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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庆龄在文革中被警卫出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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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07-31
文/汤雄
[本文摘自长篇报告文学《宋庆龄与她的卫士长》。建国后，先后有4位警卫战士担任宋庆龄的卫士长。其中三位都与宋庆龄结下深厚情谊，只有“文革”当中那位S警秘倒行逆施，被周总理下令采取非常措施———]
北京宋宅被冲击
1966年夏天，宋庆龄家被红卫兵与造反派包围冲击的消息，很快传到了周恩来的耳朵里。当天，周总理立即派来了一个加强连（原只有一个警卫排），分为三班，日夜守卫与巡逻在宋庆龄家的内外。
为防不测，宋庆龄还令卫士长隋学芳关闭了两扇大门，只在紧邻卫生部的那扇东大门上开了一个观察小门。
但是，家中依然难以获得片刻的安宁：警卫连只挡得住狂热的人们，却挡不住嘈杂的高音喇叭声。每天都有不少红小兵的来信送到宋庆龄手中，翻来覆去仍是那么一个意思，那就是“强烈要求宋奶奶不要再留那种资产阶级的发型与穿那些资产阶级的服饰了”。
每每看着这些笔画稚嫩的来信，宋庆龄只会苦笑着摇摇头，长长地叹着气说：“唉，孩子们不懂事呀，他们可别害了我们的孩子呀！”
一声“他们”，确有所指。
一天,江青来访。几句客套之后，江青便开始滔滔不绝地讲起“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意义。
宋庆龄平静地望着面前这位“共和国的第一夫人”，端庄的脸上甚至带着一丝淡淡的微笑。
17年前，宋庆龄第一次见到江青，是参加开国大典回上海时，当时，毛泽东让江青代表他到前门火车站为宋庆龄送行。两人在一起交谈了不到20分钟。江青当时给宋庆龄留下的是衣着朴素、善解人意的好印象。为此，宋庆龄后来不止一次在不同的场合对别人夸奖江青，说她“有礼貌，讨人喜欢”。宋庆龄第二次见到江青，是在50年代。那次，她在上海家中宴请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及其夫人。江青曾应邀出席作陪。那天，宋庆龄对江青的举止优雅、态度谦和、服饰得体再次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但是，今天的江青却给了她一种可近不可亲的陌生感觉，已经正式登堂入室步入政治舞台的江青，不管是服饰还是神态，都使宋庆龄分明觉察到了从她身上流露出来的一种不可一世的傲慢骄狂之气。宋庆龄意识到自己过去对江青实在是太不了解了。就连一边侍立着的女佣钟兴宝，也感到这个女人官架子好大，是她所见的中央高级首长夫人中最傲慢的一个。
宋庆龄忍不住打断了江青的发挥，微微笑着提醒对方说：“对红卫兵的行动应有所控制，不应使用武力，更不应伤害无辜。”
江青的脸一下子就拉了下来，态度一下子变得冷若冰霜。
江青走后，宋庆龄一连几天不高兴。偏偏在这个时候，从上海还传来了使宋庆龄五内俱焚的消息：上海万国公墓被上海红卫兵视为埋葬旧社会资产阶级的坟墓，砸了个稀巴烂，而宋庆龄的父母因是蒋介石的岳父母，所以，其坟墓更是没有逃过厄运，被红卫兵连棺木都翻捣了出来，还来了个扬尸抛骨。
宋庆龄怀着悲愤，连夜向周恩来总理写了一封信，翌日（8月30日）天一亮，就差隋学芳把信送到了中南海的西花厅，向周总理倾吐心中的悲愤与忧虑，请求党中央对她亲人的坟墓予以保护。
周恩来总理获信后拍案而起，他一边给上海民政局打去加急电话，命令当时的市民政局领导务必在最短的时间里，做好宋副委员长祖墓的恢复与安置工作，一边亲自起草了一份应予保护的在京民主人士的名单。在这份长长的应予保护的人员名单上，宋庆龄的名字排在了第一位。
总理发话了，虽说当时上海民政局已直接控制在张春桥与姚文元、王洪文之流的手中，但慑于总理的威信，上海方面不得不根据总理的特别指示，重新修缮了宋氏墓地。但原先墓碑上的宋庆龄等兄弟姐妹的名字被删掉了，在重新竖立的墓碑上面只剩下了宋庆龄一个人的名字。宋庆龄不好意思再去惊扰日理万机、为国家操碎了心的周总理了。
宋庆龄家中后院起火了
1967年元旦的第二天，隋学芳出大事了。隋刚从北京回上海，上海警卫处的一位领导邀他一道喝酒，俩人议及“文革”都动了肝火。结果，隋学芳因饮酒过量、脑中的毛细血管破裂，年仅38岁的他居然中风,半身不遂了。
消息传来，震惊与惋惜之余，宋庆龄只好向国务院机关事务局紧急报告，请管理局另外派人接替隋学芳的工作。没几天，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给宋庆龄调派来一位40岁出头的警卫秘书，在本文姑且把他叫做S警秘。
