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粹科学家进行人体实验的手术台。

　　德国的一项针对二战时期德国科学家的行为的深入研究，展现出了他们与人们的一般认识不太一样的一面

　　国际先驱导报文章 提到纳粹时代的德国科学，人们脑海中浮现的往往是奥斯威辛集中营的人体实验这样的血腥画面。在全世界人们心中，当时德国的整个学术界，就是由这样的大堆“老鼠屎”构成。近年来，德国的一些科研机构对于那段历史进行重估，发现了一些与人们普遍的看法不一样的事实。

　　烂苹果和伪科学

　　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纳粹德国的科学家所开展的某些研究以其极为不人道而为众人所知，并受到全世界人民的谴责。一位年轻的医生——约瑟夫·门格勒在奥斯威辛集中营进行的所谓“验证犹太人是劣等种族”，是这些惨绝人寰的罪行当中最为臭名昭著的例子。那些遗传学实验都是致命性的。　

　　二战结束后的几十年当中，对于第三帝国时期，对于德国的科学家与纳粹政权之间的相互影响的看法，主要集中在这些极其恶劣的案例上。这种看法认为，在纳粹时期的科学被一些“烂苹果”所玷污了。这种版本的历史同样认为：那些“烂苹果”所从事的是低质量、结果毫无意义的“伪科学”；纳粹对于“真正的”科学十分鄙视，因此在这个时期，主要的科学家团体像是一滩浑水：大部分科学家从事协助纳粹罪行的研究主要因为受到了强迫。

　　这种看法广泛地形成于纽伦堡大审判，当时宣判了纳粹高官们的极度罪行，但对于那些并非十分臭名昭著的个人的行为并没有深究，而这些人当中就包括了许多的科学家。消灭了罪大恶极的犯罪头目，正义的使命似乎就完成了。对于战争的胜败双方，似乎都是如此。经验丰富的科学家们和研究管理人员被单独留下，为这个遭受破坏的国家重建科学科学基础体系，因为获胜的同盟国需要西德成为一个强大但和平的国家，来作为对付东方的共产主义的一个堡垒，科学则是这个堡垒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伪科学不伪

　　然而，近年来，随着对于德国历史上这个多灾多难的时期所展开的一次更为广泛的历史性重新评价，科学史学家开始置疑这种“烂苹果”“伪科学”的观点。其实，对于这种战争时期个人行为和动机的不明确性和复杂性的思考，并不仅仅反映在学术界，同样还反映在《哥本哈根》等戏剧以及《抉择》《索菲-斯库勒：希望与反抗》《帝国的毁灭》等一系列的电影中。

　　长期以来，德国的主要科学研究机构一直被鼓励对于他们在20世纪的历史进行重新评估。例如，德国最主要的研究基金资助机构——德国德意志研究联合会(DFG)对于过去支持纳粹政策的研究资金进行了调查。但是，对于揭开自己的过去，并对其进行严格地审视上起到带头作用的是管理着80个研究所的马克斯-普朗克学会(注：Max Planck Society，德国最大的基础研究机构，研究范围包括了自然基础科学和社会科学等各个学科，与致力于应用研究的夫琅和费研究所齐名，以下简称马普学会)。

　　1999年，当时的马普学会主席胡贝特·梅尔克尔发起了一项历时6年，耗费了500万美元资金的项目。这个项目由独立的科学史学家展开，对于纳粹时期的威廉皇帝协会(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的前身)及它的科学家们在支持纳粹的政策上所扮演的角色，进行系统地分析。这个项目于今年3月结束，其中多项研究的结果都说明对于纳粹时德国的科研状况的主流看法十分肤浅。

　　马普学会发现，纳粹时期所展开的极其罪恶的研究，其中大部分并非“伪科学”。实际上，这些研究遵循了传统的科学方法并且在当时处于学术的前沿。马普学会同样还发现纳粹对于基础研究十分尊重，在战争年代增加了科研资金，却并没有以要求科学家加入纳粹政党为前提；许多科学家不仅仅不是屈从于胁迫，而是很自愿地把他们的研究方向确定在符合纳粹的方针政策上——作为一种获得资金以及那些由于纳粹的政策(例如，侵略其它国家)所得来的新资源的方法。研究发现，当时德国大部分的研究人员，似乎并不把纳粹政权看成是一种威胁，而是一个实现他们研究的野心的机会。

　　揭示道德灰色区域

　　由于心理上和世纪操作上的原因，只有在50多年后的今天，这样一种严肃的、公正的重新评估才有可能实现，至少在德国是如此。首先，研究机构中的老一代人正在陆续退休，他们的后来者需要一个清晰的路线，不必背负第三帝国的遗留问题以及战后重建德国的压力的包袱；其次，只是在冷战结束后，西方的历史学家们才能接触到一些重要的俄罗斯的档案。

　　这个项目的最后一次会议，于上月在柏林召开，会议肯定了这次研究的成果。人们可以从该项目在马普学会科学历史研究所的网页上，免费获得一些相关的研究资料(www.mpiwg-berlin.mpg.de/KWG/engl.htm)。网站还给出当时那些跨越了道德的界线的个人的名单，例如，植物遗传学家汉斯·施图贝。他曾经与纳粹党卫军合作在侵略苏联的行动中获得了有价值的俄罗斯植物收藏。

　　这项研究更多地揭露了一个道德上的巨大的灰色区域。例如，德国斯图加特市的威廉皇帝协会金属研究所的研究人员曾自愿地提出了许多项目来改进当时现有武器的杀伤力。研究还证实了对于诺贝尔奖得主，1960至1972年间担任马普学会主席的生物学家阿道夫·博特纳特(Adolf Butenandt)的指控。奥斯威辛的血样是在博特纳特位于柏林的生物化学研究所进行处理的，所以看起来，博特纳特应当早已知情。

　　这项研究把历史学家们从辨认个人行为并为他们定罪带到思考一个更大的问题——科学团体与政体是如何互相影响的。这能让人们更好地理解那段历史，并且从中学习。

　　19世纪三四十年代，对于那些生活在法西斯旗帜下那些人来说，法西斯主义似乎是不朽的。1942年之前，几乎没有德国人设想到：当权的政府会被推翻，或者被一个民主政体所取代，他们认为是忠诚、爱国、或者工作的行为将来会被成为一种罪过。

　　这次行动对于德国的科学家来说是积极的、具有解放意义的。“那些视线仅仅停留在过去的人对于未来将十分盲目，”梅尔克尔在该项目的最后一次会议上说，“那些仅仅关注今天的人也是一样。”(艾黎)

     [国际先驱导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