿多了，但是很快，这些东西很容易掌握的，我在那儿还是比较勤奋吧，我的业务工作发展的比较快，不到一年嘛，我那个教授就聘我当他的，管理他的实验室，就是研究工作都归我管，而那个实验员呢，他就满足于他一知半解，他也不努力，所以一年以后他还是个实验员。 曾涛：所以我在想，就那个时候在欧洲学习应该说还是一个人孤独在外的，应该是有这种感受的。 郭可信：那还好吧你可能是孤独一点，但是它逼着你去跟瑞典人交往，所以那个时候我基本上是跟瑞典人这个，同学，同事在一起，所以过了几年之后我做梦里讲话都是瑞典话，不是中文，我当时也看了不少瑞典的历史和地理的书，所以对他们这个国家，我自己认为我还，再加上跟我一起的，我们做研究工作的一些同事，经常在一起，所以我自己觉得我对他，对瑞典了解还是比较深的，不是只是一般生活的了解。 曾涛：您体会这种瑞典的这样一些，这个民族的一些性格是什么样的？ 郭可信：瑞典是个很实际，很实用主义的民族吧不教条至少说是，瑞典人他们自己，一去他们自己就讲我们是个热水瓶，心里面是热的，但是外头是凉的，就是他不大善于交际，语言，就是讲话也不多，但是他答应你的事情他一定办的到。 曾涛：那时候您出了一个很令人镇静的一个事件，就把您自己当时的一个导师，而且是在这种金属研究方面的权威给炒掉了，大吵一架最后不跟他学了？ 郭可信： 这主要还是个科学真理的问题，我跟他工作了三年，他把我聘他为他的这个，管理他的研究室研究题目组，所以他对我还是器重的，也是信任的，但是随着我的知识的增高，一开始我对他佩服的也是五体投地的，他是唯一的一个教授，金属学方面的，但是慢慢慢慢的，因为我学了很多现代的，就是他还是保留他二三十年代在德国学来的那一套，宏观的观察手段。 曾涛：我在看您的那个回忆当中啊，我觉得有一个细节是印象特别深刻的，就是说他不断的用那个，锯这个钢锭吧，不断的锯完一个又一个。 郭可信：那个也不是错事儿，也不是傻事儿，为什么，在他那个时代呀，他研究的课题就是钢锭里面的气孔，他这种工作不需要很贵重的仪器，你就用一个放大镜趴在那儿看，把那个钢锭磨的很亮，像个镜子一样，然后你用一个放大镜趴在那儿看，然后再加上你的分析，这个气孔怎么跑出来，这个气孔怎么生成，他这个做的比较细致，他也是在纲厂里面干了多少年吧，剖了大概上百个钢锭，最后写了两篇文章在全世界，在炼钢的里面还是，认为很起作用，大家都是要来参考的，但是他就停留在这个水平上了，还在用肉眼看，你用的放大镜也不过十倍，我用个光学显微镜就可以到一千倍，我用电子显微镜可以到一百万倍，那我看的这个细节，微观的东西我就看的比较多，所以我在四十年代末到欧洲去，这正是当时的国际前沿，而我学了这个，因此我看问题就可能比他看的比较清楚一点，因此在学术上产生问题。 曾涛：产生了一个矛盾？ 郭可信：你坚持真理你就不能妥协，不能妥协，最后我就跟他说你那一套我认为是不正确的，那就翻了呗，翻了他说你不正确那你，咱们就不能，没有合作的基础了，就是这样子。 曾涛：一个中国学生到那里学习，这样一种勇气您是怎么认为的？ 郭可信：那当然引起很大的轰动了，因为他是唯一的一个教授，全瑞典就那么一个金属学教授，我才二十几岁等于顶撞他，当时在瑞典同行也好，同学也好那里面就觉得很不平凡的一件事儿，但是我事后想，你要做科学，坚持真理那是起码的条件，你不能屈服的，不能妥协的，一是一二是二你不能是混在一起的。 1951年，郭可信在瑞典孤军奋战，他成立了“合金钢中的碳化物”的研究课题，1956年德国出版的“合金钢手册”，广泛引用了他的研究成果，二十八岁的郭可信已经处于世界合金研究的前沿。 曾涛：那么在这个，这个过程当中，您觉得那个时候自己的性格是不是一直以来就是变的，一直以来就是一个很坚定的人？ 郭可信：我没多变，我觉得我从年轻一直是这样，没大变，现在我也是这样，你对我就是承认你对，你不对嘛我也直说。 