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老科学家纪念第一颗原子弹上天40周年

　　周光召：我想我在那段，渡过了那段，特别是后来是有很多朋友了，国外的很多好的朋友，当我们回来以后就不见了，不见了我到后来才听说的，到七十年代听说，到国际上就传说了说是我们逝世了，说是……说是制造了一个什么事件，在我们回国的时候就飞机爆炸或者怎么样，就不在了。这种传言都有，这不我到七十年代以后才听见了，就确实有一些国外很多的朋友那个时候关心我们是怎么回事。

　　曾涛：在那个地方生活的环境是不是非常的艰苦？

　　周光召：我想在60到62确实是比较困难的，和全国人民一样，那三年困难时期了，生活也很困难。那时候还有一些同志长期住在高原，或者在沙漠地带，所以他们更困难一点。我们多数的时间还在北京，当然也是每个月的那个配给量也是不多了，但是中央还是想了一些办法，偶尔再发一点什么副食品，尽量增加大家的营养之类的。尽管如此大家心情还是非常愉快的，而且工作也是日夜的。

　　1964年10月15日，在罗布泊高高的铁架上，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已经安装就绪，等待起爆。这一刻，周光召并不在现场，他必须把一些重要的过程重新计算一遍。

　　周光召：当时我们是那时候邓稼先同志去了基地，我在北京留守。那时候我接到这样一个我想是周总理提出来的，要将这件事情(做好)……所以我们又重新把我们所有的考虑做了一番深入的检查吧。不过当时我觉得我们做的一次是非常之认真的，不应该有什么问题，所以我们报告还是……

　　曾涛：重新再查了一遍？

　　周光召：对。

　　曾涛：那你们回复报告呢？

　　周光召：我们回复报告是不会……就除了有一些不可人力不可控制的因素之外，没有问题。

　　曾涛：成功率是多少呢？

　　周光召：成功率应该是，就是大于，大于千分之九百九十九。总之应该是一个很大的成功率。当然这话也不能这么说了，意思就说我们已经尽到了最大的力量。就是说而且我们认为我们做的工作没有任何的问题。

　　曾涛：那么在第二天，就在原子弹爆炸的那一天，你在现场吗？

　　周光召：我不在。因为我留守北京，当时邓稼先同志代表我们在现场，但是我们知道所以我们在北京去，当时就了解了那个爆炸的情况。

　　曾涛：听到这个爆炸成功的消息，那一瞬间的时候，您是什么心情？

　　周光召：那当时是非常的高兴了！我立刻召集所有在北京的同志，在一起向他们宣布了这个消息，大家一片欢腾。

　　曾涛：在你的记忆中这是人生中最快乐的一次是吗？

　　周光召：我想我一直认为这个原子弹也好，氢弹也好，是多少人，就是说远远不是几个人的事情，是十万人以上的共同的工作。而且它是不能出一点差错的，一个螺丝钉不对了都要出问题的，所以在这里头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贡献。而且每一种贡献在我看来都很难分的出它的特别重要，特别不重要。当然这是使得我们都非常高兴的一件事情，那次没问题，就是表示我们尽到了我们的职责。

二

　　这是一个经典时刻，而这个经典镜头却是当时的摄影师在现场重新组织的。因为人们的兴奋超出了摄影师的预期。

　　著名华人记者赵浩生写道：“那菌状爆炸是中华民族精神的花朵，那从报纸广播传出的新闻，是用彩笔写在万里云天上的万金家书。”

　　在郭永怀夫人李佩教授的记忆中，中国原子弹的功勋科学家们在当时用一种特别的方式庆贺这个成功。

　　曾涛：您在什么时候知道，他在做这个核武器实验的？

　　李佩：那已经差不多到我们头一次原子弹爆炸成功。那时候，当然谁也没说，谁也不说。可是呢，他那次回来就显得比较高兴。而且没过几天，王淦昌，因为那时候王淦昌还住在我们这个15号楼，王淦昌就说请我们俩人去吃晚饭。后来一看好像还有陈能宽也去了。他就说挺高兴的。他说咱们今天喝一点酒，我心里头猜想着好像他们就有点自己在这儿庆功似的。但是我也没说，他们也没说，他们也一个字没说。而且都说点其他的高兴的事情啊什么，都这样。对于他们爆炸成功这些事一个字都不谈。

