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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和下西洋600年:从海防到海权


http://www.sciencehuman.com   科学人 网站  2005-07-24

 

《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

    当郑和坐在他的“宝船”上率领“特混舰队”巡弋于南中国海、马六甲海峡、孟加拉湾、印度洋、红海中时,无论是明成祖朱棣还是朝中支持或反对“下西洋”的大臣们,恐怕谁的脑子里都没有闪现过“海权”的影子,因为盘桓在他们心中的是“天下”。
    《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展示了我们先辈视野中的“天下”。这幅长4.75米、宽3.86米的彩绘绢本,绘制于明洪武22年(公元1389年)。所绘地理范围东至日本、朝鲜;南至爪哇;西达非洲西海岸、西欧;北至贝加尔湖以南。全图以内地较详,边疆略疏;明以外的地域以西方描绘最为详细,所列名称几百个,河道湖泊,一目了然。
    值得注意的是,全图没有明显的疆域界限,仅以地名条块的不同颜色来表现“化内”、“化外”之别。作为当时最强势文明的中心,“我朝国势之尊,超迈前古,其驭北虏西番,无汉之和亲,无唐之结盟,无宋之纳岁薄币,亦无兄弟敌国之礼”。(明·敖英:《东谷赘言》卷上)。大明王朝以其“先进文化”和“先进生产力”,吸引着周边地区。
    在这样的背景下,海权是个空疏的话题,岂止海权,连海防也无意义,虽然东南沿海有过长达两个世纪的“倭患”,但那主要是禁海的政府与出海贸易的百姓之争。虽然郑和指出:“国家欲富强,不可置海洋于不顾。财富取之海,危险也来自海上……一旦他国之首夺取南洋,华夏危矣。”然而人们终难想象这样的图景:一个跨海而来的强势文明,横扫我海疆,入长江直抵南京,陷中华于百年苦难、屈辱之中。
    三个世纪后,这一天来了。1840年6月28日,鸦片战争爆发。拥有50艘舰船、3000船员和4000陆军的英国东方远征军攻虎门、抵广州、占上海、控镇江、直逼南京。“天朝”从十几省调兵遣将,结果“纵调百万貔貅,不抵临阵一哄”(林则徐)。1842年8月,清廷被迫与英国签订了《南京条约》,以割地赔款开放通商口岸求和。签约地点:南京静海寺。这里是明成祖朱棣为表彰郑和等出使海外的功勋而敕建的。在静海寺的“郑和下西洋碑”前签订丧权辱国条约时,不知郑和在天之灵作何感想。而当时的官员则已预感“国威自此损矣,国脉自此伤矣,乱民自此生心矣,边境自此多事矣”(董宗远)。
    果然,据不完全统计,自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的百余年间,英、法、日、俄、美、德等帝国主义列强,从海上入侵中国达84次,入侵舰艇达1860多艘,入侵兵力达47万人。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日甲午战争、日俄战争、八国联军入侵,直至抗日战争,外寇接踵从海上登陆,海防荡然无存,国土沦为外人的租界乃至战场。直到人民解放军大军渡江,英国军舰仍肆无忌惮地在长江上向我开炮。
1912年12月,中华民国第一任海军总司令黄钟瑛病逝。孙中山先生发出了“伤心问东亚海权”的浩叹。其实那个时候我们真正面对的问题是“海防”(coast defence),是抵御外寇从海上入侵,我们还没有资格考虑海权(sea power)问题。

德国人Munster的非洲地图(1542-1545年)

    一个多世纪的血雨腥风、筚路蓝缕之后,我们终于有了自己的海防,我们的内河上终于没有了外国军舰,我们终于可以静下心来,向那些“总是欺负我们”的洋老师学习“海权论”了。
    说到“海权论”,就不能不提到与严复同一时代的马汉。当年,小罗斯福读了马汉最早的海权著作之后,立即激动地写信给马汉说:“如果我不把它当作一部经典的话,那就大错特错了。”在美国人的眼里,马汉的《海军战略》与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爱因斯坦的《相对论》、马尔萨斯的《人口论》、马克思的《资本论》等并列为“影响世界历史的著作”。
    细读马汉的著作,发觉美国人推崇马汉不是没有道理的。作为中国人,我们同样应该认真对待马汉,因为马汉的著作是写给他的“自己人”看的,不是为中国人写的,因而无需披上后来才编织的“政治正确性”外衣。阅读马汉,能帮我们理解美丽的外交、学术辞令后面冷酷的现实。
    作为海军军官,马汉远超越了纯粹的军事分析,而是直接从资本主义社会生存发展的角度分析问题。作为殖民者的后裔和军人,马汉直率地将海权、贸易与国家生存联系起来,认为海上贸易是致富的重要途径,是民族繁荣和强盛的主要因素。马汉注意到“荷兰的土地不太可能养活其八分之一的居民”,而这就是荷兰面向大海的原动力。面向大海,造就了一代海上霸主,而海权的丧失则导致荷兰帝国的衰落。同样的故事在西班牙、法兰西、不列颠身上轮番演出。
    马汉进一步指出,“一个有机体绝不可能自己养活自己,它要消化、吸收、分配那些得自外部的东西,而这些不可或缺的外来养分就等同于政治或经济团体的对外商业活动,它使国家获得外部资源的支持”。
    在马汉心里,商业性航运是国家生存发展的命脉,而海权服务于商业性航运:“在尽可能的范围内,合众国的贸易、商业状况不会受到外部战争的影响,这对于整个国家的福祉都是至关重要的。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使敌人无法靠近我们的港口,而且还要远离我们的海岸线。”