曾涛：那么后来大家看到在您谈到这个在欧洲的学习的这个过程当中，应该说过了很长的一段时间，那当时呢那一段时间呢您去了欧洲呀，奥地利很多国家，有一点像这个一边旅游一边游学的这样一个方式。 郭可信：是的，我到奥地利是学的德文，到这个荷兰是学他们，他那儿有个大学带里伏特，工业大学很好，我到它那儿去工作了五个月这样子，目的还是为了学习。 曾涛：那么您就是用这样的方式在欧洲，应该说就是结交了不少这种科学界的朋友。 郭可信：因为，名师出高徒，你一定要到那个世界上最有名的教授那里去熏陶一番，最好多去几个这个地方，你才能够扩大你的见识，为什么现在这个诺贝尔奖都出在，很集中的出在几个有名的大学里面，这还是有它道理的，那个环境，所以现在很多，有人急于说中国要得诺贝尔奖，诺贝尔奖，这个科学环境很重要，互相启发，没有这个环境你要创造这个环境，这个环境没创造之前，你一个人孤军奋战太困难了。 1956年，郭可信在欧洲看到了周总理关于“向科学进军”的报告，兴奋的他满怀热情赶在“五。一”前回到祖国。 郭可信：我记得我到，到长沙去出差路过河南，两边都是，都是土高炉，你在火车上一看两边的夜里都是火啊，那是热火朝天，但是那个土炉子炼出来的铁都不能用。 曾涛：我觉得那个时候很有意思，全国上下都在大炼钢铁，而您刚刚是一个，应该是学成归来的，正好是，应该是研究这个金属方面的一个研究的，学合金的，那么当时您看到这个您心里怎么想？ 郭可信：这运动搞起来人头脑不是很清楚的，你事后看怎么你们这些这么简单的事儿看不出来嘛，那个土炉子里那个铁，硫那么高，掉地下跟饭碗一样，就碎你都能，但是那个时候头脑不是那么清醒，另外他也是在反右那么一个高的政治压力之后搞的而那时候谁反对三面红旗就是人民公社，大跃进那立刻就是三反分子一样，这个政治的压力也是不小的。 曾涛：那从那个瑞典这样一个150年没有战争的绝对安静的一个学习和安静的环境里，忽然到了中国这样一个热火朝天的一个，一个社会环境中，您自己适应吗？ 郭可信：慢慢也适应，一开始不适应对那个批判啊，运动，一开始两运动这两个词过去都没听说过，什么叫运动，后来慢慢慢慢理解了，但是对整个这个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当时头脑不清楚的。 曾涛：可是在那种情况下已经没有办法，一直都没有办法再做这个专业的研究。 郭可信：没有，因为你做一个，做一个个体在这么一个大运动里面，你是没有，你只有顺着潮流的，很难逃出这个潮流的。 曾涛：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您还关注过专业方面的这个信息吗？ 郭可信：后来我的研究工作，你也知道几起几落了。 曾涛：没有被专门批判过？ 郭可信：批判了，我看书不要紧啊，我在家里看没人管，但有几个学生，他们运动的大概也是有高潮有低潮了，有热闹的时候，不热闹的时候，他们找到我想学一点儿东西，我就组织他们一起讲讲课吧，结果后来就变成一个就是人，对抗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这么一个罪名一开始批判我的是两句话，就是清清白白做人，认认真真做学问，你现在看起来这些话没什么不对的等到后来就是批判我这个，组织业务学习来对抗毛泽东思想。 曾涛：以前一直是一种很强硬的一种性格，那么在当时的时候碰到这样一些。 郭可信：那没有办法，面对这样的事情你没有反抗的余地的，另外对我来讲像我们这一代的人，我受的冲击还只是，没有肉体的，没有其他的，就是批判批判你这两个思想，那还是，可能算是对轻的一个了 我看别人受的，抓进去蹲牛棚，那我这庆幸的不得了，我还能够放到外面 看看业务，也就算是不错了 。 