　　在中国原子弹爆炸以后，一位外国科学家曾说：“中国的科学家并不多，但是这不多的科学家却都是杰出的科学家。”杰出的空气动力学家郭永怀教授，在从美国回到祖国前夕，作出了一个惊世骇俗的决定，烧掉自己的所有手稿。

　　曾涛：回国之前郭先生就开始烧他自己的手稿？

　　回答：那时他不打字，也没有计算机，稿子都是手写。回国前，他说所有写过的讲义还有其他文章都得消灭掉。他开始在后院烧，可我觉得不合适。我说在院子里烧东西，左右邻居不知道的还以为你们家在干什么呢。我就让他别烧，说你这些稿子带回国很有用啊。后来他就没有在家里烧。在我们快走的时候，他们院长请全校师生野餐。野餐会差不多快完的时候，炉子里还有一些炭火还没有烧尽，他就把剩下那些东西在那儿一页一页地烧。当时我不太明白为什么要烧，可是后来懂了。因为在美国有一个法律，凡是正式出版的，比如说你的论文在哪一个科技杂志上出版了，你带到哪儿去都没关系。但是没有出版的东西比如你的手稿就不能带走，否则会受到法律处分。我估计郭永怀当时是知道这个情况的，他没跟我说。

采访老科学家纪念第一颗原子弹上天40周年(2) 　

郭永怀

　在致力发展中国核武器的短短8年里，郭永怀先生总是在西北戈壁和北京之间穿梭。

　　这里海拔3800多米的青海金银滩。郭永怀和年轻人一起出入帐篷，风餐露宿。

　　在四川绵阳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这个诞生了中国核武器的地方，我们从众多人饱含泪水的回忆中领略到一个崇高人格所具有的巨大能量。

　　郭永怀这个名字已经成为中国核武器人的神圣的象征。

　　郑裕泽(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研究员)：我到青海报到那天，刚刚下我们九院的那个火车站。在那个时候就是风雪交加，真是风雪交加，对面见不到人。然后因为青海是海拔三千多米，所以作为年轻人上去呢，跑一百米，如果在平地里你能跑十三秒，十四秒的话，到那儿去，大概也只有十八秒。那么郭先生，郭永怀副院长，当时他年龄已经五十多岁了，难道他身体没反应吗？我们上个三楼跑上去，都要停一停，喘一喘。当时我二十多岁，那么他呢？每年几个月来回，在青海和北京之间指导工作，那显然他是承受了这个高原反应的。

　　很少接受媒体采访的两弹元勋朱光亚先生为了纪念老战友郭永怀，出人意料的接受了我们的采访。

　　[朱光亚采访]

　　在研制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时，他提出了以“内爆法”原子弹为主攻方向，并领导大家建立了爆轰过程的计算模型和计算方法；他还出任场外试验委员会的主任委员，经常深入现场知道爆轰试验，为我国原子弹研制工作的突破付出了大量心血。郭先生十分重视原子弹、氢弹的武器化，领导开展了核武器的总体结构设计、环境模拟试验等与力学相关的工作，建立了一整套设计、试验方法和试验设施，为核航弹试验、导弹原子弹“两弹”结合试验、氢弹试验等一系列重大试验的安全与成功，为我国核武器事业的长远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1968年12月5日，一架从西北飞来的民航飞机在北京机场即将着陆时突然失事，中国著名的力学家郭永怀先生不幸罹难。在人们找到他的时候，他和警卫员紧紧抱在一起，当人们费力地把它们分开时，才发现两人用胸口护着的氢弹绝密资料完好无损。

　　邓稼先后来说，如果郭永怀先生还在，中国新型核武器会提早几年的时间问世。

　　在他曾经工作过的四川绵阳的大山里，这里的人为他修建了永怀亭。这种怀念一直持续了几十年。

　　李佩：我想他们大家都很尊敬他。因为他是一个比较踏踏实实地做事情的人。他那个警卫员

　　那个小牟，我倒是也觉得挺可惜的。他毕竟他还很年轻，而且他一直就是，每次他出差他都跟着他一块儿。所以后来我把那个老郭的骨灰，从八宝山那边移到他们力学所来的时候，就把小牟的也给移过来了。所以在他的那个大理石的像的下边，有他们两个人的骨灰。

三　

　　责任

　　今天的两弹一星元勋们，许多都已经年过耄耋，但是让我们从心底里受到震撼的是，几乎每一位老人都忙得不可开交，采访的时间随着他们的工作一再变更。在这样的勤奋状态面前，青年的我们深感惭愧。