这时，“文化大革命”的热浪日甚一日地灼热与疯狂了，红卫兵与造反派们，每天都要簇拥在后海北河沿46号前，一遍遍地高呼“打倒”与“万岁”的口号，冲着宋庆龄居住的那幢主楼咆哮。
本来就有失眠症的宋庆龄，这下更加难以入睡了，她彻夜难眠、坐卧不安。
无奈，宋庆龄只好亲自下楼坐到了警卫秘书的办公室，派人请来S警秘，要求他出面打招呼，谁知S警秘摆出一付“左派”的面孔，拒绝执行。
“你可以试着劝阻一下的，或是好好地向他们解释一下。因为整个家中的正常秩序都被这些没完没了的嘈杂声打乱了。”宋庆龄尽量和颜悦色地向S警秘这么说。
“那，我就试试去吧。”S警秘见宋庆龄脸色不好看，只好模棱两可地答应了一句，站了起来。
更使宋庆龄痛心的是，一些原先对她尊敬有加的工作人员，在S警秘胁迫下,有人露出了势利眼，明争暗斗、开始背叛，更有甚者竟趁火打劫，冲着宋庆龄横眉冷对、白眼相加。
宋庆龄家中后院起火了。家中的“濠梁乐趣”、“观花室”、“听鹂轩”等匾额、楹联被视作“封建色彩的东西”取了下来，砸碎后送到了厨房间；宋庆龄挂在居室里的几幅西洋人体画，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的残余”，扔进了火堆中，换上了毛主席语录；铺在楼梯上与楼上居室里的全毛地毯，要不是宋庆龄及时加以阻止的话，也差点被S警秘等人掀起来卷走；就连宋庆龄最喜欢的小动物———鸽子，也受到了严重威胁，“如果宋庆龄自己不处理”，S警秘就准备动手宰杀了。
这段时间里，家里再也听不到宋庆龄弹奏钢琴的音乐声，看不到她在花园里闲庭信步的身影，放在卧室唱片盒里的她最喜欢的《可怜的蝴蝶》、《晚安》、《当我们年轻的时候》与《风流寡妇圆舞曲》等一批唱片，也都被她自己塞到了床底下。她的卧室里与床头上，出现了大红塑料封面包装的《毛泽东选集》与《毛主席语录》。
警卫中的另类
S警秘在北京家中的所作所为，终于使宋庆龄忍无可忍了，她亲自修书一封，把近来发生在家中的一系列令人不快的、有涉全家人安全的事情，向周恩来总理作了汇报。为确保此信送到西花厅，她特派勇敢的女佣李燕娥巧妙地冲破了大门口红卫兵的封锁，只身携信来到西花厅。
面对宋庆龄的危险境地，周恩来当即作出了两条决定：一是指示对宋庆龄后海住宅加强警卫，除了由部队担任执勤任务以外，还要公安部、北京市公安局、当地派出所三方密切配合，确保宋庆龄免受外来的冲击；二是抱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态度，决定先礼后兵，先找S警秘好好地谈一次，为他洗洗脑子，使之明白是非好坏，从而使S警秘主动醒悟过来。
当天（1967年5月4日），邓颖超就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向后海北河沿46号连打了两个电话，第一个是打给宋庆龄的，原原本本地传达了周恩来对宋庆龄的关怀与提醒；第二个电话是直接打到警卫秘书办公室的，她用简短的一句话，就把S警秘召去了西花厅。
面对邓颖超苦口婆心的开导与劝阻，S警秘当时唯唯诺诺，一口答应了下来，而且果真能在回到后海的一段时间里，做到规规矩矩、老老实实。但是，在后来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他就把邓颖超的诚恳谈话与周恩来总理向他发出的警告都抛在脑后，闹得更凶了。
对S警秘已是仁至义尽的宋庆龄，不得不再次把家中出现的危机密报给周恩来总理。周恩来总理决定实施一年前暂时搁下的第二方案：对S警秘采取非常的措施！
一天，S警刚踏进办公室，两边跃出两个人，一左一右紧紧地挽住了他的两条胳膊，同时，迅速地拔掉了他腰间的小手枪。
“你们想干什么？”当S警秘看清身边两个人竟是门口的警卫战士后，不由惊慌失措地吼了起来。
“对不起，我们只是奉上级命令，在对你采取非常措施的同时，向你宣布以下两件事。”
“什么事？”
“一是从现在你，你在这里的警卫秘书的职务被解除了；二是请你立即离开这里，去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报到。”警卫战士不慌不忙地答道。
事到如今，S警秘这才感到大事不妙：看来自己在这里的日子已到头了，那两个战士是有目的而来的，无奈之下，他只好乖乖地低下了头。
S警秘被驱逐出后海北河沿46号后，宋庆龄又趁热打铁，撤换了那几个紧跟S警秘造反的工作人员，公布了一系列她与秘书张钰早就重新制定的内部管理规定与纪律，并把这事通知了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的军代表。
宋庆龄家中，在经历两年多的混乱后，总算又恢复了往日的宁静与安逸。
（来源：吕氏雅舍文艺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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