八十年代初，郭可信得知中科院将要购买两台当时最先进的电子显微镜，他立下军令状，将其中一台争取到金属研究所。 从此，郭可信带着三十多位研究生在合金结构和准晶研究中卷土重来，再次冲向世界前沿。 曾涛：你们当时好象就是因为要研究这个得需要电子显微镜，但是您当时去抢来了一个。 郭可信：电子显微镜是很贵重的仪器，咱们国家，一个那时候要三十万美金吧，现在好的电机要一百万美金，那就是一千万人民币了，所以它不是一个轻易就可以得到的仪器。 曾涛：您怎么说服他的？ 郭可信：我立了军令状，我说三四年，三年里面要做出好的成果出来，最后他们答应了，放在北京一台那是肯定的，因为是科学院的中心在那儿，另外一台要放在沈阳，可能有两个原因吧，因为我过去在国外做过这个有一定的经验，第二呢就是我们争取的策略也比较好，我答应他我出成果，因为科学院作为各级领导吧，他给你设备，给你支持，不是他个人要回报的，就是你要产生一些成果出来他觉得他这个支持才是值得的。 曾涛：那么在您当时立下的军令状当中，有没有说如果三四年做不出成就怎么办？ 郭可信：中国的事儿欺骗领导就是常有，就是你立下军令状就是事后检查，我们现在中国的很多问题就是要钱的时候说的天花乱坠，但是交不交上成果最后检查不认真，就是现在我们很多问题还是在这里，我是交帐的。 曾涛：那么当时你们在，带着这么多学生在这个沈阳，每天连轴干来转的时候，那个时候热火朝天的情景？ 郭可信：两个原因吧一个作为我吧，56年回国，我过去在国际前沿人家也知道我的，就是默默无闻25年没做出什么成果来也憋着股劲儿吧，年轻人呢那时候真是高考第一期(刚刚出来的)他也是多少年没有上大学的机会，他们有的人压了几年的，有的人上山下乡的，所以他们有一个求知的愿望。 曾涛：是压抑很久之后的一个释放？ 郭可信：对，一个爆发，这个现在很多人都怀疑，都很怀念，那个80年代初的时候那一种，没有什么私心杂念，没有什么，要多少报酬，那些学生生活很艰苦的那时候，哪有穿皮鞋的，都是穿布鞋的。 曾涛：那么后来您的学生当中应该说两位都是成了院士了，那么您那时候跟您开始提供这样的机会和您选拔这样的人才有很重要的关系。 郭可信：这个叶红强是60年代的研究生，张泽属于工兵，所以这些人的素质都还是比较好的 并且还有毅力才行，必须都得像讲哲那样子，因为下乡这么多青年，真正能够坚持学习出来的是少数吧 。 郭可信培养了一百多位研究生，现在这些学生遍布世界各地，从事准晶研究的前沿工作，中国的准晶研究也在郭可信的推动下处于国际前列。 曾涛：您自己带学生的时候你会用什么样的标准或者什么样的方式来要求他？ 郭可信：我还是严格要求，跟我过去的老师，他也很严格要求一样的，但是我比他多一个就是比较热情，帮助，严格要求是一回事儿，应该的，但你光严格要求，会使得跟学生距离拉大了，我做的比他，觉得有点儿，还有点儿改进就是说我还是对年轻人比较热情，所以他们我骂起人，骂学生骂的很凶的，有的学生那个照片做的不好我当面就给撕了，现在他们很感激我，因为我当时要求那么严，所以他们才能够在科学上有发展，但是他们也没有记恨我 曾涛：那后来你的学生出了很多成绩，在这个方面是完全是，一个很主要的原因是由于您的这种严格要求？ 郭可信：一个严格要求是最主要的。 曾涛：我看您在介绍中也讲到，好象总是给他们一个比较自由的一个空间。 郭可信：我到瑞典你不是刚才问我有什么最奇怪，新奇的嘛，我就发现他那个教授不管学生，你只要在学校注册了，你来上课不上课都没关系，只要你最后你交一个论文，他能够认为你合格就行了，教授是那个把关的，有的还指点方向的，你要一开始他指点你朝哪个方向去那值得探讨，探讨，但怎么去做他不管的，让你学生自己去想然后去做，但是你做的好不好，能不能通过是他的事儿，那么学生自由度很大，当然了，淘汰的也不少，但是这样出来的都是一个是一个，因为他是自己奋斗出来的，他会找问题，他会解决问题，最后他会把他上升到一个理论。 