　　当年提出划时代的863高科技计划的四位老科学家，全都是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今天，只有王大珩先生和杨嘉墀先生健在，他们都已经是近90岁高龄的老人。

　　在神舟飞船即将发射的时候，杨嘉墀先生仍在现场。老伴说，杨先生有时回家累的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当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在罗布泊的铁架上即将爆炸的时刻，历史也记录下了杨嘉墀领导的自动化所同志们的功绩。在原子弹工程中，自动化所完成了“21号”任务，那就是原子弹火球温度亮度测量仪，冲击波压力测量仪，现场地面振动测量仪。

　　曾涛：原来当时您参加原子弹建设的时候，做的这个，您刚才讲的是仪器仪表的和监测，那么这些工作在整个原子弹的研究当中它占的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呢？

　　杨嘉墀：因为当时两弹的工作全部专门成立了二级部，七级部承担的，那么当时承担单位很多设备原来是靠苏联提供的，那么苏联因为临时这个不让做了，那么这样子这个主要是“应溶圆率”把科学院的力量用上，用上了以后我们就有机会参加这个工作了。

　　曾涛：那么在您参加这个工作之后，是不是您所有的行动对于家里人和对于原有的这些朋友都变成了一个秘密了？

　　杨嘉墀：我爱人她也不懂这方面，而且我们的工作还是属于外围性质，但是聂荣臻同志他是很懂得这方面的情况，他说这个好像一个家庭要过日子，柴米油盐醋，这是过日子的必需品，所以他是把自己这项工作，有关搞两弹所需要的材料仪器设备，试验设备，作为这个开门七件事来处理，交给科学院来做。

　　曾涛：那么当时中国的这种物资条件是非常贫乏的，那么那个时候你们刚刚开始做研究的时候您碰到最大的困难是什么呢？

　　杨嘉墀：当时的确是很多，很多这个基础的基础，没有。还有很多东西没有。上面交代我们，你们要研制工作中间需要多少钱都可以给我们，但是不能买外国的。那么所以我当时承担的项目里面，我可以通过合作找有关单位共同来解决，靠自己来解决这个问题，你当时有钱也买不来的东西，所以不要向上面要钱。

杨嘉墀

　　1999年9月18日，杨嘉墀被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在后来的座谈会上，他深刻总结了两弹一星的成功经验，提出由国家集中统一领导的大科学技术观。

　　作为一位战略科学家，耄耋之年的杨嘉墀对中国科技发展的许多重大问题倾注了心血。

　　曾涛：那么在现在的这种情况当中，我想您本人应该是一直在关注这种科学的这样一个战略的一个发展方向，那么今天您再来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有一些新的想法吗？

　　杨嘉墀：现在因为从去年中央提出来这个一直到2020年中长期发展规划，所以这个我去年开始注意这方面的这个情况，特别是我们搞航天的研究人，感觉到这几年来虽然我们在航天使得中国已经成为航天大国。但是离这个航天强国差得比较远，所以我大概已经写了好几个建议，在20年内应该继续进行好多新的工作。

四

　　在很多人眼中，总设计师是个权威的职位，但是我们见到的中国两弹一星元勋孙家栋院士却是个非常和善的老头。这位中国五大卫星的总设计师，而在他谈到自己失败和成功的历程时，您才能深切感受到他们面临的巨大压力，欣赏到当机立断的大将魄力。

　　曾涛：所以我在想就是一次次的火箭的发射您都在做这个总的指挥，卫星的，那么每一次一样的紧张。

　　孙家栋：搞航天的没有一次感觉的说我这一次是绝对能成功的，就是包括到现在上靶场执行的任务，只要不按了电钮以前，那真是压力还是在那个地方，这航天现在确实是这样情况。

　　曾涛：我不知道您每次在千钧一发的时候会是什么样的感受？

　　孙家栋：一句话任何一件事情干和没干这个感受是绝对不一样的。

孙家栋

　在我们采访的每一位著名科学家的时候，提到两弹一星，无一例外都要说到各部门的协同，从他们的深刻讲述中，我们深切体会到这一重大法宝的巨大作用。而且每一位著名科学家都是谐调各种关系的高手。中国潜射导弹总设计师黄纬禄的谈话让我们对那个时代的协作关系有了更新的了解。