    作为战略家,马汉否定了单纯的军事观点:“如果不重振商业性航运,会有这样一支海军吗?这是值得怀疑的。历史已经证明,一位独裁君主可以组建起一支纯粹军事性的海上力量,正如同路易十四的所作所为那样。然而,尽管从表面上看,这样一支海军威风凛凛,不可一世,但经验显示,它如同没有根系的植物一样,不久便会枯萎。”
    由此,我们或许能理解,郑和的“特混舰队”为何消失得无影无踪;在我们这个以历史档案翔实著称的国度中,何以郑和舰队的资料被销毁得干干净净。
    海外贸易决定国运,必须以海权保护之。海权考虑的不是“边界安全”,而是“安全边界”——哪里涉及到国家利益,海权就要覆盖到哪里。这就是马汉立论的基础,所有军事层面的分析都是为此服务的。
    在郑和的年代,中国是所谓东亚朝贡贸易体系的中心,加上禁而不止的走私贸易,明末出现了大规模的白银流入。然而,我们这个立足于农耕文明的社会,没能接受郑和的忠告,也没有诞生自己的马汉。民间海外贸易始终徘徊在“禁”、“弛”之间,更谈不上获得国家海军的保护。
    今天,海外贸易已经实实在在地成为我国经济的命脉。2003年,我国外贸依存度——即进出口总额占GDP的比值——已从上世纪70年代末的10%增长到60%。
    从全球来看,我们的外贸依存度也“名列前茅”。将2003年各国GDP按2004年1月1日汇率换算成美元,得各主要国家的外贸依存度为:中国,62.03%;加拿大,60.87%;德国,56.58%;墨西哥,56.30%;法国,44.64%;西班牙,42.55%;意大利,39.80%;英国,39.00%……
    数据显示,我国前两位贸易伙伴是日本与美国,这两国占我们进出口总额的30%以上。“感觉”上国际贸易极其发达的这两个国家,外贸依存度其实分别只有19.9%、18.7%。而日本拥有亚洲最强大的海上力量,美国则是全球惟一的海上霸主。一旦国际形势有变,谁更被动,谁的经济更受制于人,不言而喻。
    分析各省市的外贸依存度,我们发现,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外贸依存度都很高。其中,广州高达176%、上海146%、天津102%、江苏81%、北京71%、福建61%、浙江41%。如果外贸受阻,这些地区经济将受到极大的破坏。而它们事实上是带动其他地区经济的火车头,是国家财政的主要收入区。
    事实上,因贸易而导致的国际争端已经接踵而至。我们对进口石油的依赖度,1985年不足1%,现在已经超过40%,成为全球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石油进口国,日、美、俄、印为石油和我们摩擦已非偶尔为之。
    全球钢铁、铜、铝价格上涨,被归因于中国经济增长过快,价格下跌,又归因于中国经济放缓,中国想“韬光养晦”,想“不出头”都不可能了。而我们保护自己的贸易利益只能靠WTO规则之类的“国际公理”。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国家发改委对外经济研究所所长张燕生无奈地说:“公平是强者的公平,弱者是没有公平的。这个公平由谁来判定?是美国。”而美国商务部部长古铁雷斯则丢下一句耐人寻味的话:“平心而论,我不相信中国对我们关系面临的政治压力有充分认识。”
    还有多少人记得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我们只能依赖“国联”,指望“国际公理”的经历?那段历史冷冰冰地告诉我们:Might is right!今天,张燕生体验到“美国信奉的不是规则,而是实力,是典型的贸易霸权”,而且“与其说现在美国对中国发动密集的贸易保护是一种抬头,不如说是一种积蓄”,“美国对中国大动干戈,WTO的门槛条款、现在的特保……处处表现是有预谋的”。
    只要中国经济继续高速增长,马汉的子孙们就会以高度警惕的眼光注视我们,无论我们怎样韬光养晦,怎样委曲求全,怎样恪守他们制定的游戏规则,都会被视为破坏他们利益格局的危险因素。只有我们具备不能被战胜的实力,才能赢得他们的尊重,而海权无疑是其中关键的一环。
    在郑和的年代,国家经济对外贸的依赖远不如今天,相对国力则明显强于今天,而长期忽视海权导致了众所周知的结果。今天,是我们认真思考海权问题的时候了。现代国际游戏规则发源于维京海盗时代,要么我们成为适应这一规则的强者;要么用我们先辈“协和万邦”的理念取代这一规则。而无论如何选择,我们都需要强大的海上力量。肥而不强,只能成为足球比赛中的“鱼腩”。
让我们牢记一位伟人的遗训:
    冷眼向洋看世界!

     [科学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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