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颂———邓小平同志与中国科技事业》选载④：863计划出台始末
美国“星球大战计划”的出台，使王大珩受到了极大的震撼。作为一名有责任感的科学家，他从中国“两弹一星”的发展中体会到，在高科技问题上，“有一点儿”和“一点儿没有”大不一样。当初中国有了核武器，对全球的战略格局就产生了重大影响。
夜深了，王大珩披着棉外套坐在沙发上沉思，他无论如何也摆脱不了已经启动的思路，说历史使命感也行，说民族自尊心也行，总之，作为中国科学家，王大珩的追求和经历告诉他，科学家有所作为的时候到了。
王大珩耳边响起一阵轻轻的敲门声。
推门而入的不是别人，正是当年与王大珩一起投身“两弹一星”宏伟工程的陈芳允。为了当代中国的前途和命运睡不着觉的科学家，当然不止王大珩一个人。
在挑战和机遇的双重作用下，中国的科学家们开始了对中国高科技发展问题的苦苦思索。在共同的使命感的驱使下，1986年2月这个寒冷的冬夜，陈芳允敲响了王大珩家的门。
陈芳允是我国著名的无线电电子学家和卫星测控专家，中国第一颗卫星“东方红1号”的测量控制系统就是由他主要负责研制的。
要认出这位大科学家，只要记住两个特点就错不了：一是自己给自己理发；二是自己给自己缝补衣服。这位在新中国成立50周年之际，与王大珩等23位科学家共同荣获“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的著名科学家，生活异常俭朴，做人也十分本分。每次出门在外，这位大科学家不是被人当成看门的老工友，就是被认作工厂的老师傅。
中国该怎么应对“星球大战计划”的问题，同样萦绕在他的脑海中。
陈芳允清楚地记得，1983年11月，国务院经济技术研究中心组织了全国上千名专家，对如何发展新技术的问题进行了研究，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长达150万字的《中国迎接世界新技术革命浪潮挑战和机会对策的研究》。
1986年初，国防科工委召开了国防科技计划会议，研究国防科技的计划和今后发展问题，陈芳允出席了这个会议。会上，专家们提出了不少国防科技中亟待解决的问题，但陈芳允还是感到，对高科技发展的讨论很不理想，一些预研工作和长远设想还远远不够。
会议结束后，陈芳允觉得很有必要找王大珩再深入探讨一下。
王大珩将陈芳允让到沙发上，拧亮了落地灯。
倒是陈芳允先开了口：“老王，你又熬夜了。”
“你不是也一样吗？”王大珩话音未落，他们一起轻声笑了起来。20世纪60年代初他们在西北核试验基地工作时，熬夜是司空见惯的事。
轮到王大珩先说话了：“芳允，我知道你为什么半夜来访，我猜出来了。”
陈芳允在沙发上欠了欠身：“我这几天在想，不能再坐而论道了，形势逼人，该做些什么了！”陈芳允把自己对中国高科技发展问题的一些想法向王大珩和盘托出。
这正中王大珩下怀，他激动地从沙发上站起来：“老伙计，我们想到一块去了！咱们得好好聊聊。”
时间不知不觉过去，两位科学家的探讨也越来越深入。
陈芳允说：“我想，事不宜迟，不能再坐失机会，我们应当马上动手给中央领导写一份关于发展我国高技术的建议，供中央决策时参考。”
“就这么办！”王大珩挥手在沙发上用力一拍：“为了节省时间，我看就给邓小平同志写封信吧，把建议书直接送到他手里。”
1986年2月的这个晚上，王大珩怀着对历史、对祖国不可推卸的责任感拿起了笔，他从没有像今天这样感到一支钢笔竟有如此的分量。他觉得，今天晚上他所做出的抉择，是为了国家和民族，他感到，整个中华民族此刻就站立在他的身后。
王大珩写道：“为了我国现代化的继续前进，我们就得迎接这新的挑战，追赶上去，绝不能置之不顾，或者以为可以等待10年、15年……必须从现在抓起，以力所能及的资金和人力跟踪新技术的发展进程。须知，当今世界的竞争非常激烈，稍一懈怠，就会一蹶不振。此时不抓，就会落后到以后翻不了身的地步……在整个世界都在加速新技术发展的形势下，我们若不急起直追，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因此事关我国今后的国际地位和进入21世纪后在经济和国际方面能否进入前列的问题，我们不得不说……”
也许是因为话题实在太重要太沉重了，他本能地调整了一下呼吸，把笔搁在了桌子上。
这份建议书王大珩前后写了一个多月，修改整理了多遍，最后终于形成了一份《关于跟踪研究外国战略性高技术发展的建议》的初稿。
建议书主要提出了这样几个迫在眉睫的问题：
一、高科技问题事关国际上的国力竞争，中国不能置之不理。
二、在关系到国力的高技术方面，首先要争取一个“有”字，有与没有，大不一样。真正的高技术是花钱买不来的。
三、鉴于我国的经济情况，从事高技术的规划与范围，无法与工业发达国家相比。因此，必须“突出重点、有限目标”，强调储备与带动性。
四、积极跟踪国际先进水平，要能在进入所涉及领域的国际俱乐部里占有一席之地。
五、发挥现有高技术骨干的作用，通过实践，培养人才，为下一个世纪的发展做好准备。
六、要有紧迫感，发展高技术是需要时间的，抓晚了就等于自甘落后，难以再起。
建议书写好后，王大珩当即交给陈芳允提意见。陈芳允在建议书中补充了高科技与国民经济的内容。