　　[专题片] 1979年黄纬禄被任命为第一代潜地战略导弹总设计师. 这期间他提出了“发射台,发射筒,潜艇实际发射”三步走的战略,比美国研制同一型号缩减了三个步骤。然而对66岁的黄纬禄来说，他所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系统间的大协调。

　　曾涛：那个时候您开始从一个系统的设计师变成了一个整个技术型号的一个设计师？那时候您能感受到这种心理压力吗？

　　黄纬禄：我到那个地方是知道有这样的责任，但是我并不因为有这个责任我非常害怕，害怕的是怕下面同志不齐心协力地干这个工作，你只要下面的同志能够齐心协力地干这个工作，这个工作一定会干好。

　　[采访黄纬禄的工作助手王世宏]

　　这个型号的研制，刚刚说说了，是我们国家第一个固体导弹，那全国参加的单位，直接参加研制的单位，有五六十个。在这么大的范围之内，进行大协作，搞这么复杂的系统，矛盾那是很多的啦！在技术上，那是很激烈的，那时候研制人员，都是四五十岁的老头子，吵架都吵得掉眼泪的。

　　[采访黄纬禄的工作助手杨树诚]

　　那有的指着黄总的鼻子就说，你这个总师怎么当的！我们底下就作为助理员或参加的(人员)就觉得你这个太过分了。那黄总呢，但是他自己说，让他讲，没有事。

　　曾涛：刚才我们听到您的很多工作的同事都讲说在技术的争论当中，有的时候现场指挥的时候，矛盾是非常激烈的。

　　黄纬禄：对。有的时候技术上面的矛盾，事实上是思想的矛盾，往往有一些技术工作并不是太重要，而是个人的思想不同，我就说我的方案怎么怎么好，你的方案怎么怎么不行。在这种情况底下，你单从技术角度来考虑，有的时候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黄纬禄

　　曾涛：那么您怎么解决的？

　　黄纬禄：我一碰到这样的情况我就开一个协调会，我就讲这次会对这个方案肯定要定下来，有可能定在你那里，又会定在他那里，但是如果定不下来，我们这个工作进行不下去，在定这个方案以前我私下跟你讲一讲，根据我的个人意见，他的那个方案优点在哪个地方，你的方案也有优点，但是同他那个一比，你比他那个稍微还欠缺一点，所以我现在要定定在他那个方案上面，你有什么意见，最后有什么看法？他一听到这样一说，认为领导对我还是很尊重的，这个时候虽然没定你这个方案，但是心情还是比较舒畅的，不是想把你一棍子打死你这个方案。

　　曾涛：在您做的这种技术的专业工作的方面和您工作当中做了一个总设计师的为人方面，您自己是怎么样来平衡的？

　　黄纬禄：为人品德比这个技术更重要。一个人的品德好，你即使技术稍微差一点，你接受到一个任务，你一定想，根据你这个品德就应该想我一定要千方百计完成这个任务，那你这个任务就可能完成。假设你技术很好，品德不好，你的技术就用偏了，你的任务也完不成，所以在技术和为人品德方面，为人品德应该比技术还要更重要一点。

五

　　在我们《世纪之约》的许多嘉宾中，有一些科学家后来以自己的专业和社会影响广为人知。但是，在我们深入了解他们的经历的时候，却发现他们也曾经深深参加到中国的核武器事业中。

　　在科学界，何祚庥先生是一位敢于直言的人物，又是科学界中社会科学素养很深的一位人物，然而，他参加中国氢弹研究的经历，却使我们了解到那段岁月的中国科学家科研状态，了解到它们的创造力是如何像火山一样喷发的。

　　采访何祚庥先生的那天，北京已经开始进入非典的紧张期，但是何先生已七十岁的古稀之年，骑着他那辆锂电池的自行车出现在谈话室的时候，我们还是深深的被感动了。

　　重新回到科研工作的何祚庥，跟随彭桓武教授进入了粒子物理的领域。1959年，何祚庥来到苏联首都莫斯科，在杜布纳联合核子研究所参加粒子物理的研究。两年的时间里，他拿出了十篇高质量的论文。

　　1960年夏季，中国研究小组临时党支部的三位成员周光召、何祚庥、吕敏讨论了当时的中苏关系，最后由何祚庥执笔，向二机部领导表明态度，只要国内需要，他们愿意转行从事国家最急迫的研究工作。

　　就在这年冬天，何祚庥奉调回国。进入氢弹研究组开展理论预研。

采访老科学家纪念第一颗原子弹上天40周年(5)