曾涛：所以充分培养了学生自己的主观能动性？ 郭可信：现在国内不也讨论创新嘛，我们现在很多研究生都是在导师的，过度的指导下出来的，我说的不好听一点儿，就像有点儿像生产队那个队长每天早上派工一样你今天做什么，你今天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这样对学生他哪能有自己的创造性，结果这些学生也不可能超过他的导师，中国的体育为什么上去，就是允许选人，而科学研究过去不许选人，到我们科学，就是一直到最近吧，进科学院的人都不是最优秀的，都是高等学校派来的，给你什么人你就得接受什么人，，现在我们，我们考试不是选优秀人才，而是选这个，也不算庸才吧，就是平均人，就是你门门得及格，可能把最优秀的人才刷掉了，漏掉了。 三，四年的时间，郭可信相继发现了五重对称准晶，八次对称和十二次对称准晶，以及二十面体对称准晶。1987年，五重对称准晶获得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他的学生，张泽，王大能，王宁，陈焕先后获得第一届和第二届吴健雄物理奖。 1980年，郭可信在离开瑞典20多年后访问故地，瑞典皇家理工学院授予郭可信荣誉博士学位。 曾涛：所以说我想有很多人一定问过您这个问题，就是说是不是会很后悔这么二十五年的时间这样白白耽误了，如果继续留在瑞典，应该说可能完全是另外一种结果？ 郭可信：当然了，我80年瑞典给我一些荣誉，我去瑞典的时候碰到一些老朋友 过去一起做研究的，他们有的是大资本家，有的是企业家，也的是教授，很有名的教授了，他们就问我这个问题，说你后悔不后悔，那时候我这个准晶还没做出来呢，那是80年，我说我不后悔，他说为什么，我说假如我在国外而国内有这么大的这个动荡，我没有亲临这个过程，我会觉得遗憾的，尽管有上有下折腾，我是跟我的人民一起渡过的，我觉得这个是我不后悔的，对一个个人损失二十五年并不是什么太不得了的事儿，我觉得只要我们国家兴旺发达了，个人的这些事情，早一点，晚一点，大一点，小一点的成分都没什么太大关系。 郭可信性格刚直，尤其在对待科学问题上，他表现得更加淋漓尽致。 郭可信：现在炒院士，我过去写过一篇文章，一个短文在报纸上写过炒院士，明码标价这些事情我看了很烦的，尤其南方或者哪个学校院士谁，没有院士就觉得矮了一些，就要请一个来，其实就是借用他的名字，有的大学叫四无大学，没有博士点，没有博士导师，没有院士没有什么的，结果院士也做一个牌匾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学风不正吧。 曾涛：那您所期待的一种理想的学风是什么呢？ 郭可信：至少不能够把这个学术的和一些商业性东西联系起来，现在有一些地方就为了请一个院士来挂个名给多少钱，这些东西变成一个怎么说呢，有时候借用一个，一个院士的名字做他的这个商业的宣传，这是很不好的事儿，，还有些院士脱离第一线工作，不少，像我这样的不多，就是到了80岁我还在第一线工作，大部分都脱离了，当然有的是因为做行政，行政领导职务，他是为了整个国家的事业，也的并不是这个原因，一个科学家假如脱离第一线，恐怕你二十年前是科学家，你现在是不是就值得，值得考虑了，假如你不能跟着这个科学的发展，你那门，你熟悉的那门科学，假如你是个生物学家，假如最近十年的发展你不了解，当然不一定非得做第一线的工作，至少你要不能够脱离文献，你不能脱离这个当前的，你的动态。[新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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