随后，建议书分别送到了王淦昌和杨嘉墀的手上，他们也是“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的获得者。
王淦昌是世界著名的核物理学家，“两弹一星”的大功臣。早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王淦昌就在苏联杜布纳联合核子研究所的高能加速器上发现了反西格马负超子，震动了世界。从1961年至1978年，王淦昌为了研制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出于保密的需要，将自己的名字改为王京，隐名埋姓长达17年之久，直到1978年，他才出现在全国科学大会的主席台上。
杨嘉墀是著名的航天专家。这位曾当选为国际自动控制联合会空间委员会副主席、国际宇航联合会执行局副主席、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的科学家，曾参加过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第一颗原子弹和返回式卫星、“实践1号”卫星以及“一箭三星”的研制和设计工作，尤其在卫星的自动控制方面，为祖国做出了杰出的贡献。1983年，这位老人不再担任行政领导职务，出任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从此他将更多的目光投向世界，开始从国家战略的高度，着重思考中国空间技术的前景及高技术的发展问题。
看过王大珩起草的建议书后，王淦昌和杨嘉墀表示完全赞同。
在对建议书进行了逐字逐句的推敲后，四位科学家郑重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王大珩、王淦昌、杨嘉墀、陈芳允。
随后，王大珩又给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写了一封内容简短的信。
敬爱的小平、耀邦同志：
首先向你们致敬！
我们四位科学院学部委员（王淦昌、陈芳允、杨嘉墀、王大珩）关心美国“战略防御倡议”（即星球大战计划）对世界各国引起的反应和采取的对策，认为我国也应采取适当的对策，为此，提出了“关于跟踪研究外国战略性高技术发展的建议”。现经我们签名呈上，敬恳察阅裁夺。
我们四人的现任职务分别是：
王淦昌核工业部科技委副主任
陈芳允国防科工委科技委专职委员
杨嘉墀航天部空间技术院科技委副主任
王大珩科学院技术科学部主任
王大珩敬上一九八六年三月三日
“863计划”实施18年后的今天，我们始终没有看到四位科学家上书的全文。2004年3月中旬的一天，我曾问王大珩：“为什么一直没有见到建议书的原文呢？”
王大珩半开玩笑地说：“在建议书中，我们写了这样的话：少买点外国高级轿车，中国搞高技术的钱就有了……”
1986年3月3日，王大珩把这份最后定稿后的建议书郑重托付给时任技术科学部副主任的张宏，当天晚上，张宏就将这份材料送到了邓小平手中。仅仅两天后，也就是3月5日，邓小平就对建议书做了批示。
今天，我们只能做这样的想像：接到建议书和来信后，邓小平的目光一再从这份凝聚着四位科学家心血的建议书上扫过，托在手中，似乎在掂量它的分量。
这位既精通政治，又懂得科技，既能清醒地看到今天，又能透彻地展望未来的世纪伟人，最终在建议书上挥笔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这个建议十分重要，找些专家和有关负责同志讨论，提出意见，以凭决策。此事宜速作决断，不可拖延。
邓小平一九八六年三月五日
就这样，邓小平以他的高瞻远瞩，为20世纪的中国留下了最光彩夺目的篇章。
邓小平做出批示后，国务院很快会同有关部、委、院、所，组织了几百名专家，进行了周密的调查论证，在充分论证的基础上，制定了《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纲要》。
1986年11月18日，国务院正式发出了关于《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纲要》的通知。至此，一个面向21世纪的中国战略性高科技发展计划正式公诸于世。
根据王大珩等科学家提出的建议，《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纲要》采取了制定有限项目实行重点突破的方针，重点选择那些对国力具有重要影响的战略性项目，强调项目的预研先导性、储备性和带动性，并按照邓小平的指示，实行军民结合、以民为主的原则，这是一个跟踪国际水平，缩小国内外科学技术上的差距，在有优势的高技术领域创新，解决国民经济急需重大科技问题的国家高技术发展计划。
由于四位科学家写信的时间和邓小平批示的时间都是1986年3月，因此，这个《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纲要》又被简称为“863计划”。
这个由中国科学家联手推出的高技术发展计划就这样问世了。[科技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