何祚庥

　　曾涛：您给我们讲的回忆很有意思。那我知道您在60年回国的时候曾经参加过一次高度机密的有关核武器的这样一个工作会议，您还记得在那次的会议上得高度的机密是什么？

　　何祚庥：一回国就给我分去搞氢弹，氢弹当然是一听名字就知道是高度机密了，这是不用问的了，那么其实我们当初写报告的时候只不敢说我要做氢弹，我要做原子弹，这个问题我也讲到当时的心态。核工业部它是这样一个情况，当时早年的那个技术路线是依靠苏联专家培养工农兵，认为工农兵是可靠的，因为那个时代认为我们知识分子不够可靠，何祚庥还算是地下党，就算不错的了，我表现也不错了，但是出身成分不好，你想我家里有那么大的何园成分好得了吗？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的话，只能做一点外围的工作，为什么同意我们到杜布纳呢？因为那个不是最核心的，是这个情况。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当时写报告的时候，估计只说估计国内短缺技术人员，如果有任何实际工作需要我们做的话，我们愿意参加，这敢说，不敢说原子弹，也不敢说氢弹，不过领导上一看，觉得我们表现不错啊，愿意从这个杜布纳回来，表现不错，何祚庥去搞氢弹。周光召就分到原子弹这样的。

　　曾涛：那是不是要是回来之后，氢弹和原子弹是不是当时被分为什么甲项任务和乙项任务？

　　何祚庥：是两个分配组，原子弹在九院，氢弹是在原子能研究所，所以是分成两摊来做的。为什么分成两摊来做呢？第一是原子弹，首先搞原子弹，是比较迫切的任务，但是当时聂总有一个指导思想，科研要看三步棋，至少要看三步，也就是下象棋不能只能看一步棋，要看三步，要看长远一点，他是有这样的想法，所以也就是说除了我们眼前看原子弹之外，还要想到下一步要搞氢弹，所以在搞原子弹的同时还要部署下一步，那么这样一个思维模式就是刘杰刘部长跟钱三强两个议了一下，怎么样科研项目看三步棋，进一步是不是抽出一部分力量来事先对氢弹进行一些探索。所以这个在核工业部的九院之外在原子能所就搞一个氢弹的理论组和氢弹的实验组，那么我就参加了这个组，这就是事先先走一步，实践这个决策是1960年年底。这是个非常重要的决策。为什么非常重要的决策呢？原子弹还没有搞出来，就已经考虑到氢弹的问题了。很多人说我们这个氢弹出来很快，两年零8个月，是原子弹爆炸了以后两年零八个月中国就接下的爆炸的第一颗氢弹，原子弹爆炸呢是在1964年10月16号，为什么这个日期我们记得如此之准确呢？同时这一天赫鲁晓夫下台，巧合。但是离了两年零八个月以后，中国爆炸的第一颗氢弹，其实更早呢是在两年零两个月以后爆炸的一颗氢弹的原理的一个试验，实际上两年零两个月氢弹的原理就突破了。有人就说中国的脑袋那么聪明啊？美国是搞了八年，苏联搞了四年，法国的话他原子弹爆炸比我们早，氢弹还没爆炸出来呢，所以当时中国人爆炸了氢弹以后戴高乐就惊讶了，怎么搞的，批评法国科学家，怎么搞的你们的氢弹到现在还没有搞出来，中国人都搞出来了，你们怎么搞的。所以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怎么会中国氢弹搞得这么快，其实并不是，大家脑子差不多，并不是中国人特别聪明，要犯的错误都要犯过的，准确讲中国从60年年底就开始了，就是中国人一直到氢弹正式过关了，从开始研究到正式过关，前后也花了6年的时间，这是合理的。对不对？认识论啊，没有什么一个脑袋太聪明，该犯的错误也得犯。

　　曾涛：那么在做两弹的研究的期间您也参加了很长的时间，那个过程，现在想起来应该是一个很艰难和困难的一个时期。

　　何祚庥：是一个很艰难的过程，又是一个愉快的过程，为什么愉快的过程呢？它因为这个问题谁也不能说是我拍脑袋一想就会对，这不可能的，因为这是很难的问题，很复杂的问题，当然，要靠一步步地工作做下去，但是各式各样的想法都在那儿猜就跟猜谜一样的，但是是个很难猜的谜，所以没有谁一猜就中，所以要靠大家的讨论，大家的争论，大家的辩论，所以这件事情，就是赶到需要高度合作，我们当时会有很多争吵，很多的辩论，辩论当中还可以互相批评你错了，我错了等等，辩论的面红耳赤，甚至于说我的东西你怎么还没有懂，我的意思体怎么不了解，你为什么不了解呢，你根本就不通，狗屁不通，会相互说到这个，骂狗屁了，不过大家有个优点，说在辩论激烈的时候互相说点狗屁也是可以允许的，要紧的是东西出来。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当时的合作很愉快的，把个人的偏见、个人的荣誉都抛开的。

六　　

　　初识欧阳自远院士，是因为中国探月工程，欧阳自远是中国探月工程首席科学家。

　　但在追溯他的科学历程的时候，我们也奇异地发现，他在许多年里同样做着一件秘密的工作。

　　这是中国第一颗地下核武器试验时的场面。60年代中后期，英美苏等核大国已经将主要实验转向地下核试验和计算机模拟，其目的是自己达到核武器理论设计极限后，禁止其他国家进行核试验。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很快进行了地下核试验。

　　欧阳自远为这些试验付出了自己的青春岁月。在那段时间，家人也只是从他带回的葡萄干等新疆瓜果上猜到他的去处。至于去干什么，他一直守口如瓶。

　　曾涛：我想大家都不会想到您做过地下核实验。

　　欧阳自远：对对。

　　曾涛：一直以来这都是一件很秘密的一个事情，那是在什么时候？

　　欧阳自远：那是在60年代初期，我们国家要进行第一次原子弹爆炸之前。当时我有机会，我在跟侯德封先生做核子地质。我在中国科技大学花了一年的时间又学了一个核物理系的三四年级的课程，所以这样的话，我学过地质，也懂点核物理。当时国家要进行地下核实验的筹备，就希望搞地质的人当中也有懂点核物理的。这个刚好，我很幸运啊，碰到这个节骨眼上，结果我来负责这件事情。

　　我也不知道地下核实验怎么做呀？当时给我们的任务就是希望第一，我们找到一个地方，适合于做地下核实验。第二，这个核实验整个的爆炸过程在地下是个什么样的图象，你得给我说清楚。第三，炸了以后，不能污染，不能够把附近的河流污染。这些东西都得要去进行实验研究，所以那个时候组织了一个小组。我当时在北京，我们就专门来从事我们国家地下核实验的这一套准备工作和试验工作。很快发生了文化大革命，但是这件工作，因为是我们国家的大局，有一点影响，但是没有太大的影响。

　　当时周总理指示第一不能够冒顶，第二不能够放枪，第三不能够污染。提了很多严格的技术上的指标，我们就按照这些指标的要求，老老实实一步一步去做，我们做了4、5年哪。最后证明完全可以做，没问题，最后证明是成功的。所以第一次做的挺好。

采访老科学家纪念第一颗原子弹上天40周年(6)

欧阳自远

　　曾涛：那么一定还会考虑怎么样进去的通道。

　　欧阳自远：对，这个当然，这个由工程兵他们去设计的。他们当然是这是有一整套的设计，他们当然要挖掘坑道，要把武器埋在里头。因为是地下嘛，那你炸完了以后，都要把它封起来，而自个儿能够很严密地把它自个儿堵住。这些都是可以实现的，美国也是这样做的，就把那个通道挖成鱼钩型的，把它就是转几个弯，你这个武器放在这儿，你一炸以后一起就把所有的巷道都给它堵死了。我觉得人家也是这么做的，我们也可以照着这个办法。但是做哪种对象，这可是因地而异，因为我们只允许在那块地方来选择，没有别的余地。

　　曾涛：那么在地下的核爆的时候你们自己看见过吗？

　　欧阳自远：我看到了。那是那天晚上爆炸的，我们国家第一次地下核实验，我们都在现场。我们提心吊胆，我们就怕我们不能实现原来提出来的保证，我认为这个是对国家对人民来说是责任非常重大的一件事情，就怕我们自己哪一点疏忽而不能实现目标。那天炸完了以后我们感到欣慰，确实都达到了原来所预定的指标。

　　炸的时候整个山是往上抬，然后再给它降下去。降下去很多石头块都哗啦哗啦往下掉，往下滚，整个的巷道全部地封死了。那么以后又把它打开来，要打钻取样。我们又重新进去，那是完全另外一个世界。我觉得是非常美的，这里面红红绿绿，把所有的岩石都变成岩浆一样的，把它堵在所有的封闭里头，全部把它堵死，因为温度很高，压力也很大，有的石头都融成岩浆，就是火山喷发出来那个岩浆一样的东西，然后就往四边挤，我觉得堵的严严实实的，挺好的，我们当然又去采了样，又做分析。

　　曾涛：是多长时间以后进去的？

　　欧阳自远：这一两年以后才能进去的，因为你还要再挖个洞，不是原来的洞，所以还经过了一段时间。

　　曾涛：那里面温度高吗？

　　欧阳自远：温度还比较高，放射性也还仍然比较高。但是那个时候已经是没有太大危险了。我们主要想验证一下爆炸以后我们所测到的有关数据，我们要还有一些新的指标，看能不能对得上，要现场采样，所以我们现场都采了样做了一些工作。

　　曾涛：设计完了一年两年之后，重新进到这个地下的时候，您当时是一种什么心情？

　　欧阳自远：我很希望能够再进去，哪怕再危险我也要进去，看看炸后的这个世界是个什么样的一个景象。当然进去以后，看到的情况确实和在地下的岩浆爆发产生的这种地质现象非常类似。因为岩浆终究要产生很多岩脉，岩脉底下的涌浆起到那个缝隙里头就形成一条脉一样的，一直往上升。那儿有好多岩脉，这是人工制造的岩脉。

　　另外我还想能不能找到金刚石，因为当时放了一点东西，可以炸成金刚石。是不是核爆炸可以形成金刚石？当时我们取了一些样品，当然金刚石没有找到，但是很多人工形成的矿物找到了很多，所以这又是另外一个新领域要研究的问题。所以说地下核实验应该说是给我们很大的一种启发吧，激励了我们。虽然这件事情很艰难，但是只要认认真真地去把实验一个一个完成的话，最后我觉得我们还是可以完全实现目标的。

　　曾涛：就是说地下核实验，当时您自己参与了，前后一共有多长的时间？

　　欧阳自远：我从1964年大概一直到70年代末。

　　曾涛：10多年的时间。

　　欧阳自远：对。

　　曾涛：那么这十多年的时间，您的家人或者周围人知道您在哪儿吗？

　　欧阳自远：是这样，当时有纪律，还是不能说到哪儿去的。当时我们这个工作也是有代号的，出去也是不能写信的。我觉得当时有很多春节都是在野外过的。当然大家现在都知道是在新疆实现的。我们就是在沙漠里面过的，夏天的时候是沙漠里面是非常热的，冬天又非常非常冷，特别是晚上，我们还要生炉子。我们都要在现场上一直工作调查，事前准备，事后还要进行重新调查、验证，所以呢还是非常艰苦的。我家里也不知道我到哪儿去。我回去以后我小孩告诉他妈妈说新来了一个叔叔，说明确实是当时很少很少照顾到家里。家里也不问我上哪儿，但其实后来也都知道，因为每次回来总得给家里带点东西吧。你说新疆有什么，哈密瓜、葡萄干，就是这些。你一带葡萄干那人家当然知道你是从新疆来的，不过不点破就是了。我觉得其实就是后来我们单位有很多人知道，但是我们没有权利来去谈这件事情。

　　2002年，《东方巨响》纪录片的摄影师们来到世纪之约，他们讲述了这部用他们的一生拍摄的中国两弹一星的辉煌的记录片。虽然这里没有他们一个镜头，但他们为中国核武器事业留下了青春岁月的见证。

　　他们遗憾的是，限于当时的条件，他们没有能够留下像邓稼先这样许许多多的科学家的影像素材。

　　[音乐，周光召的话]

　　而这个历史的责任交给我们我们能够给它参与而且完成那当时我们觉得一件人生中间做得无愧于自己无愧于国家也无愧于自己的一件事情

　　而它的最可贵的是它训练出来一支很好的集体能够团结一致能够为了一个共同目标去奋斗这个我觉得也是我这一生中间在看到这样的集体恐怕是这是唯一的

　　[23位功勋科学家]

　　他们有23人，他们代表着一群人，历史记住了他们，但不应被我们忘记的还有更多的人，静静伫立的墓碑，凝固了时间，伴随英烈的是那一朵朵绚烂的蘑菇云，当我们享用和平的时候，请记住他们功绩！

[BTV-《世纪之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